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笔记
经济结构
许多国家为建立“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设计并执行了相对于其发展水平来说过于激进的赶超策略。历史上有几个国家就犯过这类错误，比如匈牙利和俄罗斯。
很多时候，这样的产业政策是违背许多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劳动力丰裕。通过执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它们没有能力建立足以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企业。由于较高的资本需求和结构性的高生产成本，这些公营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即使管理良好，它们赚取的利润水平在未扭曲的竞争性市场里也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
国家的财政资源能力有限，无法长期承担这一大规模的保护和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行政措施——在所谓的优先领域允许企业垄断市场、压低利率、高估本国货币、控制原材料价格——来降低投资成本，并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公营企业继续运营下去。
区别于休克疗法，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该国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
拥有充裕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但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类似地，拥有充裕资本要素和稀缺劳动力的高收入国家将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因此，使得一国最具有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这一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当企业选择进入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采用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技术时，经济是最具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将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并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创造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因为它们具有竞争力，这些剩余的再投资可获得最高的回报。久而久之，经济体就可以积累起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这个动态过程将形成良性循环：它使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级，还将使该国在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方面更有竞争力。
在处于全球产业前沿的发达国家中，成功的先行者通常被授予专利，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创新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产业很可能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之内的一个成熟产业。从而先驱企业难以因为先进入新产业而获得专利。因此，政府对甘愿冒险进入新产业的先驱企业做出一些直接资助就是正当合理的。
产业发展策略
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共有六步骤：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2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
第二，在该清单的产业中间，政府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并设法确定：（1）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障碍；或者（2）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插图]这些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组合来做到，例如价值链分析，或是Hausman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然后，政府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紧约束，并运用随机对照实验来测试这一过程的影响，以确保把这些政策推广到国家层面后的有效性。
第三，对国内企业来说，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的产业或是很少从事出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特定措施，鼓励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来本国投资于这些产业，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政府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
第四，除了在第一步中的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
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并做出必要的改进，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私人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对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由于预算约束和能力的限制，大多数政府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为整个经济做出理想的改进。因此，集中于改善工业园区或出口加工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就成为一个更易于实现的选择。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还有鼓励产业的聚集优越性。
第六，政府也可以为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中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这类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和财务成本限制。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或是对合作投资的直接优惠，或是获取外汇（以进口关键设备）的优先权。[插图]激励不应该也不需要以垄断租金、高关税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寻租和政治捕获的风险可因此避免。[插图]对于在第四步里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发现新产业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以认可它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
政治制度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耗时间、精力和资源的过程。制度发明者的报酬会少于社会整体所能获得的报酬。因为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般都会遇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外部性的产生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当一种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集团的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并以此来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成本。
“搭便车”受三个因素影响：
1）个人意识形态与公平世界的观念越一致，搭便车需要付出的代价越高；
2）群体成员的流动性越大，搭便车现象出现的可能性越高；
3）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越高，搭便车问题的严重程度越低。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制度创新者在创新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政治创新者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判断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有时他还能设定出一种制度安排，相对于没有政治创新者领导和组织下的制度安排来说，他所设计出的制度安排对所有利益相关的人来说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制度创新者要有针对未来的潜在收益设计出收入分配方案的能力，他的分配方案看起来应该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并且还应该使得每个成员相信这种分配机制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相符合。取决于他针对未来的潜在收益设计出收入分配方案的能力，他的分配方案看起来应该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并且还应该使得每个成员相信这种分配机制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相符合。如果政治创新者认为这样做对他来说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表达得更清楚，同时建立起新的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声望或政治支持等。对制度创新者来说，如果他能与政府、资本、地方利益集团以及供应链上下游结成联盟，那么，他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就比较小。
