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读书笔记
译者前言
（书下注释）1749年10月的一天，卢梭从巴黎到远郊的万森纳监狱去探视被关押在那里的狄德罗。这一天，虽盛夏已过，但依然骄阳似火，天气十分炎热。途中，他在一棵橡树下坐下来休息，从衣兜里取出他随身带的一份《法兰西信使报》，突然，他看到了报上刊登的第戎科学院1750年的有奖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他在《忏悔录》第8卷中说：“在看到这个问题的那一刹那间，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全身好像受到了一次大震动，许多新奇的思想一起涌上心头。
三、他为什么要改动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题目
1750年卢梭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发表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系在他心中，想加以揭示和论述。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人的真实面貌和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在第一篇论文中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确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甚至于要认清楚自己的朋友也得等到重大的关头，也就是说，要等到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的关头，因为唯有到了这种关头，对朋友的认识才具有本质的意义。”人的心态到了这种地步，是十分可悲的。
为了追根溯源，论述这个问题，卢梭在第二篇论文中把“当初大自然创造的人”（第31页）和“在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中”的人（第31页）加以对比，他发现：
“如同格洛巨斯的雕像之遭到天气和海水的侵蚀与狂风暴雨的吹打已经被弄得不像一尊海神而像一头猛兽，人的灵魂也一样；在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中，由于千百种不断产生的原因的影响，由于在获得许多知识的同时又接受了许多谬见，由于身体气质的变化和欲念的不断冲动，可以说，人的灵魂也是被弄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第31页）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变了形的人的面貌后边，卢梭看到了“带有天国庄严的纯朴的烙印”的原始人的面貌。他告诉人们：只要留心观察，就能看出他“从大自然的手中出来时的样子”（第45页）。
把卢梭的两篇论文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第二篇论文的笔调与第一篇论文的笔调有所不同。第一篇论文重在批评，行文是道德学家的口吻；而第二篇论文则重在分析，以哲人的目光观察处于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与处于文明状态中的文明人之间的差异。他说：“野蛮人和文明人在心灵深处和天性的倾向方面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在野蛮人看来是极幸福的状态，在文明人看来却苦不堪言。”（第113页）这种差异，在两篇论文中都有所论述，但不同的是，第二篇论文的文字却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是怎样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卢梭认为，阐明了这个问题，就可找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因此他无视第戎科学院提出的征文题目，将科学院的原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这种现象是否为自然法所容许”改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因为，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要阐明人是怎样从自然状态中的平等沦落到社会状态中的不平等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之间相隔着巨大的距离，其间经历了千百个世纪，人类是怎样走过这漫长的道路，从这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卢梭设想了两次“巨大的变化”；由于这两次巨大变化的结果，才使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过渡到社会状态。
这两次巨大的变化中的第一次变化，是大自然造成的，是各种外因的综合，例如人的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改变或破坏了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依赖土地和山林的出产与气候的适宜的人遇到了灾难性的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结成小型的群体，才能渡过难关，于是出现了初期的家庭；有了家庭随之就有了少量的家庭财产和简单的语言。在卢梭看来，由小型的群体形成的这种社会状态，是“人类真正的青年时期”（第88页）。这段时间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是持续的时间最长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愈是深入研究，便愈是发现这种状态是最不容易发生剧变的状态，因此对人类来说，是最好的状态，只是由于某些后果严重的偶然事件相继发生（为了共同的利益，它们永不发生就好了），人类才脱离了这种状态”（第88页）。不过，这时候离卢梭描述的“不平等的极限”（第112页）还十分遥远，还需要第二次巨变才能完全导致人类堕落的最后一个步骤。
这第二次巨变，卢梭认为是冶金和农耕这两种技术的发明。这两种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一种“事物的新秩序”（第92页）。这一演变，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人为的结果。“使人走向文明但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黄金和白银，但在哲人看来却是铁和小麦。”（第88-89页）
这第二次巨变，又引起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卢梭告诉我们：“循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这几次革命性的变化中的进展情况继续探讨下去”（第107页），就可发现法律和个人产权是怎样确立的，就可看出政治权力是怎样演变成专制制度的。《论不平等》第二部分所要揭示的就是这些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奥秘。
献词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如果要我选择我的出生之地，我将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她的幅员以人的劳作能达到的范围为限，也就是说，以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的能力为限；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单凭自己的力量便足以完成自己的工作，谁也不会把自己承担的事情推给他人去做。而且，在这个国家里，彼此都互相认识：无论恶事是多么隐蔽，善行是多么细微，都不能逃脱公众的眼睛和评论。由于有彼此经常会面和互相了解的良好习俗，所以，人们把对祖国的爱升华成了对公民的爱，而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
我愿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以便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永远以共同的福祉为宗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人民和主权者彼此视为一体，因此，我愿出生在一个施政温和的民主政府治理下的国家。
我希望我在有生之日是自由的，死的时候也是自由的，着就是说，我要如此忠实地服从法律，无论是我或其他的人，都不能脱离法律的光荣的约束。这种约束是有益的和温和的，即使是最骄傲的人也愿驯顺地遵守，因为他不是为了受其他的约束而生的。
