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9/13—林文源：导读《我们从未现代过》

来源于《我們從未現代過》， Bruno Latour著，余曉嵐 / 林文源 / 許全義，群学出版社

本书提出了新的理解自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架构，即可变式本体论，或说行动本体论。主要论点是，由ANT的关系性萌生、中介、过程式及异质存在观点出发，拉图力陈正视混种物（hybrid）的存在将如何改写西方现代性，而将之重新定义为非现代性。一开始，拉图试图论证，混种物如何无所不在，却在关于现代性形成的信念中持续受到否认与忽视（第一章）。

拉图认为这与现代性中，区分主客、社会与自然的纯化(purification)工作，以及其不同代议体制有关：科学家为非人的物代言，而政治学家为人代言。而这纯化工作更借由否认另一项中介(mediation)工作以及其产生的混种物的存在，而达成主客对立、社会与自然二分的宣称。这种机制构成其现代宪章(modern constitution )的基础。尽管STS已经开始逾越这种区分，但却未对称地打破社会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分预设。拉图认为，这些不可忽视的中介工作与其混种物，显示我们其实从未如现代主义宣称地进入现代(第二章)。

为此，他深入对于现代性提供理论基础与定义的诸理论，显示由康德以降的纯化工作如何在各理论中拉大社会与自然的鸿沟。而当我们正视中介，不再视之为可被忽略的媒介时，我们发现仁（人/主？）体与客体并非绝对的存在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混种的类主体与类客体(quasi-object)，而现代主义的单一本体论架构也成为可变的多重本体论 (variable ontologies)。拉图并据此以非现代立场指陈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缺失(第三章)。

如此，在承认混种物的存在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独特性消失，成为众多文化的一种，但这不是回到一般的相对主义论。拉图以「相对主义者的相对主义」(relativist relativism)思考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他拒斥一般相对主义，他们为打破普遍性而不切实际地将所有文化视为对等，拉图加上第二重相对主义是为带回经验事实：同样的网络化中介过程中，包括西方现代文化的各文化如何达成不同程度的稳定与影响。如此，西方现代性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同，都是在混种物的异质网络中构 成，而其特殊之处则在于其否认类客体的存在，以及其类客体网络连结分布较远（第四章）（？）。

最后，拉图提出我们必须重视中介。他并以类客体构成的集体性重新定义社会与自然的存在、重新思考非人所中介的人文主义、以及如何正视现实，重写非现代宪章， 以重新将两种代言体制合而为一而建立物的议会（第五章）。

以下这篇导论先提供理解本书的相关脉络，提供读者定位本书论点的背景，然后再进入其衍生的相关批评。最 后，藉由以上这些介绍与讨论的基础，我将试图提供读者在异时异地阅读这本中译书时的一个策略。

从STS到ANT

STS一开始由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出发，揭露在抽象、绝对理性与纯粹方法之外，科学更为真实的社群与文化、组织与制度、实作与物质等面向，更进一步，这些提问拓展到科技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的关连。

学术发轫时，科学哲学家以规范性提问，极力思考、检验，甚至批判科学理性与理论地位。此外，学者另辟经验式提问取径。一方面，社会学取径上，学者探讨科学社群与其机构，在生产知识外，其本身作作为社会部门之一社会制度与功能运作。硏究焦点是科学家的社群关系、报酬系统与机构的制度性关连等社会学式的纽织与制度问题(Barnes and Edge 1982)。重要代表之一是结构功能论的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 另一方面，在偏向历史的取径上，科学史作者则以不同于过去「胜者史观」的写作架构重读科学史，以社群史的角 度指出科学事实、科学知识、知识演变与争议的集体与社群特质。在此，库恩与更早的Ludwik Fleck等，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思想集体（thought collectives ）、科学革命等概念提供重要的新洞见与分析架构。

