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用中国古代报恩故事梳理文化发展脉络 ——从“结草衔环”说起

【杂文】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感恩文化，历朝历代都产出了大量的报恩故事，其中的典型更是变为成语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近读了许多神话和寓言，逐渐摸索到一条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发展脉络，但觉有趣，略说成文，以飨读者。

成语“结草衔环”中讲了两个报恩故事。

首先是“结草”：

·《左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雒，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魏武子有个未生育宠妾。魏武子病死前，对宠妾的处置态度前后矛盾，先是要求儿子魏颗在他死后让这名宠妾嫁人，病重时则改变主意要把宠妾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还是将宠妾外嫁，理由是父亲病重之时神志不清，自己应当遵从父亲清醒时的命令。后来，秦桓公伐晋，魏颗率军抗秦。战场上，一位神秘老人用编织的草环绊倒秦将杜回，魏颗俘获杜回，因此取胜。当晚老人托梦告诉魏颗，自己是那名宠妾的父亲，感激魏颗没有将他女儿殉葬，特来报恩。

其次是“衔环”（典出《搜神记·卷二十》。百年后吴均所著《续齐谐记· 黄雀报恩而至》里的情节比之搜神记原文更加丰富，故一并列出）：

·《搜神记·卷二十》——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

·《续齐谐记· 黄雀报恩而至》——弘农杨宝，性慈爱。年九岁，至华阴山，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逐树下，伤瘢甚多，宛转复为蝼蚁所困。宝怀之以归，置诸梁上。夜闻啼声甚切，亲自照视，为蚊所啮，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黄花。逮十余曰，毛羽成，飞翔，朝去暮来，宿巾箱中，如此积年。忽与群雀俱来，哀鸣绕堂，数日乃去。是夕，宝三更读书，有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莱，为鸱枭所搏，蒙君之仁爱见救，今当受赐南海。”别以四玉环与之，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从登三公，事如此环矣。”宝之孝大闻天下，名位曰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时，有大鸟降，人皆谓真孝招也。

弘农人杨宝，生性慈爱。九岁那年，杨宝在华阴山从鸱枭（chī xiāo，鹞鹰，一种凶猛的食肉鸟）爪下救出一只严重受伤的黄雀，并把它带回家悉心照料。黄雀早晨飞走，晚上又回来，如此过了许久，直至它把伤养好才离去。一天，杨宝读书到午夜，一黄衣童子来到他面前，自称是王母使者，当年出使蓬莱被鸱枭所伤，幸得相救，现在要向杨宝报恩。黄衣童子交给杨宝四个玉环，许诺杨宝的子孙都会洁白如玉环（指品行高洁），并且位列三公。杨宝的儿子杨振，孙子杨秉，曾孙杨彪，果然四世三公。

“结草”是春秋时期的故事，“衔环”则出现在东汉时期。如果仔细观察对比，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报恩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前者是人对人的报恩，后者则是动物对人的报恩，这一变化正是隐藏于故事背后的那条文化发展脉络——佛教兴起，所起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思想开始对中国的神话传说进行改造和影响。回顾佛教传入前的中国神话传说，动物在其中的形象都是低人一等的存在，不管这些动物是灵兽，还是神臣，人类在此类故事中都拥有对它们的生杀予夺之大权。

以《庄子》中的几篇故事为例：

·神龟托梦——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君曰：“渔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会朝。”明口，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鹈鹕。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

·涸辙之鲋——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鱼之肆！’”

·鲁侯养鸟——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神龟托梦：一只能给君王托梦的神龟，希望能通过托梦被解救，没成想，由于神龟的龟甲占卜灵验，便被宋元君杀掉用于占卜，事后发现果真灵验。

涸辙之鲋：被困在干枯车辙中的一条鲋鱼自称是东海之臣，请求庄周救它。庄周表示自己会去游说吴越的君主，开凿运河引水来救它。鲋鱼愤怒地说，那你还不如早点去鱼店看我的尸体。