按照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具有独占的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制度安排。[插图]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保护产权并换取税收收入。由于使用强制力量具有非常大的规模效应，因此，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国家作为垄断者可以比其他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成本来提供上面所提到的制度性服务。因此，存在国家时的社会总收入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这些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也大于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些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国家的最终权力都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政治家或多或少能够不受公民的偏好和压力的影响，因此，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是通过分析掌管国家的统治者的行为来研究国家的决策过程。和任何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自己的生存、声望、权力、财富以及历史地位等。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一切他认为合适的做法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然而，统治者需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自己统治国家的交易成本。这些规则包括统一的度量衡以及用以解决争端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声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实力，因此统治者还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方案以及一套关于契约的执行程序。公民遵守政治系统的成本还取决于公民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因此，为了使公民相信自己权力的合法性，统治者会在意识形态教育上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会带来制度非均衡的出现。统治者只有在强制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预期边际收益超过预期边际成本时，才会采取行动来解决制度创新供给不足问题。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以及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非均衡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及其代理问题，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等。
金融市场
金融服务内生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是由相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每个具体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最优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的特征是用银行业发展状况（以规模、活动和效率来衡量）相对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用同一方法衡量）的比率来刻画的，比率越高，金融结构越偏向于银行主导型。由此将各国分成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类。在富裕的国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更大，交易更活跃，效率也更高。因此平均而言，富国的金融体系也更发达。而且，在较高收入国家，证券市场相对银行显得更活跃、更有效率。此外，在具有普通法传统（有别于民法法系）、对小股东权益保护良好、会计体系完善、腐败程度低、没有存款保险的国家，金融结构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这与信息成本较高、产权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更钟爱银行而非金融市场的观点是一致的。
影响经济的不是金融结构而是金融深度。数据表明，在金融领域整体发展水平更高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更快，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产业扩张更快，新企业的创建更加容易，企业的外部资金可得性更强，企业成长得也更迅速。在转型过程中，政府优先发展那些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扶持集成电路和芯片国产化替代产业、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产业、家电下乡补贴等。
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经济周期和发展瓶颈。因此，商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效果会因发展阶段而异，尤其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如印度的现状——因其对经济发展有消极的间接影响而可能成为关键性瓶颈。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帮助实体经济更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本。高效的金融结构必定反映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从根本上看，要素禀赋状况（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决定了产业结构，反过来产业结构又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支撑。具体说来，对一国而言，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进而决定最优的产业结构、相关风险的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分布。当金融结构的特征与该经济体产业结构的特征相适应时，金融体系便能够最大效率地发挥其基本功能，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发展。因此，经济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需要把这些金融服务进行不同组合以确保经济运行的效率。随着一国经济增长，该国需要的金融服务（银行和证券市场）的组合也不同；如果实际金融结构偏离了最优组合，经济体将无法获得适当的金融服务组合，从而伤害经济增长。
随着一国的发展，银行业和证券市场都变得越来越庞大、活跃，但是证券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在提升。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标的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标的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因此证券市场服务的相对需求将上升。因此，中国的企业未来的主要融资渠道会在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关键作用在于它一方面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市场的选择，另一方面可以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融资支持。此外，这波疫情的大放水，银行拿出了不少余粮，以后很难再提供充足的、低门槛的低息贷款给企业。也就是说，这几乎是最后一次便宜的贷款机会。也因此，股市对企业的要求更高，因为分红成本明显比银行低息贷款成本要高。好企业的商誉更高，其发债成本也更低。
中国的科技企业还处在寒冬早期，适逢美国的制裁刚下来，投资者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预期逐渐产生分歧，民众的情绪处在希望与痛苦交织的境地，但还远未到五穷六绝的时候。具体反映就是，科技股最近普跌，科技股论坛一片哀嚎片野。但可以想见，苦日子才刚刚开始。随着悲观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和市场表现阶段性滑坡，越来越多的人将会给欧美现状的优越性赋予合理性，出现看空中国转型的情况。
金融结构将金融资源以最高效率地方式配置于最优产业结构中的竞争性部门的企业中。金融结构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也会相应改变。因此，没有哪一个特定的金融结构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
近年，随着中国结构化转型，作为一个制造业和出口型国家，我们原来面临的产能过剩、 债务高企和金融资产泡沫隐患如何缓解，将是打赢提质增效攻坚战的关键。金融的错配问题，也亟待解决。由于实际金融结构与最优产业结构之间的严重错配，劳动密集型的小工商企业很难获得信贷，抑制了国内就业机会的创造，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此时，更加灵活地地方性银行、民营商业银行，如果能够深入当地的信息网络，将贷款发放给那些因太年轻或规模太小而无法从大的中心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将获得发展的机会。当然，对优质标的物的价值甄别，避免犯草率发放贷款的错误，也有了更高的考验。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变得更加自由化，信息更透明，良币驱逐劣币。
银行与证券在金融发展中的变化是什么呢？随着经济发展，银行和证券市场相对于整体经济的规模都会变得更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变富，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因此对证券市场服务的相对需求将上升，而这类服务与银行提供的服务不同。
一味地模仿发达国家的金融模式既不会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也不能带来更优的经济表现，相反甚至可能引发破坏性后果，譬如金融危机。政府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能否保持自醒，踏准改革的节奏，将至关重要。
国家发展战略
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确实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趋向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直接抄袭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导致消化不良。
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明显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然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却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结果，收敛的目标未能实现。
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技术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
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映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
考虑一个简单经济，该经济仅包括两种给定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且只生产一种商品。图7.1中的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的各种可能生产技术或所需要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组合。A点代表的技术比B点更为劳动密集。C、C1、D、D1是等成本线，其斜率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在一个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经济里（如等成本线C和C1所表示的那样），生产既定数量的产出，采纳A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当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的时候（如等成本线D和D1所表示的那样），采用B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品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最低成本线上，该线又是由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
政府要时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有没有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是否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但是，所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如上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如果中国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就不得不朝着资本密集型产业收敛。由此，我们也能知道，中国为什么要提出经济转型的国策了。