在此，社会学者与史学者的研究逐渐落实对科学核心的经验式提问：对科学，由其组织制度到知识内容，进行历史与社会学式的探索，也就是由关注科学文化、组织及制度运作等社会条件的「科学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science)转变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 SSK)。 在此提问下，进一步出现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 )、巴斯学派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mpir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 )、俗民方法论与符号互动论的实验室工作与科技轨迹硏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 ANT)等等，STS的探讨焦点更深入科学知识的社群性格与知识实作。

早期STS诸取径，受到爱丁堡学派采取的认识论问题意识的影响甚深，致力于检视科学知识的「外部史」。不同于科学哲学以思辩方式、规范性分析科学知识如何可能、如何衡量理论与其再现的现实的关连等问题，研究者遵循 爱丁堡强纲领中的核心因果与对称性原则：不但错的科学知识(信仰)需要因果解释，正确的知识(信仰)也需要解释(Bloor 1976)。学者由此跳脱科学史的线性发展观、 胜者史观，重新爬疏科学史料，并在重新理解在线性科学史中原被视为混乱与岔路的科学争议中，产生许多著名的科学争议的硏究。这些研究的重要贡献是，藉由证实原本被视为外在于科学知识活动本质的机遇(contingent)因素，诸如社会想像、社会利益，与科学家信誉密切相关的社群活动等，如何与科学知识的形成与论争密切相关，将一向被视为纯粹的科学理性脉络化，重现科学理论的竞争与知识发展轨迹的社会与政治过程。

之后，对科学知识演变的脉络化，逐渐由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转移到生产科学知识的核心活动与其社会影响，包括在实验室中科技物与事实的生产，与科技与社会交融的异质构成(heterogeneous constitution)等。这些研究取径大多碰触到先前认识论层次思考外的本体论层次提问。在这趋势中，关于知识与行动、知识与存在、科技物的客体性，甚至是科技活动参与者的主体性、社会性构 成，都更广泛地成为讨论目标。在此逐渐扩大对科技活动的思考中，科技活动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区别不再具有意 义，使科技研究与对科技的社会影响与关连的研究逐渐融会。甚至，这些研究成果也开始拓展到反省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预设与分析方向。

ANT是在由认识论到本体论转变的交会点中出现。 ANT的基本命题为，所有行动者都没有预先确定的本质，行动者都是在网络化过程中萌生的。在此方向下，一开始，ANT以符号学方法分析科学文本，追溯科学「再现」 (re-presentation )过程中，文献的作用与历程。这包括以实验室的各种铭印(inscription )的轨迹与产生铭印的过程为主题，探讨实验室如何由无秩序的现象中，以各种概念、仪器与文献产生特定事实的铭印；以及更有系统地以行动中的科学与既成科学的二分(science in Action v.s. already science)，分析各种说法如何成为事实(fact)的过程。甚至包括，以追溯文献而重构科学家工作如何建构其网络而转变自身与其硏究物的过程。

另一方面，ANT也将符号学方法拓展为物质符号学 （imaterial-semiotics），并应用在追溯「科技一社会集合体」 (technosocial collectivities )，也就是现实世界构成的讨论中。这后来更为全面地检视科技活动如何中介科学事实的存在，以及更为一般性地如本书对异质混种物对现代性构成，以及自然与社会构成的宣称。

作为一种新取径，ANT的核心创见在于：

一、贯彻STS的经验式提问，以符号学取径发展一般性性对称方法(物质符号学)，将物质面向带入概念语言中。 借此将原本STS将专注于知识构成过程的硏究取径，提供一套概念化工具以更为精简地理解这些过程的多种异质元素。为了达成此目的，在早期ANT大张旗鼓地创造各种词语，试图借由行动体(actant)、行动者网络、转换 (translation )、必要通过点(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 )等术语，提供对称地理解异质元素在科技活动中的构成与变化。这种一般对称性视野，试图解决STS初期面临的双重历史的问题：一方面STS描绘科技发展的社会政治过程，而写出无数的外部史，然而，这种外部史却很难与传统科技史由其科技物技术面向的发展观点所写的内部史结合。因此，人的历史与物的历史仍呈现各说各话。而ANT的一般对称性则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尝试。不过，到后来一方面因为历经批评，且也因为更为正视经验事实的多重关连与变化，因此ANT已经逐渐放弃术语，改以视野自居，以便更有弹性地容纳经验事实。

