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课堂笔记（下）
11月24日
批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潜在的含义是改变分配制度，生产率就不会那么低下。初级社按地分红、高级社按劳分配、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初级社和高级社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这两个阶段，要素生产率是上升的，低生产率不是集体生产的特征，而和分配制度相关。
这种解释提示我们私有产权并不是生产率最重要的保证，分配制度才是更重要的，取消土地私有制不一定会产生严重的问题，集体生产可能使生产率提高。但这不是主流的讨论。
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根本问题是取消私有产权，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不是自足的解释，是一个内生的结果，取消了私有产权就会产生这种分配制度。初级社和高级社经历了不同分配方式的探索，比如定额计件、评工计分。初级社和高级社内含了平均主义倾向，而且社越大，倾向越严重。学者认为平均主义是有必然性的，内生于取消私有产权。
公司和市场相比，有权威化结构，权威结构能够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生产和交易方式分两种，横向的市场交易，会产生交易费用，纵向的一体化，降低交易费用。把不同要素放在一起，不同投入有比较优势，产生出更多产品。即使没有比较优势，单纯的合作，也有好处。
合作的中心问题是激励。在市场交易中不存在问题，投入多少、得到多少，自我激励；如果合作，激励就会有问题。在公司里，激励机制不那么明显，公司要能够存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激励问题，公司管理者要知道你投入多少。团队生产是不同生产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产出大于每种要素分别投入的总产出，不是所有资源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团队生产激励来自何方？如何把产出和每个人的投入来挂钩？无论团队简单还是复杂都存在，表现在个人行动上就是偷懒。每个人都有偷懒的激励。偷懒会影响总产出，下降的部分就是偷懒的费用，但无法分清谁在偷懒，偷懒带来的产出减少由所有团队成员共分，而偷懒的收益全部属于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偷懒的激励。团队规模越大，偷懒激励越强。怎么样找到办法衡量一个人的努力程度？如果能够衡量，就不会有人偷懒。纵向化的出现就是有人专门负责监督管理，防止偷懒。现代工厂制度不是在机器发明之后产生的，机器首先出现在集体生产的作坊里面，这说明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最早的工业生产是家庭手工业，随着产量的增大，工厂开始成立以提高效率。分工越来越细，工序变得越来越简单，可以由机器来完成。机器不会休息、不会偷懒，促使其他生产也加快速度。在制度经济学中，对集体生产的主要解释是监督。
但是问题没有结束，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者也会偷懒。在公司中，监督者会被给予剩余索取权，通过监督增加的收益归监督者所有。这是对监督者的激励，表现为产权、收益权。如果团队不是特别复杂，监督者就是所有者。
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农具、牲畜合在一起团队生产，监督者是生产队长。但生产队长没有剩余索取权，只负责监督，没有人监督监督者，最后人人都在偷懒，问题出在产权上。学者举例子说明在解放前经营地主有剩余索取权，不存在这个问题。
生产队长不在行政体系中，干得再好也不会晋升，总有一天不当生产队长，还得在村里，就要为自己的社会关系考虑，所以他们不会严格监督。越是村民认为好的人，越不会去监督村民。
另一派学者认为这不是他们想不想监督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他们没有能力阻止偷懒。“为什么集体农业必然失败”，分别比较了制造业和农业，认为制造业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率没有明显差别，重要的差别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苏联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很多。问题不是缺少激励制度，根本问题是在工业生产中有效的激励体系在农业生产中不起作用。
他们认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性质不同，时间和空间表现不同。农业生产有时间差，等待产出时间很长，不能像工业一样接连产出。农业劳动分布不同，工业分工导致专门化，而农业因为时间差，例如收割只有半个月时间，不能分工序专门化。想对农业生产绩效评估，必须等待季节结束，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每个人投入了多少。
工业提高效率的办法是空间组织化，农业生产有让人绝望的空间分散性。《中国农民》生产队长抱怨偷懒没法监督，他举的例子是挑粪，把粪挑到地里撒下去，因为要撒到所有的地里，所以没法检查他们到底撒到了哪里，除非跟着他们监督，但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自然性的资源没法标准化，种不同一块地，收获的粮食量都不相同。而且干扰因素实在太多，水灾、虫灾会对每块地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个人努力无关。
农业性质决定了没法集体生产，除非机械化，除非确定产权。产权由很多权利组成，到底是要拥有全部，还是拥有一部分权利就能解决问题？
真实世界里，很少看到完全的计件制，多是计时制。背后是复杂的交易费用问题，很多是没法监督的。不能认为偷懒是偷懒者的报酬，最多是一种次优的结果。偷懒的传染机制是没办法阻止他人偷懒，又必须负担他人的偷懒成本，所以自己也选择偷懒，让他也负担偷懒成本。即使有退出权存在，自己可以选择退出，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人偷懒。
