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的一点随想 |《所思不远》

不知道是否每个曾试图写下点什么的人都盼望过在有生之年里可以和印刷术牵扯上些关系，反正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铅字的气味就是很迷人的——我也自来便觉得由字而句，由句而篇，进而成束、成版，再合身走入印刷厂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绝不算早慧的天才，但曾颇给父母和师友宠出了一身极幼稚而亟待摔打的自负，于是在中学时代一些零零碎碎的发表经验里，也便渐渐固化起了“文章就该铅字化”这种浅薄的认识。但当然随着接到稿费，与之同步我也接地气地默认了刊发虽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却并不必然与经济效益正向联系的设定——换言之，无论是发表还是出版，都是件会让人穷的营生。于是我初中填写未来梦想的职业时，曾忧心忡忡又满怀悲怆地写下了“清贫潦倒的文人”七个大字，把语文老师唬得即刻约我谈心，嘱我对文学的未来莫要如此悲观。

虽然她的努力好像并没有太多成效。

我知道儒家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立但求诸己，昂藏不互，对任何旁观者来说都只是三支无情而向内的单箭头。

很少有古人会将著述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但大抵最终能成为学者，其家中藏书必丰，而要将心血刻版成印，本也需极雄厚的财力——这都需个人前半生，甚至或者还要搭上前头几代人的经营作为积淀。作者既肯为把话说出来付出近乎如此高昂的代价，这言便当然不必弯腰，“立言”二字，也自是名正言顺了。

但如今则不然。倘说古人著书是亢龙有悔，退而自处，今时的写作则更类破喉以歌，进待惊世。一进一退间，起步的岁序则至少差了二十年，这也即决定了出版逻辑的剧变。

当著书从退路变成了进途，从精神追求变成了谋食职业，它便自然要走向行业化——作者要活着，出版社也要。见解既被认为是商品且标明价码，那它便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审视，也再无法全然属于作者。走入社会后，见过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我实则已比大部分在文人圈里享受着幸存者偏差的专职学者更知道这个市场的均值。故而实则我并不很认为现今的出版便是“立言”。

更后来某次项目中我接触到某造纸业的龙头后，则更添了几分惆怅：生产线上，企业向我介绍说工业用纸的第一道工序便是将粉碎的木材置于含硫的溶液里高温蒸煮，这会使纸的PH呈现酸性——而酸性会让近代工业化后出现的所有纸张都难逃在百年之内慢慢暗脆和腐化，终而走向死亡的命运。人们一直在设法在用抗酸化的技术延缓书籍这样的结局，但当然，延缓只是延缓。

那次访谈后，我清楚而悲哀地认识到，现今的出版，即使能说得上是“立言”，恐怕也早与不朽无缘了。而既然本没有真正的不朽，那么为了这最多只有几十年寿算的几千本书去“不立而言”，是否还有其必要性？——而出版社又有何道理要去容忍一个不肯低头的无名作者呢？

带着这些错综纷纭的胡思乱想，我虽一直不曾停止写作，却也早已开始动摇了自己儿时简单而莫名的“铅字化”信念——当一切都注定朽坏，建造便未必比空想来得更有效率。

信念也就愈发坚定于年少时一次失败的出版经历后。

在德国读硕士时，我曾接到过一次出版的邀约。社是国有大社，题目在我也并不太难：斯时正值辛亥百年，出版社希望做一套民国系列丛书，其中想请我写的那本是民国名媛的故事。

社里很满意我交上的样稿，随即顺理成章地签了合同——尚是学生的我觉得一切都新奇，看着合同上约定的版税几何几何，首印几何几何，赠书几何几何，倘出版不能成功，当支付几何几何……也遂隐隐然有了几分每个学生都梦想过的、走入社会开始创造价值的自得。

于是在百年前这群民国名媛们也曾踏足和生活的欧洲，我开始了对她们生平的追索。当时的我文史根底当然远不如现在扎实，但选题取巧，应付这些生在文言和白话夹层的女子倒还并不艰难。约略小半年，我理出了十数万字的初稿，如期交给了编辑。编辑的工作自有其节奏，但当也为此付出了劳动。又半年后，我收到了出版社排定的一样，然后寄回——但自此之后，我便再没获得任何这本书的推进消息。