我希望在这个国家里，谁也不能自认为高居在法律之上，而任何一个国外的人也不能强要这个国家承认他由此权威，因为，不论一个政府的体制如何，只要有一个人不受法律的约束，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他的任意摆布。如果有一个本国人为首领，同时又有一个外国人担任首领，则无论他们如何分配权力，他们两人都不可能为人们很好地服从，国家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理。
我不愿意居住在一个新建立的共和国里，不论她有多么好的法律，我也不愿意，因为我担心不按当时的需要而成立的政府不适合新的公民，或者说公民还不适合新的政府。因此，这个国家几乎在她诞生之时便有发生动乱或被摧毁之虞。自由和食物一样，对人的效用将因人而异；以食物为例，鲜美的固体食物，体质强壮并常吃这类食物的人食之，当然大有补益，可增强身体，然而体质柔弱的人食之，则徒增肠胃的负担，有损健康，陷于沉醉。人民一旦过惯了在首领统治下的生活，就不可能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如果他们试图摆脱枷锁，他们将更加远离自由；他们将把与自由背道而驰的恣意行事和胡作非为当成自由；他们的革命最终将使他们落入蛊惑家的手里，使他们身上的锁链更加沉重。作为所有自由人民的楷模的罗马人，在摆脱了塔尔干王朝的压迫之后，尚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奴隶制度和塔尔干王朝强要他们从事的卑贱的劳动，败坏了他们的本性，因此，他们起初只不过是一群无知的愚民，必须以极大的智慧加以安抚和治理，才能使他们慢慢习惯于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才能使这些在暴政统治下已变得头脑十分迟钝甚至有些呆傻的人逐渐具有纯朴的民风和彪悍的勇气，并最终成为世界各名族中最受尊敬的人民。因此，我要寻找一个兴盛的和安宁的共和国作我的祖国；她古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她经历的磨难和沧桑，正可以鼓舞她的居民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爱；她的公民久已养成高尚的独立精神，因此，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配享自由的。
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我的祖国：这个国家，正是由于她的力量微弱，所以没有出兵征服他国的野心，而更幸运的是，由于她的地理位置的优越，因而免除了她自己被别国征服的忧虑。这个自由的城市周边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有侵略她的意图，而且全都愿意挺身出来防止其他国家侵略她。这个共和国，一言以蔽之，不仅不会引起邻国的觊觎，而且有理由在需要的时候得到邻国的帮助。因此，她的地位是如此之好，以致，除了她自身以外，其他一切她全不怕；尽管她的公民也从事军事训练，但不是为了防务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尚武的精神：这种英勇的气概，是维护自由和培养对自由的爱所必须具有的气质。
我愿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共有的国家作我的祖国，因为，有谁比全体公民更清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呢？但我不赞成类似罗马人实行的那种“平民公决”，因为，按照这个办法，国家的首领与保卫国家最有关系的人往往被排斥在与国家的安全有关的会议之外，而且，更荒谬的是，连普通公民都享有的权利，竟不让行政官享有。
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谋求私利和考虑不周的法律以及那种最终使雅典人走上衰亡道路的危险的改革计划，我主张：无论任何人都无权因自己的心血来潮而随意提出新的法律。只有主管的官员们才有这种权利；我希望他们应慎之又慎地使用这种权利，而人民则应思之再三才能对法律的制定表示赞同；对于法律的公布，尤应把它当作一件十分庄严的事情来进行。只要宪法没有被动摇、人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认识到：法律之所以具有神圣的性质和受到人们的尊重，是由于法律的历时悠久；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法律，必将受到人民的轻视。如果人们一再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借口下，忽视古老的风尚，则必将为了改革微小的弊端而带来更大的祸害。
我尤其要躲避这样一个必然治理得不好的共和国：她的人民认为可以不要行政官员，或者只给行政官员一种不明确的权力，从而越俎代庖，自己掌握民政和执行法律；当初刚刚脱离自然状态的政府草创之时，就是这种情形，使雅典共和国陷于覆亡的弊病之一，就是如此。
我要选择这样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人民，由于自愿把自己的权能限制于对法律的审批，限制于根据首领的报告而集体对重大的公共事务作出决定，因此，他们将建立一些受人们尊重的机关，并慎重分配它们的职责。这个共和国的人民，每年都要选举他们当中最能干和最正直的同胞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在这个共和国里，行政官员的操守将充分反映人民的贤明：官员和人民彼此是互相尊重的。因此，即使偶尔有不愉快的误解损害公众的和睦，但在这行事盲动和屡出错误的时期，也到处是一片有礼有节和互相尊重的气氛，而且一切都按法律办事；这是真诚的和持久的同心协力的表征和保证。
你们，贤明的和尊敬的执掌国政的人们，自由人民的正直的和可敬的官员，请允许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虽说世界上有一种地位能使占有这种地位的人获得荣耀，但毫无疑问，那也是因为你们有才能和道德高尚的缘故，是因为你们当之无愧，而且是由你们的同胞把你们选拔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们的功绩给你们的功绩增添了一种新的光彩。我发现：正如一个自由的民族，尤其是你们有幸领导的这个民族，比其他国家的平民高出许多一样，你们也比其他国家的官员高出许多，因为你们是由能够治理他人的人挑选出来治理他们自己的。
序言
在我看来，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是关于人的知识。*［二］我敢断言，德尔菲城*（页下注释：德尔菲城：位于巴腊斯山脚下的一座古希腊名城。——译者）的神庙上那道短短几个字的铭文*（页下注释：那道铭文是：“你自己对你要有所认识。”——译者）包含着一句比所有伦理学家的巨著都更意味深长和难以做到的箴言。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作是哲学领域所能提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看来，它也是哲学家们感到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不首先从对人本身有一番认识开始，又怎么能找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呢？如果不从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沧桑在人的本质上引起的变化着手研究，又怎能了解当初大自然创造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又怎么能把人固有的东西和环境与人的进步对他的原始状态添加的或改变的东西加以区别呢？如同格洛巨斯的雕像之遭到天气和海水的侵蚀与狂风暴雨的吹打，已经被弄得不像一尊海神而像一头猛兽，人的灵魂也一样：在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中，由于千百种不断产生的原因的影响，由于在获得了许多知识的同时又接受了许多谬见，由于身体气质的变化和欲念的不断冲动，可以说，人的灵魂也是被弄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人们发现，他已不再是始终确定不移的原则行事的人了，他的表情已失去了造物主给他打上的表现天国庄严的纯朴的烙印：他已面目全非，他的欲念代替了理智，他心思混乱，行事全凭一时的心血来潮。
更糟糕的是，由于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因此，我们愈是积累新的知识，我们便愈是失去获取知识之中最重要的知识的手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我们对人进行研究，我们反而愈是找不到如何去认识人的门径。
*注释
序言
［二］（正文第33页）从我开始写这篇论文之时起，我就决定立论必须根据哲学家们最尊敬的权威之一的意见，因为权威们的意见是来自只有他们才能发现和感受到的坚实的和崇高的理性。