二、提出中介式存在与可变式本体论架构。在ANT对事物存在的视野，相当不同于之前STS的分析架构，往往以稳定化的区别为基础，而以既有行动者为分析单元，理解科技活动与事件发展，例如，爱丁堡早期以阶级作为社会利益/旨趣(social interest)的展现。ANT对于探讨不可化约的事物萌生过程有极大兴趣，也因此采取中介观点思考事物的过程式存在。这牵涉到本体论实体的中介与位移、客观存在物的多重构成，与展演性本体论。

中介与相关的混种物存在，以及引伸的多变本体论是本书的核心议题，整个非现代论证都立基于此概念。这概念的核心是，在ANT的萌生与关系性构成观点下，没有自然(例如基因图谱)、社会(例如社会结构)、人性(例如心理构造)的终极存在等着我们去探 索。事实上所发生的是，在产生社会与科技事实与物时， 在操作中的异质中介融合(mediatory fusion )。如本书第三 章中，拉图论证波以耳的真空的本体论地位是多变的：没有单一的本体论架构预先存在让各种事物各安其位，各种研究也非只是去发现这些事物在此架构中的位置。

ANT认为单一本体论架构的观点是事后追认的结果。 然而，并没有预先存在单一的本体论架构，本体论架构是在众多中介的位移轨迹中构成的。一个较为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拉图以远在南美亚马逊丛林中的土壤，转变为在法国学术会议中的概念与符号的过程。他指出跟随著土壤学家生产关于亚马逊雨林土让的知识的活动时，雨林土壤被「本体论化」(ontologized )的各阶段：「土壤」在对照卡、样本、归类架、数据、图表、地图、与报告等参照架构中，历经一连串位移。当这些参照架构由一个循环到另一个，「土壤」也历经了些许变动。 每个参照架构都是一个融合关于土壤的槪念、物质相关的行动，以及当下'的土壤「本身」的中介(mediation)。在这意义上，拉图论说土壤并非历经科学家的再现而成为概念，而是历经许多中介的位移与转换。借着这些中介过程，土壤才由远在亚马逊雨林的不知名某处的模糊事物被转换为我们意识中所认识的特定认知状态。因此，这些中介活动非但不可化约，更是土壤的本体论化事件本身。

因此，科学的知识活动并非认识论问题，更牵涉到本体论化构成，与更基进的本体论多样性的问题。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论(dualism)，以及自然科学的实在论与社会科学的建构论的对立，只是因为忽略这中介行动的过程：她们要不苦思外在的物(things out there )如何与内在的心灵 (mind in here)发生关连，便是极端地以某端(社会或自然) 化约另一端(自然或社会)。正如生产人造物创生新客体而介入世界一般，生产事实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本体论介入： 创造与认识科技事实与科技物的活动都是一连串的中介链，在其中事物历经细微与多种位移，事实与世界而成为其所以如此的样貌。这也就是为何拉图提议以「事物生发论」(pragmatogony) 取代宇宙论来理解物质如何在实作中构成，而非其先验的本质存在状态。也就是多变本体论或行动本体论。

在此观点下，物质是被促动(enacted)、展演 (Perform )的结果：由转换工作中的某种状态(state of affairs)，成为一种事实(a matter of fact)，一直到最后在稳定的网络中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a matter of course)。实作论的基本想法是也，因为现实是如此精心地受人为介入，它们才能如此真实、自主，且独立于人而存在。其中，客体并非外在于我们而存在于世，而主体也非存在于我们的语言架构与心灵屮，客体与主体的本体论地位是处于行动的过程中。现实作用中的物、语言、人的运作，都是在开展当下现实，而非指向另一个层次、脉络，或更真的现实。

