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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紫《秀子姑娘》文本分析

不存在的爱情

在《秀子姑娘》中，姚军官利用双方身份与权力的不对等，在战俘秀子处于极大的的精神压力、心理状况恶劣的情况下，通过收买、欺骗等手段对秀子施加精神控制，并最终获取了秀子的“爱情”，也导致了秀子走向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在战俘营这种特殊的场景和身份的差异，我不认为姚军官和秀子之间会产生爱情，姚军官的这种行为在一个正常社会无疑是有悖于道德的，然而，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一切战争根本上都是反道德的，所以仅从正常社会的道德角度看待姚军官的行为是不可能的。作为审讯人员，从秀子处获取情报是姚军官的使命与职责，而且他的行为对于秀子这样一个敌国战俘而言并没有触及人道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底线，因此他的行为不存在伦理问题。如果说姚军官真的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他一厢情愿地将秀子在极端情况下对他的依恋视为了正常的男女恋情，并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段关系里他和秀子完全的不平等，以至于模糊了战争与个人情感的边界让自己深陷于这种不健康的关系中。

现代性的启示录

秀子之死在小说中似乎是一场意外的悲剧，表面上看是姚军官用他自己置换了秀子心中对“爱国”的执念成为秀子的精神支柱后却背叛秀子的行为导致了秀子的死亡，但即使没有姚军官的存在，秀子必然会由于她的被俘和日军战事的失利而崩溃。归根结底，尽管姚紫本人明显是把《秀子姑娘》作为爱情小说来创作的，但我不认为它的故事与爱情有任何联系，而是二战背景下的有关现代性的寓言。在姚军官对秀子的规劝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以来的多种思潮在他身上的影响，包括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可以说，他正是象征了现代性的五四知识分子的典型。但姚军官所代表的启蒙理性对秀子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秀子不为姚军官的启蒙所动，相反，是姚军官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对秀子不断地妥协和退让，以至于最终彻底放弃以捍卫和平的理想感召秀子。这种妥协在姚军官设计套出秀子情报的部分达到极致：在无计可施之后，姚军官选择了秀子完全丧失意识和思考能力的时机，并将他一直憧憬的中日和平作为谎言说出，这标志着他对秀子进行说服与启蒙的努力也彻底破产。作为一个寓言，《秀子姑娘》讲述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蓬勃发展的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暴行面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以至于对本身产生根本性质疑（姚军官在事故发生后的自责）的过程，两个主人公间“爱情”的悲剧则是超越了国家、阶级和民族的普遍人性这一神话的破灭。虽然小说戛然而止于秀子之死，但现代性的解体没有尽头，人们不可能不产生疑问，像秀子这样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不存在智力缺陷的人会在亚洲现代化程度最高国家的对外侵略中表现的如此狂热，在一系列的“奥斯维辛之问”后，人们将面临一个破碎而迷茫的后现代世界。

“平庸之恶”

对于秀子而言，她绝不只是一个无辜的被牵涉进战争的日本平民，从参军到被俘，她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皆是出于自愿，无论姚军官如何强调他在秀子身上看到了大和民族女子特有的忧伤都无法洗清秀子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这一事实。就《秀子姑娘》对秀子的刻画而言，它没有将日本军人写成没有理性的禽兽，而是极力强调秀子身上普通人的特征，或许作者的本意是通过描写秀子“人性”的一面来反思战争，促进战争波及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但我认为姚紫无意中塑造了一个东方的阿道夫·艾希曼式的人物，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典型。自始至终，秀子都把“爱国”作为维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支柱，坚决的拒绝姚军官试图传递给她的国际主义思想，在辩论中，她反复而机械地复述着日本军部的宣传，从未质疑过天皇和军部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合法性，她放弃了“思”，任凭自己成为日本法西斯作恶的工具。这是否说明秀子只是日本军部的帮凶，本性纯洁的她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呢？或许作者姚紫是如此认为的，但我绝不认为秀子是所谓的牺牲品，相反，以她为代表的许多日本国民和士兵是日本战争罪行的直接行为主体和基石。在阿伦特看来，人类的良知是“思”这一行为的衍生物，而“恶”作为“思”的终止，从根本上讲是反意义的。不同于阿伦特，之前的哲学家普遍认为“恶”是无意义的，“恶”是善的缺乏而不是其对立，是没有本质的一种非存在，而阿伦特则将“恶”解释为“思”的终止，是意义的否定而非缺失，“恶”也在此基础上是有本质的，所以秀子身上的这种由无“思”引发的“恶”是本真的恶，绝对的恶，是不可宽恕与理解的。再来看姚军官与秀子的辩论，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姚军官是在和秀子对话，倒不如说是在和秀子身上的“恶”对话，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姚军官在基于“思”所得出的想法，包括世界主义、国家/政府（蒋介石）关系等在无“思”的恶身上是得不到回响的，它的存在本身即对意义的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