“无论我们是多么盼望自己能认识我们自己，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对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反而认识得更清楚。由大自然赐予我们专门用来保护生存的器官，我们却把它们用去接受与我们无关的印象；我们一心想使我们自己向外扩展，去过我们不该过的那种生活；我们过多地增加我们感官的功能，过分扩大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而很少使用我们内省的认识能力，然而，只有这种内省的认识能力能把我们领回到我们真正的内心世界，把一切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分开。如果我们想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使用这种能力；只有运用这种能力，才能评判我们自己。但是，要怎样才能使这种能力活跃起来并尽量发展呢？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内省能力所依托的灵魂摆脱我们精神上的种种幻觉呢？我们已经失去了使用它的习惯；在我们肉体的感觉纷纷扰扰的骚动中，我们的灵魂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它已经被我们的种种欲望的火焰烘干枯了；我们的思想、精神和种种感觉，这一切都在侵蚀它。”（毕丰，《博物学》，第4卷，第151页，《论人的天性》）
*注释结束
当我们用冷静的和客观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社会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恃强凌弱的情形，于是，我们的心灵对一部分人的冷酷无情感到愤慨，对另一部分人的愚昧无知感到痛心；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被人们称为强与弱、富与贫这类由偶然的因素而不是由智慧造成的外在的关系更不稳定，所以乍眼一看，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许多流动的沙堆上的。只有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扫清这幢建筑物周围的尘沙之后，人们才能发现它不可动摇的根基，才知道应如何尊重它的基础。如果对人类，对人的天然的能力和他的天然的能力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不进行认真地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做出这些区别，就不可能在事物的现状中区分哪些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而做的，哪些是人的艺术试图做的。由我所研究的这一重大问题引发出来的对政治和道德的研究工作，从各方面看都是有用的；我所假想的各种政体的历史，从各方面看，对人类也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材料。当我们一想到如果让我们放任自流地发展，我们将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祝福这样一个人：他用他那造福人群的手纠正了我们制度上的种种错误，并赋予它们不可动摇的基础；他防止了从这些制度中可能产生的混乱，并用一些看起来好像会给我们带来苦难的方法，给我们创造了幸福。
你应当知道 神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和在人类社会中占居什么位置。*
*页下注释
佩尔斯，《讽喻诗》Ⅲ，第71—73页。——译者
小引*
*页下注释
“小引”二字为译者所加。——译者
我认为人类当中存在着两种不平等，其中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确定的，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体力、智力或心灵的素质的差异而产生的。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的产生有赖于某种习俗，是经过人们的同意或至少是经过人们的认可而产生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某些人必须损害他人才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例如比他人更富有，更尊荣，更有权势，或者至少能让他人服从自己。
我们用不着问自然的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因为答案从这个词儿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们更用不着去追问这两种不平等之间有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因为这种问法，等于是换句话问发号施令的人是不是必然比服从命令的人更优秀，他们的体力或智力、才能或品德是否总是和他们的权势或财富成正比。这样的问题，拿去问那些惟主人之命是从的奴隶，是可以的，而要拿去问那些寻求真理的有理智和自由意志的人，就不合适了。
然则，这篇论文要阐述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它要阐述的问题是：在事物的进步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权利接替了暴力，天性开始服从法律；其次，它还要阐明由于什么样的一连串奇迹，才使强者决心为弱者服务，才使人民决定牺牲真正的幸福去换取臆想的安宁。
第一部分
关于疾病，我不重复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针对医学发表的毫无道理的错误言论；但是，我要提一个问题，有没有可靠的根据让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最不重视医学的国家，人的平均寿命比最重视医学研究的国家短？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疾病，比医学向我们提供的治疗方法多，这种情形是怎么出现的？生活方式的极不规律：有些人过分懒惰，而有些人又过于劳累；我们的食欲和感官的享受有诸多刺激和满足的便利条件；富人的食物过于考究，虽向他们提供了产生热量的养分，但同时又使他们患上了消化不良；穷人的食物十分粗劣，而且经常缺少，以致一有机会便极其贪食，从而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有些人通宵不眠，放纵情欲，而有些人又劳心焦思，郁郁寡欢，无穷无尽的忧虑，心灵永远不得安宁；这许许多多不幸的情况表明：我们的大多数痛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大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的、有规律的和孤单的生活方式，这些痛苦几乎全都可以避免。如果大自然的本意是要我们成为健康的人，那么，我敢断言，动脑筋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状态的；动脑筋思考的人，是一种性格反常的动物。*当人们一想到野蛮人（那些还没有被我们的烈酒败坏的野蛮人）的良好的体格时，一想到他们除了受伤和衰老便没有其他痛苦时，人们不能不认为：根据文明社会的发展史，就能轻易写出人类的疾病史。这至少是柏拉图的意见；柏拉图根据波达里尔和马卡翁在特洛伊围城时期所使用过或论证过的药物推知：这些药物引起的疾病，是人类尚未见过的。
*页下注释
卢梭的这句话，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排斥，被认为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观点，是特意和狄德罗唱反调。狄德罗的看法是：“不愿意推理的人，放弃了做人的资格，因此，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违反天性的动物。”（狄德罗：《百科全书·自然权利》）——译者
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所得的病是那么的少，所以他用不着吃药，更用不着请医生；在这一点上，他的情况并不比其他动物差。从猎人那里不难发现，他们在打猎过程中何曾见过什么病病歪歪的动物？他们见到的情况是：有些动物虽然受了重伤，但它们的伤都结了疤；有些动物虽然骨折甚或断了腿，但它们并没有去请外科医生，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天天痊愈了，除了日常的食物外，它们也没有其他特殊的饍食，但它们恢复得很好，既没有受外科手术之苦，也没有受内服药物之毒，或者被忌食弄得瘦弱不堪。精湛的医术对我们虽有某些用处，但可以断言的是，生病的野蛮人是无医无药的，只能靠大自然的帮助，自己好起来；他们除了自己的病以外，什么也不怕；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心境好于我们。
因此，切莫把野蛮人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人混为一谈。大自然把一切野生动物都置于它的照护之下；这是它的一种偏爱，表明它是多么珍视自己照护动物的权利。森林中的马、猫和牛，甚至驴，比家养的马、猫、牛和驴身躯都更高大，长得更结实，更有力气和胆量；然而一成了家畜，它们的这些优点就是失去了一半，可以说，人们的精心饲养反倒使它们退化了。人也一样，一变成社会的人和奴隶以后，他的体质也逐渐衰弱，胆子愈来愈小，显得畏畏缩缩，萎靡不振，结果，既失去了体力，又丧失了勇气。此外，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异，比野兽和家畜之间的差异还大得多，因为，尽管大自然对动物和人都一视同仁，但人给自己安排的舒适享受，比他给他所养的动物安排的享受多得多，然而，正是舒适的享受成了使他退化得更加明显的特殊原因。