鲁侯养鸟：有只海鸟停留在鲁国郊外，鲁王予以豪华接待，山珍海味齐至，高雅音乐作陪。鲁王用养自己的方式养鸟，而不用养鸟的方式养鸟，导致海鸟不吃不喝，三天后就死了。

佛教传入前的故事中，具备道德的主体只能是人，也只有人和“人格化的神”能拥有种种完美的品质。从神话故事的角度观之，整体演变过程是“从神到人”（这点和西方神话从神到人的演变路径一致），比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等等。而用来比喻人的那些动物，从来不会真的被当成人来看待，即便它们在故事里或者幻化成人，或者能开口说话，亦或是十分稀有，最终下场也不会太好。

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文化。佛教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哲学和宇宙观，完全区别于儒家与道家描述世界的传统的等级和自然观念。佛教传入中国后，关于动物的故事也随之变化，故事里开始引入佛教里因果报应、生命轮回等观点，道德逐渐从人类独占变成与动物共享的特质。此时故事中的动物，终于成了真正的人。

以东晋《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正好生活在佛教兴起的年代。他写的报恩故事开始逐渐套路起来，似乎有一个佛教公式始终贯穿其中。有些故事，如田螺姑娘，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索性不再翻译，大抵都是在说某人救了某动物，后面动物又回来报恩云云。

·《搜神记·病龙雨》孙登医龙——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痘，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搜神记·董昭之》蚂蚁报恩——吴富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著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蹹杀之。”昭意甚怜此蚁，因以绳系芦著船。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历十馀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狱馀杭。昭之忽思：“蚁王梦，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两三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人云：“可急投馀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馀杭山。旋遇赦，得免。

·《搜神后记·白水素女》田螺姑娘——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不可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任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搜神后记·蛟子》蛟子哭坟——长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边。有女子渚次澣衣，觉身中有异，后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鮧鱼。女以己所生，甚怜异之。乃着澡盘水中养之。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为“破阻”，小者为“扑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举头望母，良久方去。经年后，女亡，三蛟子一时俱至墓所哭之，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嗥。

不同时代，支撑故事的思想倾向不同，但其支撑内核永远是当时的文化主基调。文化之间并非单向传播，它们总是互相影响。由此，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便清晰起来，各种文化现象主要来自于民族、宗教、哲学的融合过程。

没有什么比在作品中让三教归一更能体现文化的融合，通过观察儒释道三家经过千年融合后诞生的文学作品就能发现，三教合一的潮流在明王朝达到了顶峰。最著名的当属其中的集大成者《西游记》，里面对儒家的等级、道家（真道）的无为、佛教的因果，方方面面都有涉及。而且《西游记》的故事也可以看做以动物报恩为主线，孙悟空一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就是在报恩。这种写法，相较于以前的套路化模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思想更加复杂多元。我们能从中窥见文化融合的小火苗渐渐闪耀。

除开作者本人的文化倾向，读者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对故事创作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书籍市场商业化氛围浓厚的时期尤为突出。《漫谈近代小说发展史中被忽视的微小进步》一文中，我曾说过，人民群众一直以来最爱读的是“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类的小说，第二爱看的则是上述“神鬼异志”类。到了清朝，一部该领域内集大成的作品《聊斋》也问世了。古灵精怪们要么蹦出来害人，要么蹦出来报恩。

看上去故事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妖怪不像妖怪”，但作品中实际上处处都是人性的流露，比如聂小倩这种鬼的报恩，不知惹了现代观众多少眼泪。这些奇谈鬼怪的背后，杂糅了人民群众各式各样的信仰。

报恩的主体从人到动物再到鬼怪，不仅是道德主体的变化，更是文化主体的不断演进，文学作品内容和思想的变迁展示着文化融合、群众审美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自然，到了新中国，也会有新的文化转变。比如......哦，建国以后，不许成精。那么，本文就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