我高中到大学间都是校刊的主编，也颇跑过几年印厂，故而较之寻常作者，我更粗浅地知道要经过怎样的邀约、选稿、校对、择图、排版，那些跳跃着的小灵魂才能带着一身油墨气息安安分分地居住到属于它的版面里。有这些经验，我曾以为我便该是懂出书的了——但象牙塔内的流程毕竟太过简单温柔，远不足以拟合真实的世界：大抵又等了几年我才隐约得知，由于这套丛书的另一本人物志未能通过审核，故而它们集体胎死腹中了。

当然按道理我可以依照合同去索取我的劳务费用，但经历了这许多年，编辑早已失联，那点退而求其次的版税也早已抵不过我半个月的工资，倘多费周章，倒反而要搭进更多的精力。随着生活重心的转向，这件事也便终于束之高阁，不了了之，并成为家人时常用以嘲笑我的话柄，而那张合同和我复印了一套的初校样，也便成了见证此事的唯二证据。

这组文章的电子版我至今在邮箱里留了一份，密不示人——少年时文笔的粗疏已使我回看尴尬，而并不出于本心的写作也并没有任何见证成长的留印价值。因这件事我更想明白了一些：接受了定制，就意味着接受了一切的商品化逻辑。譬如供求关系，譬如风险共担，更譬如，沉没成本。

自那以后，虽然我的诗词或文章也常散见刊发，但大多是写完后随要随给，我再没接受过任何落笔前的方向性邀约。为此执拗，我当然也收获了几位编辑的叹息，同时错过了几次出版的可能，但也未曾因此后悔。

在那些断续的邀约里，我大抵看到了熟悉的逻辑：要符合市场的要求，要迁就读者的习惯，既然付出了劳动，就要奔着变现的最大可能性去，书是死物，钱是真的——作为一个金融人士，我完全认可其合理性。

我只是单纯有些尴尬。

近七八年来，要感谢工作带给我的自给能力，它让我的阅读和写作都拥有了绝对的自由。不设目标，自然也便不必时时拉满弓弦——因没再惦记过让文章走向铅印，它们也便藉此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故而虽然这些年来我的写作磕磕碰碰，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单为写作，买来的新书二手书摞起来也快到我肩膀了），但最终留下的每篇文章我都很是珍视。

它们无一不由来于我的好奇，诞生于我的坚持，然后完整于我的揣摩。

于电脑，我除工作所需的功能外一窍不通，为怕系统崩塌文件丢失，便常年在几个能允人自说自话的网站上开辟了独属自己的据点存文。要感激互联和搜索的力量，我渐渐发现，几乎每篇发出来的文字都能收到很有建树的回馈。

专注于清人的那段时间里，我所选的人物大多不热门，但正因他们不具备传播价值，得以过滤掉了许多信息时代的浮沫，倒反使同好们找到我更为容易了。这些点进我公号、专栏的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诗人，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博物馆研究员，也有的或只是文中古人一位心血来潮的同乡，他们对文章的发现多由来于创作需求牵发的搜索。同处笔耕状态，这些人也当然更易看出文章的用心所在，也更愿意用讨论来牵发新的可能性。

网络让这些讨论——甚至有时是辩论变得即时可触，而为有这评论区或者留言板的存在，我欣然发现，活水不绝，则文思旋灭旋生，为此，我的文章虽然完篇了，却还是可以一直处于随时可以再次被激活的流动状态。换言之，它保持着一种未完成的希望感，也一直拥有着变得更好的可能性。

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因此，当再次有朋友真的带来出版的建议时，我心中反而有些犹豫了。

不同于小时候那样期盼一个结果，我早已想明白到印刷并不是写作的唯一通路——文字一旦落纸，则意味着凝固、封存、完结。纵使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但究竟总是有一部分的生命即将被长留在这一段冰里，从而永远失去随水东流的能力。

我不知道这片野草野花是不是愿意被做成盆景，更不敢确定，成书会不会意味着我对这些文章的抛弃——而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倒是工作里的一个瞬间。