产权改革不一定是私有制。产权改革从责任制开始，包产到户，一户负责一块土地，从耕种到收获。还有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制度，小岗村最早搞的是包干到户，之前也有搞过包产到户。今天的说法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和包产相对应。包产并不是给农民所有权利，指的是包一个产量，如200斤小麦作为基数，基数归集体所有，再进行分配，关键在于超基数部分，不同地方有不同规定奖励承包者。包产到组就是以几户为单位，承包一块地。包干和包产不同，干的意思是全部，指土地产生的粮食除去农业税、统购粮、集体提留，剩下的都归自己。
产权分为三种，收益权、使用权、转让权。使用权是土地种什么、怎么种，包产到户不包括使用权，而包干到户包括了使用权。一般意义的转让权是转让所有权，也可以转让某项权利，如收益权，转让权有复杂的关系，和所有权的关系最为紧密。
49年以前，土地私有制，收益权、使用权、转让权归个人；49-80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三权归集体；80年后，土地集体所有制，收益权和使用权归个人，转让权归集体，在今天成为突出问题。现存农村土地制度下，所有者为村集体，表现在赋税制度、土地调整制度。简单对应农民-佃户，集体-地主，农业税-定额租、乡统筹-摊派、村提留-租金，在此之下，农民有完整的收益权和使用权，还有义务工-徭役、杂费-杂征，剩下的属于农民。
集体是什么？集体是抽象的。村干部代表集体管理，但不是集体，集体是所有村民构成的共同体，就像一个俱乐部。它关系到农民的土地，只要是其中的成员，就有使用、收益土地的权利。集体是固定的，成员是变化的，但只要是集体成员，就有对土地的权利，这是成员权。
使用权相对固定，因为生死嫁娶、迁入迁出，成员权变动不居，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另一套运作制度，土地调整制度。每隔几年要小调，多退少补，多年之后就要大调整。用的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遵循平均主义。
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粮食生产很快增加，但到84-85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学者对粮食不再增长的解释是土地调整制度。文贯中写文章讨论tenure security，tenure指权利稳定性，因为总在调整，地块的使用权不稳定。后果是农民不会长期投入，包括农田建设如修水渠、选择化肥还是有机肥，过量使用化肥会短期提高产量，但会损耗地力，有机肥能养地力，但见较慢，导致土地长期生产率下降。但没有证据证明，调整土地和用农家肥有没有关系。另外土地调整的坏处，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市场流转、阻碍规模经营、村庄治理问题。包产到户以后，村干部权力被弱化了，一个场域是土地调整，每次土地调整都是村庄矛盾爆发。
土地调整的好处，社会保障论，土地如果不调整，实质上就私有化，没法体现集体所有。产业化和规模经营论，认为调整有利于规模经营，集体拥有调整土地的权利，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
今天争论的问题不是土地调整，而是土地私有化、宅基地入市，背后的理论还是这套。21世纪初，中央出台文件，三十年不变，提倡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还有地方在调地。如果实行，农民会把土地看作自己的，在税费改革之后又被加强。
改革开放前，农民感受不到国家在收税，直到包产到户后。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农民负担过重成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于是推出税费改革，农业税率提高，村提留变为农业税附加，其他杂费一律不收，乡统筹取消，义务工一事一议。2005年，中央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重大变化。产生后续问题，原来收税就不够，不收以后基层政府的财政开支从何而来？全部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巨大变化，是今天中国发展问题的主要线索。
12月1日
农村有多少土地，明清很少有土地普查。农民则有隐瞒土地的悠久传统，因为明清两代很长时间里都以土地为征税标准。建国以后，土地隐瞒依然存在，因为土地统计都靠各地上报。直到新的统计手段出现后才发现被隐瞒的土地。
人口大幅度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改革开放初期土地过密化的情况更加严重。前三十年，国家采取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失衡。农业生产率低下，食品及加工品供给严重不足。这是八十年代初国内生产的基本状况，当时主要的农副产品、轻工业品都供不应求，仍然计划供应，由票证制度分配。有票加上钱才能买到东西，票是按人分配的。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快速工业化。到九十年代，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例如沿海经济特区，本质上和通商口岸没有区别。外国资本大量涌入，购置原材料，推销工业品，当时主要是家电。农业随着商业化发展，由对粮食的需求变为对经济作物的需求。和一百年前的情形没有本质区别。从数字比重，城市、工业更加重要；但城市、工业都扎根于农村，农村的兴衰决定了工业的发展，今天这个关系仍然存在。
农村发展的三条解决道路
种植业，农民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和一系列后续加工联系在一起，带动农业产业化。
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自然会从工资低流向工资高的地区，因为过密化，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极低。今天将近三亿农民从中西部流向东部，这种现象从九十年代中期后才出现。
工业化，农村手工业化有非常长的传统，男耕女织，织布就是手工业，手工业也有过密化的问题。
