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美文化的狂欢背后，性少数群体依然陷于泥沼
今天，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也是同性恋非病化30周年。自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上撤除，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
回溯彼时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西风东渐，“性少数群体”、“同性恋”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大陆人的词典。
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仍然被世卫组织定义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同性之爱，如今正渐渐被社会理解和接受，“酷儿”文化成为当今多元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衍生产品甚至在年轻一代的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你当然可以说，时代在前进，观念在进步，比如现在的耽美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消费，耽美题材的剧集年年爆火，“磕cp”也成为了一种日常调侃。
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群众喜闻乐见、商业价值可观的耽美题材作品早已脱离了现实语境，不仅不承担反映真实同志群体生活现状的作用，更出于商业安全的考量，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自我阉割：比如先把爱情的概念偷换为兄弟情、知己情之类的“黑话”，再供观看者自己进行解读。
也直到《霸王别姬》的宣传文案被重新翻出来，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当年对于同志题材的宣传与讨论可以如此光明正大。
我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虚无的糖果，忘记了这本应是一个更沉重的话题。
如今，30年过去了。身处于一个性少数文化被年轻一代逐渐接纳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自信地宣称，它们就是平权斗争胜利的标志？
1. 互为因果的悲剧
1969年6月27日，著名的“石墙运动”在美国爆发。数百名聚集在“石墙酒吧”中的同性恋者与贸然闯入并进行搜捕和敲诈的警察展开了长达五日的斗争，这场与暴力执法和司法不公的对抗，被视作现代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起点。
数十年后的1991年，圣丹斯电影节涌现了大量反映同性恋群体的优秀作品，如詹妮·李文斯顿的《巴黎在燃烧》、马龙·瑞格的《饶舌》、格斯·范·桑特的《我私人的爱达荷》以及德雷克·贾曼的《爱德华二世》等 。
这些影片代表了一种边缘的声音，它们不仅着眼于同性恋群体，而且包含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亚群体，如易装、跨性别等，这次电影节也成为酷儿电影多元化发展的开端。
紧接着，这股浪潮以势不可挡之势从太平洋的彼岸冲向华人世界。
1992年1月，王小波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香港出版。遗憾的是，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本同性恋研究专著，如今它的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但在那时，它无疑为中国性少数群体走出边缘化带来了一道光芒。
1993年，《霸王别姬》轰动中国香港影坛，并很快走向大陆乃至世界。同年，由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喜宴》在美国上映。
在陈凯歌导演的扛鼎之作《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悲剧人物。无论是在清末、民国甚至是解放后，他都未曾融入过时代的主流。年少时即被“窑子里”的母亲送往戏班学艺，成年后苦苦求爱不得，紧接着又遇上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十年浩劫，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结局，在舞台上拔剑自刎而亡。
当下，围绕主角程蝶衣的性别认知问题，在观影者中产生了许多讨论。他在影片中的角色究竟是一个男同性恋，还是一个性别认知为女的男性？
这一争议的产生，事实上正暴露出了大部分观众对性少数群体的不了解。同性恋并不完全代表对自身男性身份的摒弃，也不等同于对阳刚气质的否定。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其关于男同性恋情的小说中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他本人对健硕男体的赞美。
然而，心理认知为女性的程蝶衣则完全不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他以一个女人的情感爱着段小楼，却因自己的躯壳而受到他人的误解甚至唾弃。正如剧中师兄段小楼对他说的那样：“我是假霸王，你可是真虞姬。”