*页下注释
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例如尼加拉瓜有一种像狐狸的动物，它的脚就像人的手。据柯雷尔说，这种动物的肚子下边有一个肉袋，当母兽需要逃跑的时候，它就把幼崽放在袋子里。在墨西哥叫做特拉夸金的，也是这种动物。据拉埃特说，这种动物的母兽的肚子下边也有一个用途相似的肉袋。（1782年版注）
*注释
［九］（正文第58页）
现今的人都变坏了；这一点，已经有过去痛苦的经验为证，用不着再多赘述。但人天生是善良的，我相信我已经在前面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了。是什么原因使人堕落到如此地步的？不是他的体质的变化、他取得的进步和他获得的知识造成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论人们是多么地夸赞人类社会，但这一点是真实的：它将使人们随着他们利害关系的增多而互相憎恨，表面上是互相帮助，但暗中却彼此拆台，使对方遭到难以想象的损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每个人心中所遵循的原则和公众的理智对社会提倡的原则是直接违背的，而且往往损他人而利自己；对于这样的交往，人们作何感想？没有哪一个富人的财产继承人（都是他亲生的儿女）不暗中巴不得他早一天死去；没有哪一条航行在海上的船的沉没，对某个大商人来说不是喜讯；一个人的房子一着火，他的债务人就盼望整个房子连同一切借据全都烧个精光；一个国家遭了难，它的邻国的人民便幸灾乐祸，拍手称快。事情是这么奇怪：我们就是要从我们的同胞遭受的损害中才能捞到好处；一个人破了产，另一个人才能发财。不过，还有更危险的事情是，有许多人竟巴不得国家发生灾难：有些人希望瘟疫流行，有些人希望死亡的人越多越好，有些人希望爆发战争，有些人希望闹饥荒。我曾看到有些人一见丰年收成好反而哭得死去活来；还有，使许许多多人丧生、财产损失殆尽的那场伦敦大火，反倒成了一万多人发财的好机会。我知道蒙台涅批评雅典人德马迪斯曾惩罚过一个因高价出售棺材而大发死人财的工匠（*页下注释：事见蒙台涅，《论文集》，卷1，第21章《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译者）；不过，蒙台涅批评的理由是，不应当只惩罚那个工匠，而应当惩罚所有的人。很显然，他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通过人们虚伪的善意的表现，就可观察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就可想象得到：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表面上互相敷衍，而暗中却互相伤害，社会将成为什么样子；如果人们因尽义务而互成仇敌，因利益冲突而彼此欺凌，社会将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有人回答我说：社会就是这样组成的，每个人呢都可从为他人服务中受益；我将回答他说：如果不因获益而损害他人，那就更好了。没有任何一种合法收益是超过非法收益的；损害邻人总是比为邻人服务更有利可图。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找到不受惩罚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强者的办法是利用他们的权势，而弱者的办法是使用诡计。
野蛮人一吃饱了肚子，就和大自然相安无事，对他的同类也十分友好。如果他们有时候为了争夺食物，情况又将如何呢？他们绝不会在没有把战胜对方的难度和到他处觅食的难度加以衡量之前就动手打起来的。由于这种打斗不是什么一定要比个高低的问题，所以，即使打起来，也只不过动几下手就结束了。打赢了的人就吃，打败了的人就到他处另想办法：一切又都归于平静；但是，对文明社会中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这是必须把生活必需品拿到手的问题，其次是越多占有越好的问题，然后是享乐问题、积累巨大的财富问题和拥有更多的臣民及奴隶问题：为了这一切，没有一时一刻的消停。尤其奇怪的是：愈不是自然的和紧迫的需要，想得到的心反而愈急；更糟糕的是，为满足这种需要而使用的暴力也越大，因此，在长期的兴盛之后，在占有了大量财富和使许多人遭殃之后，我们的英雄终于征服了一切，成为宇宙中唯一的主人。人类的道德状况的缩影，就是如此，虽然不是人类生活的缩影，但至少是所有的文明人内心暗藏的企图的缩影。
如果你不抱偏见，把文明人的状态和野蛮人的状态加以比较；如果你能够的话，仔细研究一下文明人除了他的邪恶、他的需要和他的苦难以外，还打开了多少通向痛苦和死亡的大门；如果你留心观察一下使我们心力交瘁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忧伤不已的强烈的欲望；观察一下穷人从事的过分繁重的工作和富人尽情享受的有害的养尊处优的生活；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因衣食无着而死，有多少人因享用过多而亡；如果你想象一下食物是那么乱七八糟的混杂，调味的方法是那样的有害；如果你能发现食品的腐烂变质、药品的掺假造假、药商的欺骗、医生处方的错误以及配置药品所用的器皿的毒害；如果你注意到了大量聚集的人群因空气污浊而引起的传染病、因生活方式过分考究而造成的疾病、室内室外温度的悬殊、衣服增减的不当；如果你发现了因过度贪图感官享受而养成的不良习惯将因稍不满足或无法满足而损害健康甚至导致死亡；如果你能计算一下因火灾和地震使多少城市成为废墟、使多少居民丧失生命：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能把所有这一切原因继续不断地聚集在我们头上的种种危险都集中起来观察，你将发现大自然使我们因忽视它对我们的教导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自从有了社会，有了社会造成的奢侈之风，便产生了自由艺术和机械技术、商业、文学和一切使工艺繁荣、使国家虽富庶但一天天走向衰亡的种种无用之物。导致衰亡的原因是很简单的。人们不难看出，农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各行各业中是获利最少的行业。由于农产品是人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它的价格应当适应最穷苦的人的购买力。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法则：在一般情况下，技艺获利的多少是与它们的用途的大小成反比例的；最为人们需要的技艺，反而最受到人们的忽视。由这一点入手，我们就可以推知我们对工艺真正的效用和从它的进步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应当抱有怎样的看法了。
*注释结束
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很容易地列举事实来证明这个看法，证明在世界各国的民族中，精神的进步恰恰是和他们得自大自然的或者是由环境使他们产生的需要成正比的；因而也是和促使他们去满足这些需要的欲望成正比的。我可以证明埃及的艺术是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产生和发展的；在希腊，艺术在沙漠地区和阿提喀岩石嶙峋的山区产生和成长，甚至发展到与天公比高的地步，而在奥诺塔斯河沿岸肥沃的土地上却难以生根。我发现，北方的人民比南方的人民更勤劳，因为他们不能不如此，否则就难以生存。看来，这是大自然有意使事物趋于平衡：它既然使精神那么旺盛，就不再使土地那么肥沃了。
我们愈是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愈是发现纯粹的感觉和简单的知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人若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既不和人交往又无需要的刺激，要想越过如此大的距离，那是难以想象的。要经过那么漫长的岁月之后，人类才知道除天火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火？要经过多少不同的偶然事件之后，他们才学会了这种本原的最平常的用法？他们听凭火熄灭多少次之后，才学会了生火的方法？谁知道这些秘诀中的每一个秘诀都随着它的发现者的死亡而消亡过多少次？农业是一种需要付出许多劳动和预先筹划的技术，它需要其他技术的配合，而且显而易见，它只能在一个至少已开始形成社会的地方才可从事，其目的，还多半不是为了从土地中取得不需要农业技术也可取得的食物，而是为了使土地生长最适合我们的口味的东西：对于这样一种技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呢？假使人繁殖了那么多，而自然的产品又不够养活他们（顺便说一句，这个假设表明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类是大有好处的）；假使没有炼铁厂和制造厂,假使劳动工具都从天上掉下来,落在野蛮人手里,假使他们都克服了对不断劳动的厌恶心情,并学会了如何早早预料他们会有哪些需要,能猜想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撒播种子、种植树木，而且还发明了碾磨小麦和用葡萄酿酒的技术，（所有这一切，看来是上帝教会他们的，因为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自己学会的）然而，假使他们耕种的东西有被他人或野兽看中而抢夺一空的可能，谁还会那么傻，肯花力气去耕种呢？如果他们能预先断定他们劳动的成果愈为他们所需要反而愈难保证收获到手的话，谁还愿意成天去从事这种艰苦的劳动呢？一句话：只要土地还没有在他们之间加以分配，也就是说，只要自然状态还没有被打破，这种情况怎么能促使人们去耕种土地呢？
