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心灵的污秽教训 （中）
“那个夏天，是《外面》的结尾，《地球人》（Earthling）的开端，”盖布瑞尔斯说，“我写了大概六首曲子，用的笔记本电脑，更类似于电子乐。我那时候正想要写吉他线，因为我们那会和‘地下世界’还有‘神童’（The Prodigy）有些交集。”这次录音季是大卫的九十年代中最激烈也是最平静的——乐队把这间录音室称作“俱乐部会所”（The Clubhouse），访客中有大卫·林奇（David Lynch），以及已与大卫重修旧好的卢·里德。在他们听了一整个夏天的音乐——鲍伊是“地下世界”的粉，盖布瑞尔斯则偏爱“神童”——的激发下，这位吉他手说团队是故意决定抛弃传统。“我感觉每个人都环顾四周，从音乐出发，然后想到，操，这千禧年都快到头了，我们还弹得像在滚石乐队一样。我们得接受，有些人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会说，这帮人真蹩脚。”
相比弹奏传统的电吉他，盖布瑞尔斯用了一台罗兰处理器（Roland），它能数位模拟出不同的吉他声音；整张专辑录在硬磁盘上，而不是磁带上，允许声线和器乐能在一首歌之内进行剪切和拼贴。他们兴奋地探索着这个新世界，马克·普拉蒂（Mark Plati）是他们的向导，他1991年后一直在“玻璃镜”录音室（Looking Glass Studios）工作。曾在印第安纳大学接受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侄子威廉（William）的低音吉他辅导课，普拉蒂于1987年搬到纽约，在阿瑟·贝克（Arthur Baker）的“试航”录音室（Shakedown Studios）做技师、编程以及弹奏，同时为DJ巨星朱聂尔·瓦斯奎兹（Junior Vasquez）担纲同样的角色。普拉蒂帮助盖布瑞尔斯精制了一些样本，在这个夏季使用，在他们制作专辑的三周里，他变成了联合制作人，从一块块的声音“垃圾”里——他和里维斯在录音室找到的老曲子或样片——做出音乐来。
与布莱恩·伊诺共事，大卫经受了复杂的心理学技巧，以避开写作者的瓶颈；制作《地球人》，简单一台电脑便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歌曲来得很快：歌词在便利贴上汇就，飞速作出决定，人声录了一两次，特别是“不足为奇”（Little Wonder），他们最后使用了最初的引导音轨（guide vocal）。年近五十，大卫的嗓音和写作听起来还是有新鲜感、活力再现——有着许多青春的回响，“不足为奇”里有托尼·纽利式的抑扬顿挫，“行尸走肉”（Dead Man Walking）中有一丝“写给赫敏的信”的痕迹 ，这首歌还用上了三十年前，吉米·佩吉在国际广播公司录音室向他和“半熟男孩”所展示的简单的两音符吉他重复段。
如果说《地球人》来得容易，但它也没能坚持始终。1997年1月发行时，丛林舞曲（drum 'n' bass）、以及鲍伊最为痴迷的“地下世界”，都是主流大势；尽管当时许多乐评对其青春再现的词曲写作不乏赞美，但作为另一次明显跟风的练习，这张专辑注定会被历史淘汰。甚至是这个专辑名《地球人》，似乎是愚蠢的自我指涉，而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设计的米字旗外套，看上去像是要靠“英式流行”赚点钱，成了那年春季的话题。然而，即使这有点“老爹迪斯科”（dad at the disco）的感觉，那股激情倒是真的，还启发鲍伊和盖布瑞尔斯偷偷参加一些活动，比如那年夏季的凤凰音乐节（Phoenix Festival），在他们的主演出前以“道·琼斯·指数”（Tao Jones Index，译注：Bowie当时乐队采用的化名，糅合了Bowie本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中华文化的“道”等涵义）之名进行表演。
