宋朝的门道与意义不止《清平乐》 | 书单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电视剧《清平乐》热播至今，评论已出现了两极化的态势。作为一部难得落实在一个真实朝代、有史实支撑的“正剧向”历史剧，它的后宫戏份掺杂着古偶言情元素；而为了嗑“帝后CP”来看剧的观众又在嫌弃前朝戏太多的同时，抱怨后宫戏人设崩塌逻辑撕裂。

不过抛开上述争议，维持《清平乐》“高级”质感的，除了精美考究的服化道之外，宋仁宗朝一众名臣的集体亮相功不可没：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苏舜钦、司马光、苏轼、苏辙……他们被网友戏称为“默写并背诵全文天团”。我们突然发现，他们不仅是文学诗赋大家，是那些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屡屡撞见的名字；他们彼此还很熟，共享同一个社交圈，在同一个朝堂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场，连皇帝都被怼得毫无办法。

宋仁宗时代人才辈出，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与之比肩。在宋史研究者吴钩看来，在《清平乐》之前，鲜有以宋仁宗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君主过于“庸常”，与之呈鲜明对比的则是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众多名臣。“低调”君主与“高调”名臣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官员们如何形成自己的圈子，在社会流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维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家族地位？

正逢《清平乐》热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选取了四部作品帮你理解以“背诵默写天团”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仁宗朝人才辈出，有政治氛围开明的体制性原因。然而宋朝开放包容、锐意进取的繁荣景象在仁宗朝后开始走下坡路，在靖康之变后更是急转直下。我们也要看到，南宋士大夫在异族入侵的外部压力和专制权力扩张的严酷现实下变得保守消极，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帝制中国的后续走向。

“共治天下”：宋朝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 著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宋朝的士大夫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按照宋史学者刘子健的定义，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系统性教育的群体，因此又被称作“士”。通过荐举或科举，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在中国历代中，宋代或许是士大夫最幸福的朝代。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宋史研究者吴钩看来，这背后有两宋政治制度较为开明宽容的缘故。当时的士大夫与平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朝廷也较为注意言路畅通。

这其中的关键是，宋朝实现了士大夫群体与君主“共治天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儒家理想。经过士大夫的筛选、阐释和对儒家治理理想的强调，赵宋王朝形成了一套“祖宗之法”。这个概念在宋仁宗朝被正式提出，为后代君主树立了“虚君实相”的执政标准：“君主地位超然，不亲细务，国家的治理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对政府的检察权则委托给台谏，形成‘二权分立’之势。”

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制度合法性，建立在宋代士大夫对“道统”的重新阐释之上。“道统”是宋人率先提出的政治概念，与君权所代表的“治统”相对。在宋代，形成了代表道理的“道统”不但高于代表君权的“治统”，而且独立于“治统”的政治共识。所以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仁宗似乎过得很“憋屈”，总是被朝臣和谏官上劄子批评。

在吴钩看来，君主“垂拱而治”形成了宋朝版的“责任政府制”：宰相领导一个可问责的政府，一受台谏弹劾，即待罪在家，甚至引咎辞职，以示负责。因此宋朝政治制度还有第二重“二权分立”——政府与台谏。宋代是历代最重视台谏的一个王朝。台谏系统与政府系统完全独立平行，宋朝宰相有权组阁任免官员，却无权任免台谏，现任台谏亦不得与现任宰执有任何利益关系，不得与执政系统的官员有人情往来。以此，台谏得以在最大程度上摆脱宰执的影响，独立行使监察、审查、弹劾之权。为了强化台谏之权，宋廷规定台谏享有“风闻言事”特权，类似于现代议员的言论豁免权。在台谏系统运行良好的时期，比如宋仁宗朝，宰相被台谏弹劾去职的情况比比皆是。

谈到宋代政治，不免要论及党争问题。欧阳修作《朋党论》，认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此类为朋党正名的观点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吴钩创造性地提出，宋代朋党——特别是宋神宗朝形成的新党和旧党——演化出了“政党”的雏形，他们是以共同的政治主张为纽带形成的政治派别。吴钩认为，若是仔细研究新党和旧党的政治主张，会发现他们与当代政治中的“左右派”居然有惊人的相似：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旧党强调道德秩序，主张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反对激进的变革。

荐举联姻：士大夫政治影响力从何处来

《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美]柏文莉 著 刘云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

晏殊栽培了范仲淹，托他引荐门下优秀学子，相中富弼做女婿；恃才傲物的欧阳修与同届中举的状元王拱辰成为连襟，不料因此结怨……在《清平乐》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仁宗朝中的政治精英们有着错综复杂的门生和姻亲关系，宋史学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在《权力关系》一书中告诉我们，荐举与联姻是宋朝士大夫拓展政治影响力、保障家族地位的重要方式。

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整个宋代受教育群体的扩大，世袭官僚把持朝政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据柏文莉分析，从北宋中叶开始，宰相既有那些在宋初就跻身官场的高官之后，也有入仕相对较晚家庭的子弟。鉴于阶级流动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精英阶层亦在通过各种方式谋求地位、身份和仕途的稳定。

科举制促进了宋朝官场向新兴力量的开放，为社会流动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中甲科的高第举子立刻就会从自己优异的考试成绩中获取优势，比如被高官们追逐择为女婿，事实上相当多这类女婿日后成为了宰相。