第二部分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
原始人取得的最初的进步，终于使他们能够加速向前发展。头脑愈开窍，技术也随之愈完善。不久以后，他们就不再哪里有树就在哪里睡了，也不躲进洞穴避风雨里。他们开始用又硬又尖锐的石头制作斧子，用斧子砍树枝，挖泥土，并用树枝搭建窝棚，敷上黏土和稀泥使之加固。第一次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分别建立家庭，并拥有某种财产；为了财产，他们之间也许还发生了许多争执和战斗。看来，首先建立家庭的人，很可能是那些强者，因为他们觉得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家，而弱者觉得最便捷和可靠的办法，是模仿强者搭建自己的住所，建立自己的家，而不是试图去把强者赶出他们的家。至于那些已经有了窝棚的人，谁也不曾想过去夺取邻居的窝棚，其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窝棚不属于他，而是因为那个窝棚对他没有用处，而且，如果要去强占的话，不可避免地会与那个窝棚的主人发生激烈的战斗。
原始人的感情的最初的发展，是由于把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聚集在同一个住所这一新的情况促成的。共同生活的习惯，使他们产生了人类感情中最温柔的亲情：夫妻之情和父子之情。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相互的感情愈深厚，他们的结合便愈紧密，而维系这一结合的唯一纽带是相互的依恋和自由。这时，开始出现了两性生活的差异，而此前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只有一种的。从这个时候起，女人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看守住所和孩子，而男人则出外去寻找大家吃的食物。由于过上了一种比从前舒适的生活，男人和女人也开始失去了几分昔日的勇敢和强悍之气。现在，虽说每一个人单独和野兽格斗的力量不如从前，但集合起来共同对抗野兽，却比从前容易多了。
在这种新的状态下，他们过着既十分简单又从不与人交往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很有限，还发明了一些满足这些需要的工具，因此，当初的野蛮人此时就有了许多闲暇，并把他们闲暇的时间用来追求他们的先辈未曾有过的舒适享受；然而，他们哪里知道，那些舒适的享受竟成了他们的第一道枷锁，并为他们的子孙种下了祸根，因为，只要他们继续这样享受下去，不仅会削弱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而且，时间一久，成了习惯便会使他们失去原先的兴味，从而变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真正的需要：因得不到这些享受而感到的痛苦，远比得到它们而感到的乐趣大得多；失去那些享受固然不幸，而得到那些享受，也不怎么感到幸福。
所有一切都开始改变了面貌。在此以前在森林中到处游荡的原始人已有了较固定的住所，而且慢慢地开始互相接近，结合成不同的群，在每一个地区形成有共同的习俗和特点的民族，不过，使这些民族得以维系的，不是规章和法律，而是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同样的食物与气候的影响。彼此长时间的毗邻而居，难免不使不同的家庭之间发生某种联系。居住在相邻的小屋中的男女青年人，由于自然的要求而发生的短暂的交往，不久就变得愈来愈频繁，不仅愈亲密，而且时间更持久。他们观察不同的对象，并把他们加以比较，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便获得了有关才能和美的观念，从而产生了偏爱心。互相经常见面的结果，使他们一天不见也感到歉然；温柔和甜蜜的感情逐渐深入了心灵，以致稍遇阻碍，就会变成强烈的愤怒：嫉妒心是随着爱情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果发生矛盾，最温柔的感情也会酿成流血的争端。
随着观念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人的精神和智慧也得到了提高：他们愈来愈温驯，彼此间的联系也愈来愈多，关系也愈来愈密切。他们经常在屋前或大树下聚会；唱歌和跳舞（这两者都是爱情和时间闲暇的产物）就成了他们的娱乐，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变成了聚合成群的悠闲的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活动。每一个人都细心注视另一个人，同时也希望自己受到别人的注视，于是，众人的尊敬，就成了对一个人的奖赏。唱歌或跳舞最棒的人，最美、最壮、最灵巧或最善言辞的人，就成了最受尊敬的人：走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开头第一步，就是从这里踏出的；走向罪恶的深渊的开头第一步，也是从这里踏出的。从这些初级的偏爱心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心和对他人的轻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耻心和羡慕心。由这些新的祸患之源造成的风波，最终给人类的幸福和宁静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人们一开始互相品评，尊重的观念一旦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受到尊重。从此以后，任何人如有不尊重人的行为，就不可能不受惩罚：最初的文明礼貌的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甚至在野蛮人当中也是如此。任何故意伤害人的行为，都将被看作是一种存心凌辱，因为，除了伤害的行为造成了痛苦以外，被伤害者认为对他的人格的轻视往往比痛苦本身还难忍受；每个人都将根据别人对他表示轻视的方式而给以相应的惩罚：报复的手段是可怕的；人变成了凶暴残忍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野蛮人此时的进化程度就是如此。有些人对这种情况没有作详细的分析，没有注意到此时的野蛮人离当初的自然状态已十分遥远，因此便匆忙得出结论说人天生是残酷的，必须严加管束才能使他们变得温驯。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再也没有什么人比他们在原始状态中更温驯的了；由于大自然使他们处于离原始的愚昧和文明人的狡黠的智慧都是同等的距离，再加上本能和理智使他们只对那些威胁他们生存的危害才有所防范，所以在天然的怜悯心的制约下，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之心；即使受到别人的伤害，他也很少有以牙还牙的举动，因为，正如哲人洛克所说的：“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
从刚开始建立的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这个角度看，这两者要求他们具有的品质，与他们得自原来的体格的品质是完全不同的。由于道德观念已开始影响人的行为；由于在法律产生之前，每个人对自己所受到的侵害应如何报复，完全由自己裁定，因此，适用于纯粹自然状态的善良之心，已不再适用于新产生的社会。随着侵害人的事情愈来愈经常发生，对这些事情的惩罚便愈来愈严厉：报复的恐怖代替了法律的制约。不过，尽管当时的人们已不如从前那么有忍耐心，天然的怜悯心也已经有所减弱，但人的资质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恰好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悠闲与我们的自爱心的急剧活动的正中间，因此，这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是持续的时间最长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愈是深入研究，便愈是发现这种状态是最不容易发生剧变的状态，因此，对人类来说是最好的状态。只是由于某些后果严重的偶然事件相继发生（为了共同的利益，它们永不发生就好了），人类才脱离了这种状态。我们所发现的野蛮人的事例，几乎都能证明人类本来就是为了永远处于这种状态而生的，这种状态是人类真正的青年时期，后来的种种进步，表面上看起来是使个人走向完善，但实际上却使整个人类走向堕落。