三、带回作为行动者的物。如拉图所说，传统对于现代性的看法，大多将之定位在启蒙理性的意义下。在知识与科技上，实证科学的发展与工业革命的创举是人类对自然的掌握，以及在社会与政治上，以自由理性主体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在这些看法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知识共存于一个以人的行动能力(human agency )为中心的本体论架构中。一方面，社会科学试图更清楚地理清与掌握人的行动能力(除了政治与社会思想，还包括拉图未探讨的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则更有效地将物建构为更服从于人类意志的工具与环境。这种现代性本体论架构则在殖民与全球化的各种过程中，因为展现相对于其他文化的优势力量，似乎更证实其普遍有效性，也更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本体论架构的信心。在此过程下，现代主义的成就一方面成功地除魅，破除前现代思维中对各种异质的行动能力的「想像。另一方面则借此更明确地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在此过程中，科技物处于一种吊轨地位：一方面，现代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科学知识与技术物对人类处境的剧烈影响，然而，在相应的本体论架构中，人却又成为唯一的行动者。这种主客分离的本体论架构，正是拉图面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论者的最大论点(第三章)。

正如STS的重点之一，便是在探索科技在此过程扮演的角色，而ANT又是STS中最为重视这种矛盾者，但如下一节将提到，也为此引来无数争议。这争议的重点，主要来自批评者无视于中介构成，而质疑ANT提出的物的行动能力，以及其政治性。目前先介绍如何理解作为行动者的物。基本上，ANT结合中介与关系性萌生基本观点，正视物在网络化过程中的作用。要了解这一点可以由两端趋近：一方面，由异质构成的观点，提出物对人/社会现实构成的介入；另一方面，由拉图所指出的「事实拜物教」 (factish)，找到人对物/自然事实构成的介入。

一方面，社会学者以现代主义的主客对立为基础，将社会构想为由互为主体的理性、规则与关系所构成。社会因此是人们自身的存有集合(people-among-themselves ) 。社会学的古典论题之一是社会秩序的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一将社会视为如事物一般集体存在(social facts as things) 。而社会秩序则被视为由独具一格的特质与影响的社会结构所造成。在这种想法中，社会结构被视为是一种不能被化约为微观互动的巨观面向，因此呈现不受各别个体行动影响的相对稳定状态。此外，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客体，因为它不能被化约为个体心理或生理构成的互动后结果。在此构想中，社会的存在预设了不可相互化约的社会个体与结构的二元本体论架构。

ANT的异质本体论中的转变思考挑战这种纯粹且抽象的社会。ANT认为位于网络中的主体，如同客体一般，是因为身处异质网络而成为某种行动者。较为著名的说法，有如「异质集合体」(hybrid collectif) 、「异质工程师」(heierogeneous engineer)、「计算中心」(centre of calculatio，以及构成互为主体性的互为客体性(interobjectivity) 等。在本书中，在中介观点中，拉图更指出经由且唯有与混种物存在而存在的人，应该是以各种异质「同形」(morphism )交织而存在为某种人。

而进一步，社会的存在也是如此。在巴斯德(Pasteur) 的案例中，拉图指出探讨巴斯德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方法，是去看他在法国社会中加入了哪些新的力量。如之前所指出的，当时地位不明的微生物从小至牛奶腐坏，大至受疫情威胁的整个国家等不同规模的社会关系与场域都发挥重要影响。借由巴斯德在实验室的微观工作中的促成转变，巴斯德成为微生物唯一的可信代言人，他的工作既是微观亦是巨观的。不但改变微生物与自身，最后更将整个国家放在以他的实验室为支点的杠杆上，促成巨观变革。藉此，一方面，巴斯德在既有关系中加入新力量，因此改变社会生活，而他的实验室成爲「少数能够扭转社会脉络的地方之一」。在此转变模型中，个体存在与行动、社会权力、社会结构的存在不是外在于彼此，或有大小之分，他们部在行动本体论中被中介与位 移而相互混杂，对彼此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巴斯德之所以为巴斯德乃是因为他是与实验室、微生物等等诸行动者所连结而成为的「微生物的巴斯德」(Pasteur of microbes)。