与此同时，官僚之家依然保有恩荫等特权，研究显示，宋朝宰相所有的儿子和大部分孙子往往通过这一方式被授予官位。官宦子弟也享有许多非正式特权，比如接受更好的教育、有广阔的官场人脉关系。举例而言，促成吕夷简迅速上台执政的是其族人吕蒙正，他在回答皇帝询问时表示，自己的儿子都才能有限，但侄子吕夷简“宰相才也”；韩琦被罢免宰相之职后，长子韩忠彦被诏试馆职，韩琦去世，韩忠彦丁忧结束后再度得到重要升迁机会，而后攀升至宰相。

个人荐举也是宋朝官僚迁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官僚赏识之人往往比那些未受青睐之人升迁得更快。富弼引起范仲淹的注意，然后被晏殊选为女婿的故事不是电视剧的杜撰，而是《宋史》中的记载。这一事例说明了两点：举主不仅可以举官，还可以帮助有潜力的被推荐人为其他权贵所知，甚至协助安排一桩互利的婚姻——事实上，高官们往往相互通婚，因此后人既能从姻亲关系中获益，也能从父方获益。

柏文莉注意到，宋朝位高权重之人似乎很热衷于物色并赏识有才华的年轻人，被荐举之人也不一定局限于上流家庭的出身。以“寒士—伯乐”为主题的传说轶事在宋朝非常流行，从侧面说明了宋代仕途通达的某种不确定性。在柏文莉看来，荐举策略因此具有两面性：

“如果荐举行为来自成功不确定性的刺激，同样的行为却加速了这种不确定性：因为虽然一方面，得到有力的举主有助于高官家庭维持他们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荐举似乎更容易使那些没有显赫出身背景之人至少有时也能取得成功。”

“朱子学”：南宋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转向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日]小岛毅 著 何晓毅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一书中，日本学者小岛毅以“唐宋变革”为主线讲述宋史，核心内容是讨论这一时期“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在小岛毅的笔下，“朱子学”在儒家学说中建立起统治地位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事件，它很大程度上是宋朝之所以如此特殊、中国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在东亚地区扩展的原因：

“公元12世纪朱子学的诞生和13世纪朱子学学说的体制化，是一件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在内的东亚全域的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事实上以唐朝为模范的国家建设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朱子学政治理念旗帜的政权在各地诞生。与此相呼应，起源于宋朝的文化新潮流，按时间差逐渐蔓延到东亚各地。”

“朱子学”崛起的故事要从王安石变法以及新学（新法）和道学（旧法）之争讲起。王安石根据对《周礼》等儒家经典的理解，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推动新法。他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构筑一个滴水不漏的严密社会秩序。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法党奉行的政治理想，被称为新学，即发现“天”与“人”之间的“理”，通过依据“理”的制度（“法”的执行），完善社会秩序，让万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新学的基本立场一度独占朝廷中枢，由程颢、程颐兄弟创始的道学则作为与新法党政权对抗的“在野运动”诞生，其集大成为朱熹及其弟子引领的朱子学。在元祐更化和靖康之变后，道学派曾在政界有过较大的话语权，但道学真正获得统治性地位是在南宋。道学关注“心性”，强调用“天理”来陶冶内心，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论概括和实践路径：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领八条目得到了南宋地方士大夫的广泛接受，在小岛毅看来，这是因为它为士人群体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士人群体日益庞大，中举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八条目却告诉士人，即使“处江湖之远”，依然能够承担治国、平天下的部分责任。直到帝制中国终结，朱子学（或程朱理学）都在士人阶层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多元性的消退：南宋后的文化转向与思想扼杀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美]刘子健 著 赵冬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清平乐》聚焦的仁宗朝堪称宋朝的黄金时代，在一些人心里或许甚至可以称作是帝制中国的黄金时代。一位“克己复礼”的仁慈君主，权力制衡运作良好的政府和虽有“党争”但未出现政治极化的官僚，让专制政体不至于扼杀社会活力，我们因此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的所谓“近代化萌芽”：不断提高的生产力、贸易和重商主义，平民社会的出现与城市化扩张。这些也正是今天的宋朝粉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事实。

既然如此，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既然中国早早就有了“近代化萌芽”，为何没能最终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宋史学者刘子健认为，用“近代化”去形容宋朝惊人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实际上还是落入了“文明演变遵循一套普世标准”的误区。事实上，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进欧洲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与力量。

在他看来，现代历史学家在回顾宋史时把过多关注放在了北宋中期（11世纪）的崭新气象和欣欣向荣上，而忽略了南宋以后发生的文化转向——进入12世纪，迫于外部压力，精英群体将注意力从推动社会变革转向了巩固自身地位和拓展儒家学说在全社会的文化合法性。被树立为儒家正统学说的程朱理学强调个体修炼内在化道德，而非社会或政治体系的变革，这种内在转向让从此以后的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精英无意涉足其他知识领域，比如自然科学。

但刘子健指出，把宋代中国停止进步归咎于儒家士大夫也是有失公允的，是南宋以来专制权力扩张这一严酷的现实限制让他们在事实上也无法激进起来。在高宗的授意下，其代理人、权相秦桧将打击和议反对派的行动扩大为压制不同思想、政见的一般性政策，此举的直接结果是专制上升为独裁。秦桧死后，此类政策依然长期存续，扼杀了思想多元和文化创新，也让之后的帝制中国在传统中裹足不前：

“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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