只要人类满足于他们简陋的小屋，只穿用荆条或鱼骨缝制的兽皮衣，只用羽毛和贝壳做装饰品，用各种土颜料纹身，努力改进他们的弓和箭并把它们做得更美观，用锋利的石斧凿木为渔舟或制作简单的乐器，一言以蔽之，只要他们只从事单独一人就可操作而不需要多人合力就能完成的技术工作，他们就能过着他们的天性所许可的自由自在的美好的幸福生活，继续享受他们之间无拘无束地交往的乐趣。但是，从一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之时起，从他感到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食物是大有好处之时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财产的观念就开始形成，劳动变成了必要的事情，广大的森林变成了需要用人的汗水浇灌才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而且，人们不久就发现，随着庄稼地里的收成的到来，奴隶制和贫困也开始产生。
冶金和农耕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带来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走向文明但却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黄金和白银，但在哲人看来却是铁和小麦。美洲的野蛮人迄今还不知道这两种技术，所以他们现在还依然是当初那个样子；其他的民族，只要他们只知道这两种技术的一种而不知道另一种，也依然是处于野蛮状态。欧洲的开化之所以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虽不算早，但至少更稳定，而且文明的程度也更高，其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由于它既富有铁也富有小麦。
如果大家的才能都是相等的，如果铁的使用量和食物的消费量都十分严格地一律平等，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事物也许可以永远保持平等。然而，这种平等却难以维持，不久就被打破了。身体强壮的人干的活儿多，头脑聪明的人能从所干的活儿中得到更多的效益，手灵巧的人能想办法缩短自己的劳动时间，从事农耕的人需要更多的铁器，而打铁的人却需要更多的小麦；此外，尽管大家的劳动是一样的，但有的人挣得比别人多，有的人就连生活也有困难：自然的不平等就是这样随着情况的千差万别而不知不觉地产生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随着情况的差别而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其影响也更深远，并按影响的大小而摆布着每个人的命运。
现在，我们的各种官能都得到了发展，记忆力和想象力也开始活动，自尊心树立起来了，理智活跃起来了，智力几乎发展到了它可能达到的完善程度。现在，所有的各种自然禀赋都在积极发挥作用；每个人的地位和命运，不仅建立在财产的数量和为他人效劳或损害他人的能力上，而且还建立在天资、容貌、体力、技巧、功绩和才能上。只有靠这些资质，才能赢得他人的敬重，因此必须早日具备这些资质或假装具有这些资质：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表现得比自己实际的情况要好。“实际是”与“好像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这个区别，我们便可看出哪些人是在摆阔气，是在弄虚作假，在干种种随之而产生的坏事。另一方面，从前原本是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人，如今由于许许多多新的需要，可以说已完全受制于自然，特别是受制于他的同类；即使他成了他们的主人，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也是他们的奴隶：如果他是富人，他就需要他们的服侍；如果他是穷人，他就需要他们的帮助；即使他不富也不穷，他也不能离开他们。因此，他必须不断使他们对他的命运表示关心，使他们实际上或表面上感到为他效劳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他对一些人行事奸诈和虚伪，对另一些人表现得十分粗暴和冷漠；而且，当他觉得不能使他所需要的人对他感到畏惧，或者觉得他为他们效劳对自己没有好处时，他就要对他们施展种种欺骗的伎俩。最后，毒害人的心灵的野心，以及不是为了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聚集财富的狂热，必然使人们产生互相损害的险恶意图，一种暗中嫉妒的用心：这种用心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为了达到目的，往往戴着伪善的假面具。总之，一方面是由于竞争和敌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利害冲突，使人们个个都暗藏有损人利己之心；这种种灾祸，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是与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分不开的必然产物。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富人对他的邻人说：如果大家这样彼此相争，斗来斗去，就会使有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人的贫穷都同样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富人或穷人都没有安全可言。他编造一些动听的理由，使穷人接受他的主张，他说：“让我们团结起来，保障弱者不受欺凌，不让有野心的人得逞，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为此，让我们制定一些无论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保证公正和安宁的规章，让强者和弱者都互相承担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不幸的命运造成的意外损失。总而言之，我们不但不把自己的力量用来危害我们自己，相反，我们要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最高的权威，按照贤明的法律治理我们，保护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抗击共同的敌人，使我们永远和睦相处。”
其实，用不着说这么多话，就可以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容易上当的人落入圈套，何况他们的内部还有许许多多的争吵，需要富人去作他们的仲裁。另外，他们还十分贪婪，野心也大，所以不能长时间没有主人去约束他们。现在，他们争相向锁链那里走去，还以为这样就可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保障。尽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处，但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觉察其中的危害；而能预料到其中的弊端的，恰恰是那些想利用这些弊端谋取好处的人。就连那些明智的人也认为必须牺牲一部分自由，才能保有另一部分自由：这种情形，与一个伤员为了保命便只好截掉一只胳臂是一样的。
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热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此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陷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人们不难看出，只要有一个社会建立起来了，就必然会引起其他社会的建立；为了对抗一方联合起来的力量，另一方的力量也将联合起来。社会的数目越来越多，并迅速扩大，不久就遍布世界各地。现在，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没有奴役的地方，已经不可能了；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把不知是谁悬挂的利剑，要想躲过这把利剑，已经不可能了。民法就是这样变成公民共同遵守的规则的。自然法只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之间；它被称为万民公法，经过某些默认的协议加以协调后，可以使社会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并代替天然的同情心发挥作用：因为天热的同情心在面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事物时，已几乎完全不能发挥它在面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物时所能发挥的作用；现在，它只存留在某些胸怀博大的世界主义者的心中；他们越过了想象中的把不同的民族加以分隔的障碍；他们仿效他们的造物主上帝的榜样，把他们的善心普及到全人类。