但这个过程是缓慢且痛苦的，要走很多弯路，甚至会面临欧美技术封锁，出口退坡。同时，我们还会面临内生性问题。随着贸易摩擦和技术摩擦的增大，政府和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会越来越大。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或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
操纵利率和汇率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和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以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或直接非生产性的利润寻求活动。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由此软化。一旦存在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而去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道德风险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其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目标过高、新的市场太小和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其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被其他企业的升级稀释掉。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收益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非常迅速。这种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即使升级的过程是对更为先进的国家现存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卓越成就，一部分是充分发挥了人力密集优势，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借势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阔消费市场的红利。当我们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时，将不得不离开成熟的产业和技术，向更新的、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产业和技术靠拢，这将要求有更多的人力资本。这需要更大的内外需市场，来摊薄成本，向内外市场供销。
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是说中国的人力资本不再具有优势。在新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收敛过程中同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就必须首先缩小它与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获得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中个体的储蓄率。当一个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作为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被使用时，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因此，经济个体的储蓄激励也最高。而且，政府不会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量创造合法的垄断，因而也就不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将拥有硬预算约束，需要通过提高管理和竞争力赚取利润。
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的技术策略，投资成本高、风险大。
更为开放的国家的收敛趋势要比更为封闭的国家大。这方面，美国正在开倒车。开放程度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而不是外生决定于进出口政策。这样看来，未来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严重的削弱。美国的资源，如芯片、高端机器、飞机、汽车、手机、软件等，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
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发达，这是历史劣根性问题。中国最有竞争能力和活力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获取金融服务时经常受到大银行的歧视甚至根本得不到服务。因而，金融体系是非常没有效率的。银行常常因为向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贷款而积累了大量坏账，促使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和灵活，允许集体的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用它们的资源投资于以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要求农民和国有企业履行义务，按照预定价格把其一定数量的产品卖给政府。前一措施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后一措施确保了政府有能力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这样，中国政府同时实现了经济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
假说及检验
假说1：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会出现各种政府干预和扭曲。
假说2：从长期来看，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经济增长绩效会很差。
假说3：从长期来看，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经济波动性会很大。
假说4：从长期来看，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收入分配会更为不平等。
假说5：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一国能够为先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那么其总体经济增长绩效就能够得到改善。
假说1
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黑市溢价就越大。前两年，饱受争议的P2P和民间借贷市场有过万亿规模，遭国家取缔P2P，为干净、合规的融资市场铺路。医疗药品也存在黑市溢价风险。
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客观上需要的政府干预就越多，从而经济自由就越低。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增长，未来金融市场不过扩大开放、接轨全球，将是大势所趋。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政府没收企业或对其实施国有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自主权就越低，开放程度就越低，需要的各种审批手续和准入证就越多。
假说2
增长绩效包括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口规模、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
假说3
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
假说4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推行比较优势战略，那么即使该国的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其收入分配的平等性也会逐渐提高。
假设5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许多制度都会受到扭曲，由此导致不良的资源配置和低效率。中小企业进入到在原先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抑制的部门，对于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实现动态增长而言十分关键。
总结来看，在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差距方面，发展中国家有着强烈的愿望。然而，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层次较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如果它们的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或采取这些技术，这些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性市场中就没有自生能力。要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技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常常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通过扭曲利率、汇率以及其他价格来对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它们还用行政手段给优先行业的企业按被扭曲的价格直接分配资源。通过上述政策手段，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能够在该经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行业建立起采用高技术的企业。然而，该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受到抑制，外贸会发展缓慢，寻租活动会变得猖獗，宏观经济将不稳定，收入分配格局不佳，经济将十分没有竞争力，该国的收入也将不能向发达国家收敛。
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就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并为下一步的高速增长打下基础。经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就将变为现实。要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成为明智的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为了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复苏并强劲增长，我们需要越过美国霸权主义和对本国主权债务的担忧，将目光投向结构转型所必然带来的美好前景。结构转型就是中国攀爬产业阶梯、调整部门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过程。除了少数石油出口国，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工业化就能致富。
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消费市场里面具备快速扩张工业部门的潜力，以及我们正处在多极增长世界中产业的动态转移的时代。随着地缘经济由单级模式向两元模式发展，中国将成为新的超级“头雁”，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未来十年里，中国将释放高达8500万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仅释放了970万个，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仅释放了230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