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摔了一跤
看电影《情诗》初始的二十分钟,觉得生养孩子真是一件冤孽。你跪在病榻前为了生养自己的人伤心,你的孩子在一旁贪婪地抱住糖水罐头不肯撒手,发出小孩特有的尖锐嘟囔。你的伴侣在一旁拿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方式,像个被困在钢丝上的马戏演员。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外婆的老房子里,我妈摔了一跤。那是非常廉价的仿珐琅大理石地面,冷硬光滑,我妈摔倒时好像能听得到膝盖的一声闷响。她那时三十岁出头,漂亮,爱穿露膝盖的半身裙。我妈跪在那里有两三秒的时间,而我停下手中摆弄的什么玩具,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妈突然大哭起来,但似乎并不因为疼痛;即使那时我是那么年幼,都能隐隐体会到她哭声里的那种伤心和绝望不是肉体上的疼痛所能给予的。然后,就像忽然反应过来了什么,我妈哭喊着在地上拖行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地向我爬过来想要扬起巴掌。我记得她真的打到了我,打疼了我。懵懂之间,我也惊骇地失声哭起来——这种惊骇或许源于目睹了我妈前所未有的崩溃表现,并从她后继情绪激烈的言辞中忽然体会出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恨意,或许是因为我尽力揣测之后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妈自己摔倒这件事的结果是,我要为此挨打和被“恨”?
我妈恨我没有去安慰她,她在那一瞬间觉得白养了我,怀胎十月辛苦生养,却在自己摔了一跤之后连安慰和心痛都没有表现出的女儿,可不就是一件冤孽?
我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知道在我妈期待中我的眼泪滞后了很多,即使实际上从她摔跤到我害怕大哭仅仅过去了不到十分钟。可仍然,这眼泪让我妈在几分钟后平静下来,反过来稍微地安慰了我;不过它并不出自我妈所设想的那种亲人遭受痛苦和不幸后表示哀恸的本能(她几乎将此认为是做子女的基因或某种人伦底限),而更多地出自一种道德责任——“我”在女儿的角色里,应该要完成一种“表示痛苦和心疼”的社会期待,或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劳动指标。
我的家庭从来都是世俗标准中非常正常的家庭,甚至因为我的一点聪明和成绩在父母朋辈中显得耀眼。而美满之下,我将亲人当做“我所认识并偶尔亲熟的他者”的淡漠,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显形,并通过我父母引以为荣的高等教育而日益根深叶茂。
这件事情在我成年很久之后依然表现出漫长的延续性。和我妈讲电话时,她经常会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老了,常常“摔跤”;而在她的职业图层中,我妈依然是那个强韧、严格、高贵的女人,运筹帷幄,无往不利。
【“母亲说:‘我爱你,看,我不幸福。’ 她让我觉得:幸福即不忠。她藏起她的幸福,故意为难我,要我让她幸福——如果我做得到。” ——苏珊·桑塔格日记】
让我用十二月的一段随笔结束:
休假回来,十二月骤然忙碌。午餐时间没心情吃饭,在办公室楼下抽烟,顶着凌冽的风。
一年的时间像潮水,已经涌到不能再高的高处,随时会一个浪头砸下来。潮水席卷已然远去的河源地峭壁上的枯枝、绿叶和浆果,就在这个瞬间将它们全部送上半空,再重重封存于岸。十二月终结的时候,新近形成的记忆冰层即将覆盖一年间的所有琐事,带着转化为祝福的诅咒或正相反。而返璞归真从未存在,更多追寻原真性的回响只是被沉默。如不能上岸,它们就形成滞涩的泥浆,酝酿更加磅礴的洪水和海啸——仍然以静默的形式。
我想起我的母亲,她三十岁,在政府部门做档案员。午餐休息的时候她不抽烟,她一辈子都不抽烟。
那些春天,母亲单位的杏花开得很好。休息的时候,她将我抱起,走到那些花树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