有些人说人民当初是无条件地和绝不后悔地投入一个专制的主人的怀抱的，说由飞扬跋扈的人想出的保证公众安全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奴隶制：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说到底，如果不是为了抵抗压迫和保护作为人们的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他们为什么要一个人来当他们的首领呢？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一个人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受他人的摆布；既然一个人是为了保存他仅有的东西才需要一个首领的帮助，那么，说他一开始就自愿放弃这些东西，把它们交给一个首领：这种说法岂不是不合常情吗？要他们让与一个如此重要的权利，首领能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等价物呢？如果首领以保护他们为借口，就公然强迫他们让与，他得到的回答，岂不是像一则寓言*中所说的“敌人对我们难道比主人对我们更凶狠吗？”无可争辩的是：人民之需要首领，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不是为了让首领来奴役他们；这是全部政治法中的最基本的准则。正如普林尼对图拉真所说的：“我们之所以拥戴一个君王，是因为他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一个主人的奴役。”
*页下注释
是哪则寓言？卢梭没有说明。有研究家认为，很可能是法国17世纪的寓言作家拉封登（1621—1695）的《老人与驴》：
……
敌人此时即将到来。 “快逃跑呀！”老人喊道。 “为什么？”驴回答道：“敌人难道会让我驮两副鞍，驮两倍的东西吗？” “不是。”逃跑的老人说道。 “我归谁所有，这没有关系，”驴回答道： “你逃你的命，我吃我的草。其实，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主人。”
——译者
普芬道夫说，既然一个人可以通过协议和契约把他的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那么，他也可以为了别人的利益把他的自由转让给别人。我觉得，这样推论，是大错特错的，因为，第一，我的财产一经转让之后，就变成与我无关的东西，别人如何滥用，与我没有关系；然而，如果别人滥用我的自由，那就与我有关了，因为我很有可能成为别人犯罪的工具，去干一些使我不能不成为罪人的坏事。此外财产权是人们协定和制度的产物；一个人可以任意处置他拥有的东西，然而上天给我们的主要礼物，就不能让别人任意处理了，例如生命和自由就是如此。这两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而是否自己有权放弃，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放弃了自由，就贬低了自己的人格；而放弃了生命，那就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任何一种世间的财富都不能补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多大的代价放弃它们，都是违反自然和违反理性的。即使一个人可以像转让他的财产那样转让他的自由，但就孩子们来说，其间的差别就太大了，因为子女们是由他们的父亲转让他自己的权利而享受他的财产的，而自由是孩子们作为人而得自上天的礼物，所以他们的父母无权剥夺。可见，奴隶制的建立是有伤天性的；只有改变了人的天性，才能使奴隶制长久存在。法学家们口口声声说什么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其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在开始的时候，这几种政府中的行政官都是由人们采取挑选的方式推选出来的。在个人的财富不占首要的挑选条件时，挑选的条件偏重于选取一个天生就高人一筹的才能；其次看年龄，因为年龄大的人经历的事情多，经验丰富；再次看被推选的人考虑问题是否沉着冷静。希伯来人的“前辈”、斯巴达人的“长者”、罗马的“元老院”以及“领主”这个词的词源本身，都表明从前的老年人是多么受人尊重。不过，推选愈是偏向于年龄大的人，则推选的次数便愈益频繁，其中的弊端也愈益凸显：玩弄阴谋的事情时有发生，拉帮结派的情形出现了，内战爆发了，最后，搞得公民们都为了所谓的国家的幸福而流血牺牲，使人们又处于古代无政府状态的前夕。有野心的首领便利用这些情况使他们家族中的人长期担任他们的职务：这时候，人民已经习惯于处于依附的地位，习惯于生活的安稳和平静，已经不愿意打破他们身上的枷锁了；甚至为了生活的宁静，就是再加重对他们的奴役，他们也甘愿忍受。这样一来，国家的首领变成了世袭的；他们把官职看作是他们家中的一项财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主人（虽然他们当初只不过是国家的一个官吏），把公民视为他们的奴隶，把公民像牲畜那样计算在自己的财产数目之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等同上帝的列王之王。
如果我们循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这几次革命性的变化中的进展情况继续探讨下去，我们将发现：法律和个人财产权的建立，是在它的第一个阶段；行政官的设置，是在第二个阶段；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把合法的权力变为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与穷人的地位在第一个时期是人们认可的；强者与弱者的地位在第二个时期是人们认可的；而主人与奴隶的地位则是在第三个时期认可的。这时候，不平等现象已经达到了顶点；其他两个时期出现的现象现在也达到了顶点，直到新的革命性巨变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接近于成为合法的制度。
为了了解这一进展的必要性，我们在研究政治体成立的动机方面可少花点功夫，而应当多花些时间考察它成立之时所采取的形式和它成立之后出现的种种弊端，因为，使社会制度成为必要的种种弊病，同时也是使之不可避免地遭到滥用的弊病。在世界上，只有斯巴达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儿童教育，而且莱格古士还树立了一些几乎不要法律的维护就能为人们遵循的善良风俗：一般来说，，法律的力量是小于欲望的力量的，它只能约束人，但不能改变人。因此，不难证明：一个既不腐败又未变质，而且总是严格按照当初成立之时的目的向前行进的政府，很可能是没有必要而成立的政府；凡是无人规避法律和滥用职权的国家，是既不需要设置官员，也不需要订立法律的。
政治上的差别，必然导致社会地位的差别。人民与首领之间愈来愈不平等的现象，不久之后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出现了，并因每个人的欲望、才能和境遇的不同而有千百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行政官每窃取一项不合法的权力，就必然会遇到一些他不能不让与一部分权力去加以笼络的小人，而公民们是只有在某种盲目的奢望误导之下才愿意受压迫的；他们的目光往下看而不往上看，认为统治别人比独立自主更可贵，因此同意戴上枷锁，以便转过身去把枷锁戴在别人身上。然而，要想使那些没有通知他人之心的人乖乖地服从，那是很难的；即使是手段高明的政治家也未能做到使那些一心只追求自由的人俯首称臣；然而不平等现象却可以毫无困难地在那些有贪心和懒闲的人当中蔓延；他们甘愿听从命运的摆布：是统治别人还是侍候别人，在他们看来都无所谓，这要看对他们是有利还是没有利而定。因此，有一个时期，人民的眼睛是如此地被蒙蔽，以致他们的领导人只须向他们当中的最微不足道的人说一声“我让你和你的家人从此成为大人物”，他立刻就自以为了不起，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副显贵的样子；而他的后人离他的代数愈远，反倒愈神气：使他们显得煊赫的原因愈久远和愈难查证，其效果反而愈大；在一个家族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愈多，那个家族愈有声望。
如果在这里应当谈一下细节的话，我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一旦人们结合在同一个社会里之后，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威望和权力的不平等。因为，他们之间必然会互相比较，必然会从继续不断地彼此利用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有好几种，但通常是财富、身份或地位、权势和个人的才能这四者是主要的差异。人们根据这些差异来衡量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认为，这几种力量是互相协调还是彼此冲突，是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或坏的主要标志。我将使人们看到，在这四种不平等现象之中，人的地位的不平等是其他几种不平等的根源，而财富尽管是最后一个不平等，但其他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将归纳到财富的不平等之中，因为财富是与人的幸福直接攸关的。是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是可以用它来购买一切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准确地判断每个民族已经离开其原始的状态多么远和是否已经走上了通向腐败终端的道路。我还将论证：这种使我们陷于毁灭的追求名誉、地位和特权的普遍的欲望是如何使我们的才能和力量受到磨练和互相较量的，是如何刺激我们的贪心并使我们的贪心愈来愈多的，是如何使所有的人互相竞争，彼此敌对，甚至成为仇人：许许多多的觊觎者在同一个竞技场上厮拼，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成功了，而有些人被弄得身败名裂。我还将论证：正是由于人们有这种力图使自己得到别人夸赞的强烈欲望，有这种几乎使我们终日处于疯狂状态的出人头地之心，所以才产生了人间最好的事物和最坏的事物：我们的美德和恶行，我们的科学和谬误，我们的蛊惑家和哲学家，都是由此产生的，这就是说，从少量的好事中产生了一大堆坏事。最后，我还将论证：人们之所以看到一小撮权贵和富人享尽荣华富贵，而大多数人挣扎在黑暗和贫困之中，是因为前一种人能剥削后一种人，获得种种供他们享受的东西，因此，如果情况不变的话，只要人民不受剥削，不再贫困，则富人和权贵就不会再那么趾高气扬，养尊处优了。