1997年1月8日，大卫在人头攒动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庆祝其五十岁诞辰，演出阵容仿佛是经过谨慎选择，以突显这位生日男孩的先锋造诣。粉丝如“碎南瓜”、“治疗”（The Cure）的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小妖精”的弗兰克·布莱克（Black Francis）、“喷火战机”（Foo Fighters）的戴夫·格罗尔（Dave Grohl）等是来与其二重唱某些更为人熟知的歌曲，而他自个儿的局则被其最新的两张专辑主宰。卢·里德——大卫谄媚地介绍他为“纽约之王”（the King of New York）——是唯一的同辈，与他合唱了“婊子女王”和“等待那个男人”。直到临近尾声，在乐队和众人为他唱了生日快乐歌后，他才唱起“重压之下”和“英雄”，然后以一曲美丽朴素的“太空怪事”结束了这个夜晚。
这是一次颇具感染力的庆典，令人信服地证实其音乐影响力；但在为这场演出作紧张严苛筹备的同一时期，一桩更为私密的计划正在集合组装。过去的几个月里，伊曼打电话给朋友们——其中有些人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大卫了——请他们贡献一件艺术作品，以装订成册，每件作品都记录着他们同这位据说是精明冷酷之人的人生交错的瞬间。据那些见过它的人说，这件集绘画与文字为一体的作品，极为动人；它真挚地向这个男人——简单说，就如童年好友乔夫·麦考马克所说的“很有趣，一个好伙伴”——致以敬意。来自布朗利、柏林和纽约的朋友们纷纷投稿——每个人都被伊曼的魅力所折服，她也发现了有关她丈夫的新故事。据朋友说，只有伊基没参与。
对大卫许多同龄人来说，年至五十是个黑暗的时刻。有些人，如基思·理查兹渴望效仿约翰·李·胡克等偶像，一直弹到风烛残年。对于只比大卫小三个月的伊基，他在这颗星球上的第五十个年头，是与他的妻子素知分手，同一名阿根廷女孩开启一场疯狂恋情，正是后者激发了他那张危机重重的专辑《B大道》（Avenue B）。然而，和伊曼在一起的大卫，似乎幸福得完美无瑕，常对朋友们，甚至是偶然撞见的人——飞机或者机场巴士上——说，发生在他身上最棒的事情莫过于结婚——他性格中全然传统的那部分似乎占据了上风。
这种传统性的一个闪亮标识，是他如今所夸示的一口完美白牙。他那略微有点歪斜交错的牙根的消失匿迹，甚至是偏向于好莱坞式的齿冠，后来会成为一档庸俗可笑的英国电视节目《明星诊所》（Celebrity Surgery）的主题，采访了鲍伊的几名助手，他们都以为是在拍一部普通纪录片。节目片段如今已是油管（YouTube）经典（译注：YouTube上只有一个点击量不多的视频，应该不是作者所说的，友情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HrMNCcI23s），布满粉丝们的辛酸评论，哀悼他已逝去的标志性英国烂牙。一整套风格翻新，除了牙齿，还有一小撮、另类摇滚的山羊胡，以及1992年在京都由一名深受有组织犯罪集团极道（Yakuza）欢迎的纹身师所施予的人体艺术——在他的左小腿肚上，一个人骑着海豚，周围纹着日文版的平静祷文，以及用日本汉字写的伊曼的名字。（伊曼则以右脚踝上一把鲍伊刀作为回应。）
大卫这幅衣着光鲜、“另类”的外表，显得尤为精修和美式，其中自有原因——长期浸淫于纽约的时尚及音乐圈的结果。（伊曼不喜欢洛桑的房子，夫妻俩在次年将其挂牌出售。）夫妻俩喜爱这座城市，后面几年，在他们位于宽街708号的公寓附近的咖啡店里，经常能见到他俩挤作一团，聊得很投入。不过，他还是特别英式，因为伊曼带出了他好玩风趣的一面，也爱他永远在线的冷幽默。他的小玩笑会让许多纽约服务生措手不及，他们在他点单前递上一卷热毛巾，就是为了看他疑惑的眼神并问道，“这还没死？”甚至连偶尔吸食可卡因也成了历史；如今他极少纵酒，虽然他为那年夏天的巡演剪裁了一条很酷的地毯当长礼服（译注：可能是一条西藏地毯，跟Earthling中的某首歌有关），但他很乐意让里维斯·盖布瑞尔斯去体验跳舞文化，两者也达成了共识，“他真的不可能去跳锐舞，他也不愿意去，毕竟长时间都保持着清醒的状态。”
鲍伊和盖布瑞尔斯之间的音乐关系，同鲍伊和其他任何音乐伙伴之间都同样亲密，但更为复杂的是这位吉他手属于年轻一代，是听着鲍伊的音乐长大的。盖布瑞尔斯会徘徊于与童年偶像合作的欣快之感，以及与鲍伊的商业机构打交道或是忧虑创作权百分比时所感受到的沮丧，后者仿佛在那个时候突然涌现。鲍伊的许多乐手引述他为他们最棒的雇主之一——“从这方面来说，我是他的超级粉丝，”卡洛斯·阿洛玛说——但其他人感觉和“埃索拉”打交道始终不舒服。鲍伊的经纪方给一些合作者，如埃达尔·克孜拉伊的印象是，他应该接受提出的分成并且感到幸运。鲍伊的阵营终究也有一定道理，与大卫合作的所有乐手实际上都能得到一夜变富的保证——但这种论点在九十年代末尤其令人难以下咽，因为此时的大卫正在赢得新的名声，不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他正在快速积聚的财富。