某天，我的领导为了让我们写分析报告更加认真，在部门会上说了一段话：“无论你们前面做了多少工作，它们最终的定格状态就只在你的这篇报告上。报告在部门内的时候这些观点还属于我们，但一旦出了部门，它就是法律文件，每一个字，每个标点都不能有失。它得能独立回答得了外部的所有问题，禁受得住外部的全部质疑。”

他的这段话当然不全是说给我的，但其中“独立”两个字，倒是正戳中了我的心事。

回过头想想，我常年把文章留在自己的可控范围里，固然有赖其维持交流的想法，但实则更多也是由于对不可知的恐惧，和对它们的不信任。我总害怕它们不够成熟，不够完美，出门碰了壁，受了沮，我却再无法帮它们改进、护佑它们周全。

但我从没想过或许我的文章也早该具有摆脱我这个作者，独自去更大的世界里一试身手的向往。

没有人能够衡量一条河流中某滴水珠的美感——如果不凝固，它们便永远不能被评价，也永远没有知道自己斤两的机会。这些文章本是我用了许多心血写出来的——我却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而迟迟不愿意让它们有机会走出我的身旁，去回答它们本能独自回答的问题，承担它们本能独自承担的质疑，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真的走出了这一步，我便发现这次出版并没有经历我预设的那么多障碍。它只是一本半学术半赏析的散文集，自不会被乌龙的审核连累；浙古是极有担当的大社，也便肯颇好脾气地容我不向市场低头——虽然最终刊发前时社里颇担心我的单音节构词习惯被图书质检询问，但编辑小伍为了保护我的语感，犹豫再三还是顶住了压力，允我一字未改。

得知这个决定时，我不由想起了我们唯一一次见面时在咖啡厅里她谈起的一件因循。

小伍说：“我有一个作者，年少成名，性子沉稳，学问底子也很深。她有天跟我抱怨说去X社（不点名了，一个市场做得极好的大社）出书时，编辑要她通篇修改一遍文字，要求是高中生都能看懂。你说这是个什么标准？又不是卖给高中生的书。”

当时的我尽量善意地解读了这个要求：“在做市场的视角下，这该算是出版社把读者面扩到最大的同时，还要尽量保证文字质量而设定的最合理的标准了。现今大学里还能开设大学语文的专业不足十之二三，对于大多数非人文学科的读者来说，他们一生阅读能力最强的时代就只止步于高中。所以那位编辑的建议并不算错吧，毕竟她还在平均水平里选择了一个最高点。”

小伍叹了口气，说：“那也有道理吧。不过我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建议。”

古籍社往往比大多同行更具一种不肯折节的天真，这种天真或者不合时宜，但格外让我喜欢——尤其是看透了市场逻辑以后，我实在深知这种不屈服是多么可爱、且可敬。它是我儿时对“出版即穷”的印象本体，但不同于老师的对文学就此悲观的担心——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人，才能使人最终不对文学绝望。

送嫁般的，我交稿之前反反复复将稿子又过了几遍，强迫症般调整语感节奏之外，也最后仔细重过了一遍它们带来的所有评论和交流。成稿到交稿的过程中，我断续也看了些书，因此自然也会有些新的所得添进去——但无论如何，虽然尽了全力，我的经验和能力也只能送它到此，而再不能照料它付印之后的事情。

我只能希望它像我在工作中交出的每篇报告一样，有能力独立于我而稳稳地站在每个读者面前，应答外界的一切质疑，并自我圆满——未必是出于我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更多还是因为我太看重这段一起走过的日子。

就在两日前，我收到了编辑寄来的样书。

书虽是精装，拿在手里却轻便舒服，想是选纸得法。封面的蓝底子是朋友维欣为我调的天青色，小伍略施冰裂纹，喻以书中文人们如瓷般易碎而坚莹的灵魂。其上蝴蝶绕一巨剑翩飞，我以为解以王静安词最恰：

“遣愁何计频商略。恨今宵、书城空拥，愁城难落。陋室风多青灯灺，中有千秋魂魄。似诉尽、人间纷浊。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今古闲哀乐。与蝴蝶，蘧然觉。”

或是因为快递的原因，我得到的第一本书书角微微有些折损。但我手触着那道折痕，实则心里更加安宁了。

不怕，尽情去飞。正好我们本来就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