到八十年代中早期，农村兴起了新的工业化形式，乡镇企业，农村的工厂化。到九十年代中期前，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它是明确的工厂，而不是家庭工业，可以分为镇办企业和村办企业。主要兴起于江苏、浙江、广东，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乡镇企业主要从事低端的服装加工、建筑装饰、玩具等，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没有出口。
乡镇企业刚产生就引人注目，生产了大量产品。主要特点：
高昂成本，投资规模大，越办越大，维持运作成本高，占用大量土地，因为缺少道路，交通成本高。使用纯粹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工业生产培训。原料、市场等信息交流成本高。
集体产权，所有权和转让权归镇政府或村集体，使用权由经理决策负责，收益权归镇政府、村集体和村民。镇办企业需向镇政府上缴利润，村办企业会给农民分红。
从投资来看，乡镇企业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从产权来看，面对监督效率问题。为什么它会出现，成为中国第一轮增长的主体力量？
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是中国研究的主流。解释：
资本积累，三个地区的资本来源不同，珠江地区来自香港，温州地区来自华侨，都不是典型代表。最典型的是苏南模式，资本来自于社队企业，人民公社时期办的企业，包产到户后继续保留。
信息和交通条件，苏南是上海的经济辐射区，珠江地区加工制造直接面向香港。
土地，土地集体所有，企业集体所有，使用土地没有成本。乡镇企业占的耕地，叫经营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四中全会所说的土地入市，就是这部分土地。
劳动力条件，劳动力成本极低。
高利润，虽然运作成本高，但利润率极高。
干部行为和财政动机，地方政府对办乡镇企业有极大的财政动机。
为何会成功？
产权结构，一种解释，村集体很小，村民会形成集体压力，本质上类似于农民合作性企业；另一种，因为中国有合作文化，有互相信任的亲朋关系。这种观点将关注度转向乡镇企业的运作机制，不把原因简单推向外部，这是文化比较理论，将人的合作能力视为变量，合作能力可能是制度的后果而不是前提。模糊产权可能会更有效率，将村庄社会带到了企业中，企业治理就是村庄治理的一部分，社会结构对企业运作造成影响，企业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
产业结构，当时中国仍以计划经济、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当时国有企业都生产重工业产品，乡镇企业没有市场竞争者。
市场环境，双轨制一方面用计划分配原材料、购买产品，一方面开辟市场，同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计划价格比市场价格低，乡镇企业利用双轨漏洞套利。而国有企业不做这种事情。
财政动机和贷款，银行听命于政府，财政担保就可贷款，地方干部支持乡镇企业，能不断得到贷款。
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突然大规模转制、倒闭。此时正值国外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潮，当研究乡镇企业成功的文章发表时，乡镇企业已经失败了。解释：
产权结构，无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民营企业兴起。
产业结构，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乡镇企业利润率下降。国有企业承包制和股份化改革，转向轻工业生产。
市场环境，双轨制消失，失去套利空间。
组织形式，在农村办工厂本身就是不经济的。
分税制和财政动机。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要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是一个组织，具有行动者的特征。政府行为看作被解释的对象而不是讨论的前提，要用社会学的方式讨论行为的因素，结构的、历史的方式。
地方政府主要的行动背景是中央-地方关系，地方-基层关系。首先要搞清它的行动取向受什么因素影响。中央-地方关系包含很多方面，人事、军事、财政、行政，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和财政的关系最为密切。
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财政收入主体是税收和行政收费，支出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物品有范围，政府有收入、支出，负责所管辖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多级政府，就涉及到财权和事权分配的问题。中央-地方是中央和省、市、县、镇的关系。
一些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大，一些体制下自主权小，收权与放权波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不同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不同。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是收放的前提，放权的核心手段是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的下放，经济放权是在其他方面的收权下展开的，例如人事权。
财政包干制从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九十年代中期结束。在单一制下，税种、税基、税率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权力，也不能发行债券。但是中国体制特点“下管一级”，官僚制每一级只管自己的下一级，不同地方上下级关系都有不同。财政包干制是中央和省政府体制，要求下级政府效仿，具体怎么做由地方自己定。