“鲍伊债券”（Bowie Bonds），大卫用这个富有争议的方式，以其旧作收益为代价，筹得5500万美元，这将在音乐行业引起轰动。该债券——针对鲍伊未来十年的版税所发行的证券——也会使大卫·普尔曼（David Pullman）成为明星。普尔曼，这个与鲍伊债券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物，将会在39岁时被《时代》杂志命名为百位革新者之一，并且继续为其他音乐人包装类似的交易。不久他就在世界媒体中声名鹊起，而其名声最令人信服的明证是，2001年债券现象的来临——以惊悚小说《狂野之事》（Something Wild）的形式，小说家琳达·戴维斯（Linda Davies）围绕鲍伊债券编织了一个复杂的情节；“琳达的书让读者得以一窥这个行业可以有多刺激，”普尔曼在该书的发布会上赞词有加。
鲍伊从这笔交易中积存了5500万美元——按照1997年的汇率换算是3900万英镑——据报道有部分用来支付英国的税。然而，大卫想要这笔钱是有截然不同的初衷：把他自己的音乐买回来。
1975年3月，当大卫初次谈判脱离托尼·迪弗里斯一事时，他的前任经理保留了对大卫从之前一直到1982年所有录制的音乐的分成。这个比例有一定的浮动——据称，1975年前发行的作品，他与鲍伊是五五开，后面的作品则少一点——但钱得永远支付下去。迪弗里斯持有母版音乐的共同所有权——甚至持有他所声称的，进一步发行鲍伊唱片的权利；他从九十年代初期便利用这一权利，于1994年发行了1972年圣莫尼卡的现场专辑，外加几张基于BBC和“小天体”录音期的专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为鲍伊能最终买断他的版权，“埃索拉”开启了同其前任的谈判。据迪弗里斯的朋友们说，这系列谈话是心平气和的——大卫的人告诉迪弗里斯的人，前者想把资产“传给他的孩子”。涉事各方都没有确认大卫的5500万有多少给到了迪弗里斯，但那些涉事的边缘人物暗示说至少得有一半。假若如此，托尼·迪弗里斯就赚了超过2700万；对比1972年夏他从劳伦斯·迈尔斯买来鲍伊母版所花的50万英镑，真是一笔可观的回报。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鲍伊债券的概念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总是带着某种暗示，即大卫和米克·贾格尔一样，沉迷于金钱：下层中产阶级的男孩想要弥补其穷困的童年。鲜有人评论这个事实——在五十岁的年纪，他花了数以千万拿回自己一生的作品。完成这桩买卖后，托尼·迪弗里斯在弗吉尼亚州买了一座巨大的庄园，而且——加上他手头大量的现有资产——如今有好几千万可以去投资，这类实践他可是行家里手。大卫则买到了他自己的过去。
如果说鲍伊谋求这5500万的动机遭到了误解，那它引起的骚动预示了在一段时期内，他的名字始终和商业脱不了干系。鲍伊债券的影响在金融行业得到密切关注，尽管普尔曼和其他各种当事人之间就此债券发明者引发争论和一系列的诉讼，让其光泽变得黯淡。最后的判决显示，该债券的灵感并非来自金融界奇才大卫·普尔曼，而是大卫自己的商务经理比尔·齐斯布拉特。关于这个议题的争议将永远不会平息。摩城备受推崇的词曲作者拉蒙特·多泽（Lamont Dozier），会在后来起诉他自己债券问题的研究顾问。紧随着EMI的财务问题而至的，是鲍伊债券被领先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下调了评级，于2004年掉到了仅高于垃圾债的一个等级。
自从“严肃月光”巡演时，他紧盯着财务的那些日子以来，同时为滚石效力的比尔·齐斯布拉特，已成为大卫的关键顾问。带着鲍伊债券所引发的兴奋，齐斯布拉特将趁势计划一家“鲍伊银行”（Bowie Bank）——这个主意最终被丢弃，因为挑不出运作该计划的银行，然后在1998年夏，宣布自己将创建一家互联网供应商，名叫“鲍伊网”（BowieNet）。
过去的几年里，互联网就像艺术和音乐一样，让大卫感到振奋，“他就身处于最前线，对于他来说这也合乎情理，”鲍伊在“拯救生命”演出上的键盘手托马斯·多尔比说道。多尔比已移居美国西海岸，开办了一家互联网新兴企业，鲍伊已经同他分享过这股兴奋劲，“活在当下，从他的体验中获得情绪的迸发、一种震颤感，这属于享乐主义。”看着大卫·拜恩（David Byrne）这样的同龄人从混迹于泥泞俱乐部（Mudd Club），进阶到探索视频媒介，多尔比经历了类似的电光石火。“那是创造力的接收天线，他也特别兴奋，他正在见证草根运动的回归。他会近距离观察，尽在掌控，做一些心血来潮的事并获取即时反馈。”
