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阿叔
作为究极拖稿王的我，三月份就写了第一段，今天终于写完。结果发现不太好，不过，凑合看看吧。真人真事，我故意隐去了具体位置和人像。
重庆的桥多，重庆的立交桥同样很多。
从小龙坎往西站的方向走，也许就有一座这样的立交桥。我也说不清它有几个路口，或许连接着隧道、医院和某些名不见经传的中职学校。无论任何时候，总有至少一条道在堵车，如果是冬天里，重庆的雾气和道路的烟尘裹挟在一起，加上旁边总也不见竣工的项目，整个立交桥便会丢失掉它的饱和度，始终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尘埃里。
而其他时候，例如春天夏天，当滚烫的太阳用一天的时间划过了苍穹，准备着缓缓沉入中梁山时，恰好可以从某些角度穿过这座桥的各种缝隙，柱和梁和路，不断地切割着火红的阳光，在桥下投射出一片片绯红的金黄，就好像某种神秘又通俗的吟唱。
我就是在这座桥的脚下遇见阿叔的。
那是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和，重庆刚解禁的某个傍晚。路上已经有了不少行人，我循着夕阳的方向一直走，穿过老街和菜场，才来到桥下。
在第三根桥墩的背后，那便是阿叔的剃头摊。
歪歪斜的石灰字迹权做了招牌，缺着腿的长条桌子罗列着工具，一面朴实的镜子，一把老旧的椅子，一根麻绳挂三张毛巾。远处的石栏杆上，还有两个桶儿，大约是为了应付剃头必备的冲洗。阿叔坐在旁边的长板凳上，大概是在歇气。他个子不高，穿一件黑乎乎的棉衣，一条军绿色的裤子，和一双胶鞋，面皮必然是褐黄的，就像你从任何与农民工相关的影视作品里联想的形象那样。
没想到在桥下能遇到这样的摊子，它就像多年前老家赶集时的场景一样简陋。这使我驻足，拿起手机，准备拍张照片。阿叔发现了，忙不迭站起来，躲到镜头之外。
我以为他会有些嗔怒，没想到他竟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来，爽利地抽出一支递向我。我礼貌地拒绝了他，但却跟他攀谈了起来。
阿叔讲他姓罗，居然是我的乐山老乡，来自邻县一个叫河口的地方。
我是知道这个河口的的（注1），岷江在乐山与青衣江、大渡河汇合后，彻底挣脱了小凉山余脉的桎梏往东而行，自犍为开始变成江面宽阔水流和缓的样子，在河口与马边河交汇流向宜宾。
“河口的水怕是比嘉陵江还宽哩，”阿叔坐回长凳上，眯着眼睛猛嘬了一口烟，跟我讲。
他说他出生在1966年，这样算起来与我的父亲一样大，十多岁起，就开始跑船。
“我十五岁上船，最开始年纪不大，只敢跑乐山大件码头，哦哟，那个时候下货不讲机器，全靠人力，我劳力大得很。”（注2）
“后来年纪大点，就开始跑长江咯，泸州、重庆、武汉，最远南京、上海我的去过，”橙黄的夕阳懒懒地打在他背后，应该是坠入了一种回忆的节奏，阿叔继续说：“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我们长江航运硬是吃香得很哦。”
一支烟没抽完，生意就来了。应该是旁边楼盘工地的民工师傅，形象上跟阿叔几乎一个风格。
“剪头哇？”阿叔摁灭了烟，也不等对方答应，从桥墩后面拿出一个温水瓶，径直走向栏杆旁的的“洗头处”。
大约是熟客了，那位师傅也不开腔，半蹲着就伸出了脖子。
冲水、擦干，往镜子前的椅子上一坐，黄色绸布往胸前一搭，操作就开始了。
工人师傅看起来没有发型需求，阿叔当然也不会像tony老师一样玩一整套花里胡哨的剪刀。右手拿着老式的手动推子，左手一把塑料梳子，从额头到脑后，从头顶到鬓角，阿叔在夕阳里不紧不慢地移动，推子在他手上发出规律的“咔嚓”声。
不到十分钟，一颗一丝不苟的板寸头就剪好了，阿叔把椅子的靠背放下来，师傅躺平在上面，工具换成了刮刀，三下五除二，胡茬子也修得干干净净。
阳光把两位汉子的轮廓雕刻地分外硬朗，我在旁边看起来，就像一幅版画。
师傅扫码付账走掉了，阿叔从桥墩后面摸出一把扫帚，小心翼翼地把地上散落的头发归拢到板凳下面。“我在这里摆摊摊，人家社区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还是要自觉点保持下卫生撒，”扫完又翻出抽了半截的烟，点起。
我问他为什么会跑到重庆来，他猛抽了三口，应该是准备说一个很长的故事，
“那个时候跑船，硬是风光哦。”阿叔说八几年的时候，他们跑一趟上海，拿的钱就够去乐山耍两个月。他没有怎么念过读书，没有文化当不了船把式，就当普通船员，那些做生意的私人老板看到了，也要陪起一张笑脸。
“一座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我们走重庆过，朝天门还有汽车站，又脏又乱，夏天家棒棒军打起光胴胴在码头边上打堆堆，当时我心头还想，这个地方看起也太恼火了嘛，”半截烟不经抽，很快见了底，阿叔在鞋底上摁灭了最后的烟蒂。
阿叔说那个时候，他太年轻，二十岁左右什么也不懂，船上跑又没有成家，没有人管理，出门跑船赚多少，回去就吃喝玩乐花多少，看起滋润，其实兜里什么也没剩下。