正因如此，柔弱与抗争这一对看似充满矛盾的特质才会在他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程蝶衣与社会的冲突是缄默的，但无声不代表无力，自打他沉默寡言地进入戏班宿舍，以冰冷的眼神凝视嘲笑他的同龄人，随后烧毁母亲留给他的大衣时，他多舛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电影的最后，接受宿命的虞姬挥剑自刎，伴随着一句重新定义自身性别认同的“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将其对社会主流思潮的反抗行为推向了高潮。
性别焦虑、性工作者之子、当红名角、被时代抛弃的艺术家，这些特质微妙地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程蝶衣，塑造了一个在时代变革中鲜明的反抗者形象。它们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因果，不断将程蝶衣的悲剧推往时代的深渊。
2. 欺骗形成的旧伤疤
华人导演李安的两部作品《断背山》和《喜宴》，则更加贴近生活。
在这两部影片中，尽管剧情时代背景不同，但它们都折射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同妻现象。
《喜宴》讲述了在美国生活的同性恋者高伟同为了蒙骗父母，与非法移民的顾威威结婚并致其怀孕的故事。令人耳熟能详的《断背山》则是两个已婚男性恩尼斯和杰克的罗曼史。
从道德的眼光看待这两部电影，高伟同和恩尼斯、杰克都是应当被谴责的对象。他们通过欺诈、利诱等手段成功组建了异性恋家庭，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留下了深深的创痛。
然而，李安反复揭开性少数群体这一血淋淋的旧伤疤的目的，恐怕并不仅出于对这一现象的批判，而是为观影者留下更多对当下社会的思考。
同样是被迫与异性组织家庭，恩尼斯和杰克处于一个同性恋人会受到唾弃甚至残杀的年代。在恩尼斯幼年时，他亲眼目睹了家乡“不合常理”的男同性恋者，被“相信正义的”父亲和其他人凌虐致死。
随着时代的进步，尽管高伟同已经拥有了选择与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力，但他面对“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压迫，仍然走上了隐瞒和欺骗的道路。
这两部电影除了为我们带来感慨以外，还将我们引向了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一对相爱的人长相厮守需要通过如此隐蔽的手段，甚至依靠欺诈来实现？
事实上，高伟同不过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个面对社会的非议而选择克制自己本能爱情的同性恋的缩影。高伟同们宁愿将自己的真实欲望包裹起来，通过欺骗的手段融入支持所谓“正常性取向”的社会，也不愿将自己的内心的另一面坦诚地暴露于世人。
此类影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重要主题虽然围绕着性少数者的爱恨情仇，但编剧们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塑造一对在爱情中得到幸福或痛苦的情侣，而是着眼于更大的主题，即希望通过人物形象来折射社会现实。
它们的面世推动了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关怀。在潜移默化中，人们对性少数群体渐渐产生了包容和理解的心态。
1991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教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1992年，中国第一条艾滋病咨询热线开通。《文汇报》等海内外媒体开始相继发声，支持中国同性恋平权。
最终，1997年，刑法中作为处罚同性恋者的依据“流氓罪”罪名取消。“BP机同志热线”在北京建立，中国第一个同志热线开通。两年后，对《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的起诉被驳回，法院否定了“同性恋是性变态”这一说法。
在这些法律和社会的进步例子中，我们也许这样认为：九十年代以电影工业为先锋的“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大讨论”，多少成为了一束照亮他们“柜子”的光。
3. 耽美文化的消费狂欢
如今，与上世纪的影视作品对比，我们会发现，尽管腐文化在市面上广泛流行，但它在推动性少数群体平权方面则收效甚微。过度商业化是其当下的一大优势，也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弊病——它们顺应了大众的审美，却无法超脱民众的偏见。
许多耽美作品看似在书写同性恋情，但实际上仍然是各种言情小说的老调重弹。它们不过改变了异性文学中女主的生理性别，制造男性恋人之间的“琼瑶剧”和“霸道总裁文”，为读者提供了消费男色的途径。
在上世纪的商品广告中，我们极少发现男性的身影，出现在印刷品和电视银幕中的往往是面容姣好甚至衣着暴露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物化女性是资本讨好具有更高消费力的男性的一种手段。但当下，随着女性地位与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主动迎合女性读者审美的男性明星和文艺作品也不断出现大众的视野中，成为吸引消费的方式。