一揽子包干法，不谈税种，只谈总量。中央和各省的包干量每年都变，地方包干一定三年或五年。首先定固定的收入基数，还要定增长的任务数，政府实际完成数。地方政府定支出基数，留给地方政府。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部分，和超收部分中的超收分成，体制上解给上级政府，超收另一部门由政府自留作为激励。如果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础，由上级政府补助。如果收入基数也无法完成，欠收部分不补。地方政府行为公司化，表现在财政收入的最大化。
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我国税收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和分配环节。因此税收主要从企业征收。企业税分为两类，增值税，九十年代前叫产品税，前者以增加值为税基，后者以销售总额为税基，都以产品流转规模作为基数征收，都是流转税；所得税，以利润作为税基。
九十年代初，最大的税种是产品税，占总额的40%。流转税和企业规模相关，和利润无关，哪怕企业一直亏损。因为一揽子包干制不分税种，为了最快完成税收任务，地方政府的办法是大办企业、办大企业，不考虑企业的利润。九十年代后的乡镇企业大部分都是亏损的，实际上是把银行中的钱变成了税收的一部分。
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几步，1983-1986利改税，1986-1993承包制，1993-股份制。承包制和财政包干制同时间，企业利润下降，税金增长，而固定资产原值大幅度增长，生产成本上升，仍然是办大企业。1985-1991，企业所得税没有增长，增值税、营业税快速增长。营业税也是流转税，对建筑、金融、服务业征收，不对工业企业征税。当时国有企业都受地方政府领导，国有企业行为实际是地方政府行为。
包干制发展十年，中央财政收入、支出比重迅速下降，地方留成部分越来越多。中央穷，地方富；地方大办企业；区域差异不断扩大：是分税制改革的背景。
分税制改革的关键是流转税和消费税分享改革，不包括营业税。两种税增量的75%归中央，25%归地方，基数还是归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快，几年之后基数就是很小的部分，中央得到了大部分收入。
12月8日
所得税类改革
税收征缴制度改革，财政部门归地方政府管理，税务部门由中央的税务系统管理。
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收入从1993年30%以下变到1994年变为50%多。中央集中了地方财力收入，通过转移支付转移到地方支出，地方政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依然占大部分。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财权分配，没有影响事权分配。
如果只看统计数据，并没有变化，但实际运作发生了重要变化。项目制是通过转移支付建立起的国家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钱不好花了。
税收返还，对地方的补偿性返还，东部地区增值税很多，拿走之后返还一部分，保护地方利益，税收返还按照一定公式计算，结果是返还的越来越少；专项转移支付，指定用途的支出，需要审计制度；财力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补助，不管如何支出。
分税制效应
财权集中，层层上收。中央对省一级财政上收，各级都集中了下级财权。
政府和企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从1994年开始，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政府和企业分离。这也是分税制目的之一，停办没有效益的企业。
东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变化，中西部基层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困难，农民负担越来越严重，取消农民负担后，中央政府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失。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是经营土地。
农村土地分为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还有经营性或公益性集体建设用地，都归村集体所有。城市建设用地国家所有，双轨并行。城市不断扩张，城市和农村土地的边界变动，占用农村土地，就需要变更土地所有者，土地征用。只有政府有权变更土地所有权。土地变动、城市生长，需要大规模资金运营。
政府垄断土地征用，对土地进行改造，再上市拍卖。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分总收益和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国家对土地垄断获得的租金，一次性付清。另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财政，开发土地过程中的税费，分为直接税收、间接税收、部门收费。部门收费没有统计，直接收税是征用、开发、转让过程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间接税收主体是建筑业的营业税。营业税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主要是建筑业，服务业是小部分。建筑业和土地开发紧密相连，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建设城市、经营土地。
城市大兴土木，投入需求远大于税费收入和土地收入，因此需要金融杠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用于维持政府兴办的公司运转，城市投资建设公司、城市交通集团等，董事长一般是国资委主任。这些公司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给他们土地，从金融机构融资，把土地抵押给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统称地方融资平台。13年中央大规模审计地方负债，主要审计的就是地方融资平台。
它们除了城市建设，还要偿付征地成本，还有还贷利息。地方政府建的设施大部分都是不挣钱的，通行的办法是以贷养贷，以土地抵押。银行普遍采用动态抵押法，银行看中的是土地总值而不是面积。土地评估价值100万，按照《银行法》放贷估值的70%，如果抵押物贬值，必须补充抵押物，升值就可以收回抵押物。银行最喜欢的贷款对象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因为土地抵押最稳定，而且土地从未贬值过。