那条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道路，虽已被人遗忘，了无痕迹，但是，当它被我们发现并追寻下去的时候；当我们根据我在前面描述的中间状态——我因时间匆促不得不略而未提的或因我的想象力不够而未能想到的状态——一一复原以后，每一位细心的读者都将对这两个状态之间的相隔的距离之大感到惊诧。他们将在事物一个接一个的缓慢变化中，发现那把可以解开哲学家们未能解决的许许多多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奥秘的钥匙；他们将感到此一时代的人与另一时代的人有所不同；他们将发现，第欧根尼之所以未能找到他心目中的人，是因为他想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去寻找早已过去的时代的人。细心的读者将慨然长叹：卡托之所以和罗马与自由一同消失，是因为他错生在他那个时代，假使五百多年前由他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伟大的人一定会震惊世界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细心的读者们将发现：人的心灵和欲望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变了质的，可以说是改变了天性；我们的需要和乐趣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了改变的。他们还将发现：为什么在原始人逐渐消失的时候，在贤者看来，充斥社会的是一大群伪君子和许许多多没有任何自然基础而是从新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为的欲望。我们在潜心思考中发现的这些情况，已经得到了我们耳闻目睹的现象的证实：野蛮人和文明人在心灵深处和天性的倾向方面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在野蛮人看来是极幸福的状态，在文明人看来却苦不堪言。野蛮人向往宁静和自由，一心只想悠悠闲闲地生活；即使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的“清心寡欲”，也不及他那样对一切事物的漠不关心。与野蛮人相反，文明社会里的人成天忙个不停，汗流浃背；为了寻找更辛苦的工作而终日忧心忡忡，自己折磨自己，为了生活而不停地奔波，或者为了永生而放弃今生；他们憎恨大人物，可是又去求大人物的恩宠；他们看不起富人，可是又去求富人的帮助；为了得到为权贵与富人效劳的机会，竟不惜一切代价去钻营；他们低三下四，去寻求那些人的保护，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以能当奴隶为骄傲，甚至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谈论那些没有机会与他们分享这份“体面”的人。一位欧洲宫廷大臣的繁重而又令人羡慕的工作，在一个加勒比的野蛮人看来，简直是在受罪！这个懒懒闲闲的野蛮人宁愿惨死一千次，也不愿意过那种生活，因为那种生活之可怕，能以搞好工作中得到的快乐来减轻吗？要这个野蛮人理解如此辛苦工作的目的，就必须让他先懂得“权势”和“荣誉”这两个词的意思；就必须让他知道这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种人把别人的脸色看作一把尺子：这种人对自己是不是幸福，不是凭自己的感觉，而是看别人对他所流露的表情。所有一切差别的真正原因在于：野蛮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终日惶惶不安的文明人的生活价值，是看别人的评论而定，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是以别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看法的依据的。尽管有些人满口的伦理道德，但怎么会从这样一种心态中产生对善与恶如此黑白不分的冷漠态度呢？这个问题，不属于我讨论的范围。此外，为什么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表面现象，都是人为的和装出来的？以荣誉、友谊、道德甚至恶行来炫耀自己的奥秘何在？总而言之一句话，尽管我们学了那么多哲理，也懂得什么叫人道和礼貌，而且又熟知那么多嘉言隽语，但为什么又要去问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如何，而不敢自己问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看起来光荣而实际上不符合道德，看起来富于理性而实际上缺乏智慧，看起来快乐而实际上并不幸福：这一切，怎么会全都是虚假的和骗人的外表？这些问题，也不属于我讨论的范围。我的任务是论证：这一切都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使我们所有的自然倾向发生变化和遭到败坏的，是社会的风气和它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我只要把这两点阐明就够了。
……我们从以上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之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从以上的陈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仅仅被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成比例时，它就和自然法是相违背的；我们对普遍存在在各文明民族中的不平等现象所持的看法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种不成比例的程度有所差别的缘故；因为，不论人们怎么说，一个小孩子指挥一个老年人，一个傻子领导一个智者，一小撮人脑满肠肥，吃用不尽，而大多数人却因缺乏食品而面带菜色，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
附录
一、给伏尔泰的回信*
*页下注释
《论不平等》出版之后，卢梭寄了一本给伏尔泰。伏尔泰于1755年8月30日写信告诉卢梭说：“先生，我收到了你诋毁人类的新作，谢谢……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花这么多心思使我们变成野兽。”卢梭对伏尔泰的恶意批评十分气愤，于9月10日写了这封回信驳斥他。——译者
先生，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虽说伟大的天才去教育民众是件好事，那也得人民愿意接受天才的教育才行：如果每个人都好为人师，谁又当学生呢？蒙台涅说瘸子不适合做体操，可见精神欠缺的人是不适合做精神的体操的。
但是，在这个到处是大学问家的世纪里，偏偏有那么一些瘸子想教别人走路。人们之所以读学者们的书是为了要评判学者的作品而不是为了受教育。从没见过傻瓜的人数有今天这么多。剧院里的傻瓜一大堆，他们看完戏就到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而且还把他们的话刊登在报纸上，把他们的文章张贴在大街上。我听到有人在评论《中国孤儿》，可是人们的鼓掌却没有鼓在点子上。这就证明他们既没有发现剧本的缺欠，也没有察觉到剧本的美妙之处。
如果我们一起去寻找社会混乱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种种苦难来源于他们的错误的数目远远多于来源于他们的无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对我们的害处，并不比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给我们造成的害处多。即使人们错上加错，也不见得比那些自称什么都知道的人更有害于人。如果没有人宣称他知道地球是不转动的，就不会有人因为伽利略说地球是转动的而惩罚伽利略。如果当初仅有的那几位哲学家宣称只有他们有这个称号，《百科全书》就不会有迫害者了。如果无数小人物不那么一心追求荣誉，你就会安享你的荣誉，或者，至少你遇到的对手是配得上和你较量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