由此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许多并不反映同性恋情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考虑到受众的因素，往往主动或被迫地自觉向耽美文化靠拢，在商业运作下将男性角色之间的情谊暧昧化，以博得观众的好感。
一方面，部分耽美小说以“攻”、“受”关系替代了父权制度话语下的“阳刚”与“阴柔”，却依然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如贤惠、温婉、柔弱堆砌在同性情侣中的一方身上。
在当下时兴的“ABO”设定（男性群体被区分为传统的雄性alpha，中性beta和具有妊娠能力的雌性omega）中，同性恋被赋予了生育的能力，但在没有摆脱性别二元论的叙事当中，他们只能被看做具有男性性征的传统女性形象，而非拥有生育能力的男性。
另一方面，大众对耽美、腐文化的欣赏，极大脱离了现实语境。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年来风靡的此类作品，大多设定在穿越、异世、历史架空等背景，它们有意地规避了同性恋者在现实生活遇到的社会压力。
耽美文学在高度美化该群体的同时，也磨去了他们平权斗争的棱角，使男男暧昧这一“商品”变得安全和娱乐化，以供读者消遣。
在此类作品中，我们极少看到性少数群体通过法律或其他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等情节，然而许多性少数群体在“出柜”以后仍然面临着逼婚、排挤、误解、唾弃甚至遭到身体或心理上的恶意伤害等严重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从职场上到生活中，性少数群体仍然无法和异性恋一样受到同等的公正待遇，但在许多耽美文学里，同性恋则被视作一种正常甚至受到鼓励的性取向。
首先，它或有或无地传递了一种同性恋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更应当被效仿和支持的暗示，使得许多对异性产生爱慕之情的读者感到困惑而无所适从，这显然违背了酷儿文化尊重差异和多元化的初衷。此外，这也不利于我们正确看待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耽美文化及其衍生的网络文学作品，本应描摹出同性恋群体的现实画像。“酷儿理论”的文化内核是对两性婚姻秩序的挑战和对传统宗法制的反抗，更是对父权制的抗争与颠覆。但如今，这些作品往往尽全力迎合受众的审美，将资本与商业逻辑嵌入同性恋文化，进行一种狂欢式消费。
4. 真实的同性恋群体，依然陷于泥沼
但是，真正的同性恋者面临的压力，难道就因此减轻了吗？
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同性恋在中国“面临的不是严酷的迫害和极端的仇视，而是主流社会的忽视和蔑视。”
事实上，自1997年流氓罪被取消之后，我国民法在同性恋方面仍然在原地打转。性少数群体作为不宜被加以谈论的道德灰色地带，既不持反对意见，也绝不可能认同，这或许是当下公检法机关乃至全社会对其的一致观点。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因此完全无法得到保护。
2018年9月，从业近十年的山东教师明珏（化名），因其同性恋身份失去教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法律并未对职场中的性取向歧视做出任何相关规定。当此类事件发生时，我们难以像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一样对性少数群体施以援手。
尽管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决定是带有歧视性的、不公正的，但法律的缺失使我们很难认定做出这一决定的学校领导需要担负何种责任。
正因如此，许多同性恋者会感到迷茫和焦虑。“认同”而不“出柜”是中国当下同性恋群体的普遍现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性少数群体在职场出柜比其他情境更难，主要出于害怕被骚扰。”
他们惧怕自己的爱情被宣告非法，由于无法完成繁衍“任务”而被社会边缘化。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尽管对自己的性少数身份有良好认同，但仍然选择走上形婚的道路，重复断背山或喜宴式的悲剧。耽美小说里皆大欢喜的结局，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幻想中的美好世界罢了。
在现实社会中，同性恋的生活并不那么一帆风顺。与异性恋一样，这个群体同样充斥着犯罪、贫困、仇杀、暴力，他们或她们从不比异性恋高尚，正相反，由于社会广泛的误解，他们或她们往往处于一种更加尴尬的境地。因此，这些人更需要得到大众的宽容与理解。
2019年，讲述同妻生活现状的电影《再见，南屏晚钟》摘得柏林电影节泰迪熊评审团奖，导演相梓在她的发言中修改引用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面的一段话：
“难道酷儿（Queer）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其实，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性少数平权运动不过在围绕着一个诉求展开，即无论异性恋、同性恋抑或跨性别者，都能忠实地顺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会受到世俗的阻挠，每一个不跟随大流的造物，都会被浪花温柔以待。爱情如此，生命亦然。
在当下这个鼓励多元化的时代，性少数群体的胜利，正是每一个独立个体的胜利。
（本文为读者向看理想的投稿，经看理想编辑，看理想由作者授权发布。作者：陆野苹，编辑：荞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