另一方面，同样地，物也不是本质地拥有行动能力。事实拜物教反对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自然科学的实在论认为：现实存在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们是未经人所介入的存在，而如果受到人为操弄与干扰便是可疑的(例如，实验必须排除人为干扰与错误)。社会科学天真的建构主义则认为：人们往往对被建构的现实坚信不移，而我们必须破除拜物教心态（fetish）建构的社会现实后，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社会现实。

但由实作论观点下提出的事实拜物教批判来说：现实无法不经人为介入而被认识，而且现实存在也永远非外在于人的介入而存在。所以，实在论眼中的未受人为介入的现实，是因为人们如此精心打造现实，又排除自身人为作用的痕迹，才显得如此独立存在。而尽管建构论者总是认为，一般人无法看穿其信仰的现实背后的真正人为影响， 但建构论者也无法看到其所信奉的拆解拜物教信念后的真正现实，也同样受到人为作用才如此真实（例如，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是在研究活动中成为被认识的现实，甚至，这些概念后续被用于行动与制度化而更稳固地造成现实）。同理，如同前面对中介与可变式本体论的讨论。微生物之所以为我们所认识，且我们依照这认识而改变操作与生活方式的微生物，而非先前卫生学家所揣测的其他莫名力量，乃是因为它与实验室、巴士德等等诸行动者所连结而成为的「巴斯德的微生物」（microbes of Pasteur）。

因此，正如主体并非人自身的存在，客体也非物自身的存在。客体的行动能力，如主体一般，也是在网络化中介过程中被形构。如果可以由各种异质「同形」（morphism） 交织理解人类行动者，与其行动能力构成，那么我们同样能够以各种同形与黑盒化过程去理解物的行动能力。

混种物提案与其批评者

对于本书的论点，前面已经扼要指出其重要性，以下就由负面书评提出的争议性面向介绍相关议题。

就一般论证内容与行文风格上，仍带点正面意味的评价是如：尽管不同意本书论点，但阅读本书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智力练习；尽管本书论证不尽然有效，但提供了后现代思考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以及这是重要且有启发性的书，但却充满极为模糊的论证，以及奇怪的示意图，甚至骨子里其实还是后现代主义。其余批评则包括：本书借由扭曲与简化现代性的定义以立论，以及对对手哲学思考如哈贝马斯的简化；以好斗姿态、暴力地简化与攻击对手论点；他大费周章所争论的物的议会，是环保运动早就已经承认的共识，但却毫无理由地对这些事实丝毫不提；以及本书对于知识生产过程、SSK等仍视为重要议题的辩论毫无贡献，但是作者的机智与夸大立论则一定会吸引一堆赶流行的崇拜者。

其次，针对其立论内容的质疑，则大多环绕着提出物的行动能力与相关政治性问题。这方面的批评其实已经有林区对ANT潜在的万物有灵论的不安，以及著名的「胆小鬼」指控。针对本书，批评者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其中最为令大家不安与不满的是，如同英国70年代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的名言：没有叫做社会的东西，而将责任归诸于个人。本书更犯众怒的是，进一步大谈类客体、混种物与物的议会，似乎现在连人这东西都不存在了，遑论由人的身上进行政治归因或批判。例如，柯林斯坚持STS的政治策略的焦点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而非人与物之间。将物带进来只是混淆焦点。而且从来没有所谓的非人类学家(nonhuman anthropologist)，因为非人并无法自我社会化。一切总是人所造成的结果。同样地，Vogel相当不安地说：“（将类客体置于本体论的中心）是一种令人怀疑的物化，一种混种物拜物教，让拉图将混种物，而非构成这些混种物的人类的作为，当成他的本体论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的作为，客体(不管是不是类客体) 并不参与这些作为，它们也没有参与调节这些作为的政治中。”简而言之，在所有非人的背后，最终必须被追究责任的还是人。

关于这种非人本体论的批评，或许拉图与ANT诸人还是会一以贯之地以他的核心想法回应：问题不是社会端或自然端，而是在这之间中介的过程。然而，显然大多数的STS研究者，如布劳与柯林斯等，并未能被这种说法所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