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的这些年（二）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性格不合，所以我们全家出行至今只有一次，就是我来北京上大学。那年的北京夏天全是桑拿天。我爸爸热得受不了，只要外出，就拿一块手绢沾上水一直搭在头顶上。我九月九日开学，提前一周到北京，住在大学南门旁的京演一招。这一周里，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北京什么东西都贵。大学交学费在学校的小树林，那时候没有手机，大家都是交现金，我当时跟另外一个胖姑娘前后排队，相见甚欢，她学理，我学文。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是朋友。而她现在已经是大学的老师了，我还游荡在社会的边缘。

大学入学后第二周的一天，我在宿舍准备去上晚自习，被同学通知去找导员。我心里想着，不会刚来学校，自己的才华就被发现了吧（这种良好的自我陶醉心理一直伴随我到今天）。见到导员，才知道原来是第一周填写的大学生心理素质测试显示我有强烈的抑郁倾向，所以才会被接见。谈话过程以及结果显示：导员完全不相信自己眼前这个一口东北话，动不动眼睛笑得眯一条缝儿的小胖姑娘有什么抑郁倾向，所以不到十五分钟就把我放走了。

大学一年级，向往爱情的我，一直在减肥，用了各种方法：穿电视推销的少了脚后跟的瘦身鞋，喝减肥茶。第一年结束的暑假里，照着方子做了减肥汤，早饭午饭都喝汤，到了晚上，我爸做猪肉蒸饺，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口气吃了二十几个，之后把一锅减肥汤全倒了。

大学二年级，吃减肥药减肥。减肥药是同寝室的搞美声的姐妹推荐的，说是自己的声乐老师演出前都吃这个药，没有副作用，见效快。果然我的体重肉眼可见地往下掉，刺激地全班女生都跟着我吃这种减肥药。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减肥太狠了，月经几个月不来。我拽上好友去人民医院看病，医生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朋友没？我愣了一下：有啊，有朋友。好友在旁边杵了我一下，朝我狠命地眨巴眼睛，我突然间好像明白了，赶忙一个劲地摇头摆手说：没有，没有。从医院里出来，朋友嘎嘎大笑。我们在附近一个小饭馆儿点了两个菜，一瓶啤酒，我说：要是有朋友就好了，还减啥肥。

大学三年级，我跟我好友，就是那个陪我去医院陪我喝酒的1.76米的东北女孩儿在食堂里突然都注意到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俩都对这个男生感兴趣。我们俩只要一到食堂，眼睛就开始四处扫描，只要发现那个男生，就无比兴奋。为了他，我们起了个外号，叫“豆包”，我之前还给我们宿舍美女的男朋友起过外号“原木”，一直沿用到今，聊天必用“原木”（当时正好看《731部队》）。对“豆包”的迷恋发展到，我们俩为了能多看他两眼，假装在路上把一条手链解开又系上，反复很多次。这种迷恋在大四上学期嘎然而止。我们同宿舍的一个姐妹，跟“豆包”选了同一个选修课。看到我们如此迷恋一位男生，不知道出于何种目的，约着“豆包”吃了一顿蟹老宋。然后我跟朋友就好像美好的事物被玷污了一样，同时放弃了这种痴迷。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豆包是否关注过我们。

大四，大家都在忙着考研或者找工作。我很迷茫。之前我的人生目标很明确，考上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但是面临毕业，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喜欢电影、广告，咨询了当时的同学，发现北京只有传媒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有广告设计专业，但是需要有美术背景。就像高三的时候，看到同班同学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很心动。倒是没有想过读表演专业，就是觉得自己喜欢写东西，喜欢那个文艺的氛围。但是当时也没有想过报名一个编剧专业什么的。可能是我还不够勇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也可能是当时的思想太封闭了，考大学的时候没想过报艺术学校，总觉得综合大学才是正途。最后还是决定考研，当时法律硕士是面向本科专业非法律的学生设置的，想着自己本科英语，硕士读个法律，出来好找工作。于是买来超级厚的备考书来看。终于在一个午后的自习室，我望着窗外灿烂的阳光下的粉花绿树，再看看自己沾了口水的大部头，毅然决然放弃了。之后我又备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英语专业，无奈败北。大四的三月份，我一直在忙着调剂考研学校，先后联系了北京科技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但是都无果。想着自己怀揣着留京指标，我突然又有了目标—拿到北京户口。想着最容易有北京户口的是学校，于是我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先是一个望京的中学同意接收我，但是同寝姐妹都觉得好远啊。。。所以最后选择了一家位于三元桥的学校，同意接收并且给户口。结果一场非典突如其来。本来没当回事的我，在国家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被好心的图书管理员大姐告知：多注意吧，人民医院好几起了。之后我们学校成了重灾区。学校西门的小超市瞬间被洗劫一空，放着 方便面以及饼干箱子的架子空空如也并且被挤得歪倒在墙上。学校里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害怕极了，给爸妈打电话都是带着哭腔的。一狠心，买了机票，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就是逃离北京。在长春换火车回老家，车厢里的人看到我戴了两层口罩都拿异样的眼神看我。而我在回家之后彻底改变了家里的卫生习惯，家里天天被我喷的八四消毒液味儿充斥着。六月中旬，疫情结束，我返回北京，没有毕业答辩，院里根据毕业论文给出了分数，计划好的毕业旅行也泡汤了。毕业典礼当天，国旗在空中升起一半的时候被风撕裂，我在队伍中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注定是垮掉的一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