至少在下一个十年中，鲍伊的人生将会被线上规划，但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他自己的网站或音乐。据某些业内人士说，他正在绘制万维网的前景。科技作者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后来将鲍伊引述为“一流的未来学家”，是“对我们的网络世界曾作过敏锐洞见”的立言者之一。九十年代末，鲍伊看到互联网在建立新社群方面的潜力；但他也注意到对版权的长远影响，预言说著作权和知识财产将会如何濒临险境。最有先见之明的是，他在2002年提出音乐“将会变得像流水，或电”，预感到会兴起如声破天（Spotify）等流媒体。鲍伊永远不会把自己描述为某种有远见之人，他关于现代文化演变的观点，总是囿于宣传采访中。但是他的洞察力激发诺顿在2010年时评论道，“如果你想了解未来，去问一个音乐人吧。”
到了1998年1月，大卫正在推动创建他自己的网站—— davidbowie.com和bowieart.com，并在9月1日发布一个互联网供应商——“鲍伊网”（每月会费19.95美元）。他的公关公司“外面”（Outside）的一名员工回忆说，这次发布是“我记忆中压力最大的事情之一，要和他、乔治男孩（Boy George）、维斯康提做网络直播，但他绝对喜欢这事”。这痴迷也是一种消遣——大卫还会偶尔来到他自己的聊天室，化名“水手”（sailor）；他花了不少时间在万维网冲浪，或在eBay上淘便宜货。
在鲍伊品牌线上发布的这同一年里，他本人也被发行为一个独立的数字实体。1998年行将结束时，大卫叫里维斯·盖布瑞尔斯来伦敦，与他和伊曼一起同“理念”（Eidos）——一家电脑游戏公司——会面。开发商需要的不仅是游戏配乐，“他们想让大卫、伊曼还有我成为游戏里的一个角色，”盖布瑞尔斯说道，“我们就开始聊这件事怎么做，在一间酒店房间里开工，开始写音乐。”这款由此产生的游戏“奥米克隆”（Omikron），属于另类经典，尽管没能获得主流成功，但鲍伊和盖布瑞尔斯为其打造的主题曲“幸存”（Survive）则是珍宝，简单又真诚，几乎能与“可怕的怪物”共鸣，似乎与九十年代的鲍伊划等号的过分复杂和过度思考却不见其踪。
在这最多元化媒体的几年里，也许可以恰当地说，有一次会面将对他未来的作品产生深远影响，而这次会面却是由一部儿童卡通片促成的。大卫受邀为《淘气小兵兵》（Rugrats）电影（伊基·波普也有配音）写一首歌，他电话托尼·维斯康提请他来制作这首略微有些复古的歌曲，“安全”（Safe）。接到电话时，维斯康提的眼睛“都湿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想他。”可惜，这首歌没有进入成片，因为配的那场戏被剪了。但他俩的关系已经破镜重圆。
一桩友谊得到修补之际，另一桩则行将期满。“奥米克隆”这个项目扩展成一整张专辑，起初名为《梦想者》（The Dreamer），随后被重命名为《时光》（Hours），在百慕大开工，大卫和伊曼如今在那有一栋度假屋。为寻求一种感性、低调的感觉，鲍伊和里维斯回到了传统的一对一的创作手法。据里维斯说，“漂亮东西下地狱”（The Pretty Things Are Going to Hell）和“幸存”这两首歌，他原本打算放进他自己的个人专辑。自始至终，他的吉他成果显得雅致，不像之前那么展示狂，“我没有像杰克逊·波洛克那样去泼洒（Jackson Pollock），更像是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译注：画风偏细腻甜美）。”
比起激进好斗的前作，《时光》则被普遍解读为对生命有限的反思。歌里有一种确切的厌世感，比如“周四的孩子”（Thursday’s Child），大卫那受尼克·凯夫（Nick Cave）影响的声线加重了这感觉；别的时刻，尤其“梦想者”（The Dreamers）这首，斯科特·沃克尔的声音冒了出来，这是大卫的专辑里声线没有那么张扬的一张。器乐表现同样传统，时常是在意料之中的，这张似乎是“自由流派”的专辑，仿佛是有意要对前作作出过度反应。最棒的歌曲，特别是“七”（Seven）和“周四的孩子”，都是杰作潜力股，但其毫无意外的、偶尔单调乏味的编曲表明，大卫那挑选合适背景的靠谱直觉已经离他而去。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总是体现鲍伊专辑的魅力中本质部分的封套，也是一团糟——尽管经过旧金山著名的拼贴画艺术家雷克斯·雷（Rex Ray）之手，但它依然是忧伤和杂乱设计的夸张混合物，一张长发鲍伊轻轻抱着他短发的自我的照片，后者好像刚下十字架。