中国城市化的三位一体模式，农业用地通过征用、开发、出让，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城市建设，不断循环。政府通过征用、开发、出让获得财政收入，抵押土地获得贷款，偿付土地征用开发费用和城市建设费用。
城市化的关键词，人口和产业聚集。三位一体模式却不需要二者，于是城市变成鬼城，全国很多新城都有这个特征。模式只需要一个土地和房产价格保持高位就能运行。正是在这意义上，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例如修建公园，修建学校，都会带动周边房地产升值。
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激进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1.18万亿是国债，其他都是社会资金，实际是金融资金。金融资金通过土地抵押贷款进入地方政府，但是资金大于土地价值，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抵押，表现为农业用地更多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问题。
中央政府对土地问题有另外考虑，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粮食安全的基础是耕地保护，中央政府不断强调耕地保护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是征地拆迁，越发达的地区上访越多。因此中央政府要严控土地开发规模，通过指标控制。一是土地总体规划，五级政府都要做，从上级往下级，下级建设用地规划和不高于上级，耕地规划和不低于上级，一般规划十五年。根据总体规划，每年公布年度规划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增建设用地量。还规定了土地占补平衡，增加建设用地同时要整理土地补上耕地，占一亩补一亩，城市扩张，耕地不减，加大了土地利用总量。
年度指标对地方政府太少了，例如浙江97年到10年规划纲要中建设用地指标100万亩，到04年就已经用了99.2万亩。浙江利用国土资源部1999年文件里的漏洞，“土地整理新增耕地百分之六十可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到2005年利用折抵指标新增了230多万亩建设用地。土地可以跨区域整理，很快成立了全省土地指标统筹市场，卖到了9万一亩，成本只有1万一亩。各省国土资源厅也都出台文件，指导土地整理。这是第一轮突破土地管理的办法。07年国务院发文，所有折抵指标必须在年度规划指标之内，不能作为额外指标。
08年后出现了新的做法。国土资源部1999年文件里提到，如果城镇、村庄和工矿建设用地废弃，复垦成耕地可以作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使用。这样做的成本大于土地整理，08年后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做法。
例如规划纲要中计划，城镇用地增加133.47万公顷，独立工矿用地53.33万公顷，农村居民点减少189.8万公顷。实际上到04年，城镇、工矿用地增加158万公顷，农村居民的增加9.88万公顷。城市和农村同时扩张，对18亿亩耕地红线造成极大威胁。
于是有土地指标增减挂钩政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相挂钩。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耕地不变。最早从成都和重庆开始。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城乡统筹核心就是农民上楼，资本下乡。
农民上楼的拆旧补偿人均1.1万，建楼补贴人均2.3万，农民住上楼新楼，换算为宅基地亩均14.1万，农民得到的就是宅基地价格。如果农民耕地被征用，给农民的补偿是每亩粮食作物平均产量的6-30倍，只有几万块。宅基地补偿远高于耕地拆迁补偿。上楼的农民本来和城市化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土地增加挂钩就享受不到城市化的收益。成都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买卖挂钩指标，开发商买政府建设用地前先要购买指标，称为地票，挂牌价30万一亩。
成都市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增减挂钩指标项目，实际是资本在做拆旧建新，指标流转的收益权归资本所有，与村集体无关。名义投资是20万一亩，而挂牌价就有30万一亩，投资回报率极高。
农民上楼离承包地很远，耕作半径增大。农民就把使用权流转出去给资本，搞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声称种植瓜果蔬菜，搞休闲旅游观光农业。但是实际看不到这个项目怎么运作，实际上不靠农业赚钱。这些公司实际上通过增加挂钩指标赚钱，作为条件帮农民解决土地流转耕种问题。
农民宅基地入市、土地私有化，本质上还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问题。核心是农民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最初农民用统购粮支持工业化，后来用廉价耕地支持城市化，现在用宅基地支持城市化。国家可以分成中央和地方来看，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与两者的关系构架有很大关系。改革开发后，资本作为新的行动主体加入了互动过程。农民要面对国家和资本，土地增加挂钩指标国家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这一套东西，要放在城市化模式中，才能看出深层含义。分税制是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城市化模式基础，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城市化的根本是让人安居城市，而不是纯粹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