“结果快打九零年的时候吧，突然之间，就没啥子人要走长江运货了（注3），这下子哦豁，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紧巴巴的了。”随着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陆路交通的改善，长江航运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阿叔跑船的机会越来越少，生活也越来越困顿，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外出想办法。
“我这个人，就是没得财运，”说起做生意，阿叔显得有些懊恼：“去成都荷花池摆摊摊，众人都摆得起走，我就不行，天天折本。”亏光了本钱，阿叔只好又做回了苦力，下货还是可以，“在加工厂认识了我婆娘。”
阿叔的婆娘是他在成都一家家具加工厂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不好看，莽杵杵的，就是人还可以。”（注4）婆娘是重庆人，一起打工几年后，1998年，阿叔跟她一起来了重庆。
“最开始没得法，只有跑去朝天门当棒棒，哦哟，以前瞧不起别个，自己干起才晓得恼火，肩挑背扛，熬更赶夜，还有人抢生意，”回忆起棒棒经历，阿叔显然觉得不太舒适，可能确实是因为太累了吧。“给服装批发市场送货，从晚上十点多到早上四点过，要走二十多趟。”（注5）
再后来，阿叔的婆娘死掉了，没有给他留下儿女。他说是因为生病，花了不少钱，以至于人死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积蓄，至于什么病，他也搞不清楚。老家的父母早就去世了，阿叔便不打算回去，“重庆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就不想走了”。
2003年，阿叔参与中梁山隧道施工（注6），弄伤了腰，不能干重活，为了生计，便开始在工地上给工友理发。“开始还是不行，剪得坑坑洞洞的，平头完全推不好，这个东西看起简单，做起还是要点水平，”说起刚开始理发的技术，阿叔还是比较坦诚，好在工友们大多也不介意，慢慢的阿叔的技术也就日臻纯熟了起来。
隧道建成通车，施工队准备拔营离开，阿叔厌倦了迁徙，决定留在中梁山脚下，也就差不多是现在这个地方。张家湾农贸市场附近，他租了一个小门面做头上生意。
安安稳稳，时间就过了十年。2014年，重庆西站开始动工建设，阿叔的门面面临拆迁。由于没有学习先进的理发技术，也没有多余的资金，阿叔的客户仍然以民工、小贩为主，租不起正规小区，他开始在附近“打游击”。“结果搬到这里没得几天，这要喊拆，搬到那里没好久，那里又要拆，最后我就看到这个桥洞，这么大座立交桥，总不得喊拆了撒。”
就这样，阿叔的理发摊就固定在了桥下，每一天，在周匝滚滚车辕和日光涨落间，守着一根宽大的桥墩过活。“城管队、社区干部都来过，我跟他们说，我也没得别的技术，给别人剪个头，每天卫生打扫干净，又不惹是生非，他们也就不怎么过问。”
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给十几个人理发吧。
后来，新+冠+肺+炎疫情来了，阿叔租住的老街也实行了封闭式管理。“新年百节的，不准出门，路上也没得人。”就这样，阿叔享受了也许是人生中最长的一个假期。
我问他是否理解，他说当然：“新闻头都看到了啊，这回这么严重，国家损失也不小。”阿叔说他属于困难群众，街道干部定期会上门查看：“哦哟，拿了米啊油啊，菜我一个人吃不了好多，几天让他们帮忙买一回就可以了。”
熬过了漫长的两个月，重庆终于解禁，阿叔的理发摊又回到了桥下。只是附近的工地基本都还没有开工，只有少部分留守的工人，他的生意很惨淡。不过他并不沮丧，“慢慢肯定就好起来了撒，封城的时候还是正月间，你看现在，这个太阳照起都热烘烘的了呢。”
我跟阿叔说，听他讲了这么久，可不可以给他拍张照，也许我会把今天的聊天写下来。阿叔断然拒绝了，一个劲儿说“不得行、不得行”。也许在他看来，他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地方吧。
这时，又来了一位顾客，阿叔又忙了起来，夕阳又沉下去了一分，我拿起手机又放下，最终还是没有记录下来阿叔的影像。于是我又循着橙红的夕阳往更远的地方走去，立交桥和桥下的阿叔被我甩在了身后。我突然听到了歌声，那是沉浸在劳作里的阿叔情不自禁地在用乐山话唱：
峨眉山月啊半轮秋
影入平羌嘛江水流
夜发清溪嘛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我往夕阳的方向望去望去，余晖从排楼的间隙照过来，路中间的绿化带里，桃花都开了。
注1：河口，位于乐山市犍为镇河口乡，岷江和一条叫做马边河的河流在此交汇，河口延马边河上溯十余里，有镇叫做“清溪”，古称“清溪渡”。
注2：受岷江水势影响，乐山以上无法开行大船，因此大宗货物往成都，一般在乐山卸货转陆运，由于下货量大、尺寸大，故称“大件码头”。
注3：据我考证，应该是由于1989年成渝铁路完成电气化改造，至此重庆往成都发货，水运优势不再，重庆以上的长江航运开始衰落。
注4：莽杵杵，西南方言，即粗壮、不苗条。
注5：旧时朝天门有服装批发市场，后迁走。通常凌晨开市，中午之前即基本结束交易，方便各地商贩当天启运，因此棒棒往市场运货，只会更早。
注6：经过我研究，2004年通车的应该是华福路的中梁山隧道，不过也在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