对于大部分的听众，这种暮秋的情绪被认为是鲍伊在反省自己的人生。在与里维斯的聊天中，大卫告诉他，“这张是自传性的，但不是他的传记，而是某个与他亲近的人。有时会谈到他是不是在从我的角度写。我不知道。快要结束了。我知道我该离开了，只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要怎么离开。”
盖布瑞尔斯帮助引领大卫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创造力死胡同，但双方都感觉到是时候该向前走了。《地球人》幕后的计算机奇才马克·普拉蒂现在已经转入更为传统的角色——贝斯手，这个变动主要是由里维斯提起的。盖布瑞尔斯因此就备好了替代自己的人。这位吉他手说没出现什么争执，“我主要是精力耗尽了。很大部分也和大卫没有关系，主要是离家、巡演的时间，还有就是跟他身边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是友好分手。”
在他的晚年，大卫有时会对之前的合作者格外宽厚；对待里维斯无疑就是这种情况，大卫常常会公开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然而，俩人很快不再联系，“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被曲解了——说是我离开后可可就插了一脚，”里维斯说，“我在最后也不是什么圣人，但我的罪过纯粹是个人的。我在那个时候就想要回家，是真的！我感觉如果再待下去，我就要变成我所讨厌的那些音乐人的一切——痛苦而扭曲——或者我会死亡，因为我会很难受然后把自己嗑药嗑死。我知道我已经受够了。此外还有私人的纠纷，我和大卫的服装保管员有了一个孩子。这落入他们的手中，成了把柄。”盖布瑞尔斯最后一次与鲍伊共同现身，将是在VH1电视台《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s）的节目演出，录制于1999年8月。（这是一场不错的，有点怀旧的表演，鲍伊分享了一些滑稽的趣闻轶事，比如当年，一身吉基打扮的他发现，人们估计他会把化妆间的蹲坑当小便池来用。“老兄，我可不能尿在坑里！”他抗议道。“孩子，”演出商回道，“如果这能满足雪莉·贝西（Shirley Bassey），对你来说也就够好了。”）
《时光》平平无奇，但它的营销却是世界级的。在其10月4日发行前的准备期，一场“网络歌曲比赛”是重头戏，给予粉丝们为一首歌贡献四句歌词的机会。鲍伊的网站上每次揭示一部分专辑封面，像脱衣舞似的，并且宣布在发行CD前，这张专辑可以下载获取——成名艺术家的又一个“第一”。如果这媒体浸透得还不算充分，那在发行的预备冲刺期，“英雄”则定期在英国的电视屏幕上刺耳地响起，这是为CGU保险公司发起的广告活动，花了850万美元，广告代理商称它“着眼于消费者，将他们视作承担金融未来之重任的‘英雄’”。这场推广，以及粉丝们对未加修饰、更为传统的鲍伊的真挚情感，助推这张专辑来到英国榜第5位。但美国的销量令人失望，47名是他自《吉基·星尘》之后最差的个人专辑表现。
但当这个世纪临近尾声时，从《太阳报》传来令人愉快的辩护，其读者票选他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明星，击败了迈克尔·杰克逊和利亚姆·加拉格尔（Liam Gallagher）。在《Q》杂志“本世纪最伟大明星”的投票中，他险胜麦当娜位列第六，前面是列侬、麦卡特尼、柯本、迪伦和猫王。那一年的平安夜，他与19000名粉丝在断断续续的网络传输中聊了两个半小时，感谢那些提到自己父母觉得他是个不良影响的孩子们，承诺会与托尼·维斯康提有新的合作，一两句话之间抛出一个有趣的笑话，说到他的儿子正端着炖锅站在一旁，还辩解说圣诞树已经装饰好了，“但我们的球老是要往下掉”。这半个世纪还挺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