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开往芬兰车站的红色列车
我到芬兰车站的时候，还没读过艾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芬兰车站不是芬兰的一座火车站，而是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因为列宁，人们记住了这座车站，威尔逊还把它变成了书名。我到芬兰车站的时候，脑海里装着的全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画面，茨威格把列宁的火车大逃亡写成了一部惊悚电影，全程都紧张地透不过气。好在，2016年8月15日的圣彼得堡碧空如洗，昨天还阴郁的涅瓦河，今天波光粼粼，人们懒洋洋地沿着河堤漫步，一个连鸽子都会吃得肥美的好天气。1917年的列宁同志并不知道这趟列车抵达芬兰车站后，迎接他的是何种命运。就像此刻在涅瓦河南岸自拍的游客，并不知道对面那座苏式大礼堂一般的建筑，正是50年代重建的芬兰火车站那样。如今的它，披着一件“实用主义风格”的外套，早已不再是威尔逊书中那座“灰泥色的破旧小车站”了。
宽敞的车站大厅有一排自动售票机，去赫尔辛基的火车只需要三小时，便可以绕过芬兰湾，波罗的海舰队正憋屈地泊在喀琅施塔得的军港里，像被一群恶犬堵在家门口的小猫。不远处的海军部大楼，刚刚完成大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又一次开始接客，它可是历史课本上赫赫有名的大明星，打了十月革命的第一炮。当然，彼时的我们并不知晓，那152毫米口径主炮射出的，只是一枚颇有象征意义的空包弹。其杀伤力，甚至还不如那一列载着列宁同志的火车。 “世界大战期间发射了数百万枚具有毁灭性威力的炮弹。这些由工程师们发明的炮弹力量巨大，射程极远。但在近代史上，却没有哪一颗炮弹能像这列火车一样影响深远，性命攸关。此刻，它正载着二十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们驶过瑞士边境，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并将在那里摧毁时代的秩序。”茨威格这番描述既充满想象力，又夹带一种理性主义的严谨。无论如何，弗拉基米尔这颗人肉炮弹已然出膛，再也无法回头了。 但这终究是一出事先剧透的悬疑片。到芬兰车站的列宁赫然发现，他大大低估了这座城市爱戴他的人。嘹亮的国际歌响彻广场，列宁被人群簇拥到一台装甲车上，开始了演讲。当时联合政府早已在大街上设置好路障，禁止布尔什维克使用装甲车，但后者并不予理睬。这辆装甲车，也是吸引我来到芬兰车站的一大原因，我固执地以为它会躲在车站广场的某个角落。就像法国人会把签订停战协定的火车车厢放在贡比涅森林，并辟成博物馆供游人参观那样。作为历史的证物，它当然有资格被还原。结果左三圈右三圈，我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找下去了，否则芬兰车站的警察要把我当成一个间谍或神经病了。
旅行是一场解谜游戏。吊诡的是，针对不同的游客，它有不同的谜题。拿芬兰车站为例，对于建筑系学生、历史爱好者和铁道迷而言，芬兰车站会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案。他们当中会有交集，亦会有遗漏。而之于历史向的旅行，其体验过程最为虚无缥缈，也最为私人。不明就里的人，很难感同身受。假如列宁不是经芬兰车站回国，那芬兰车站便失去了意义。或者你不知道这段历史，芬兰车站同样没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文艺青年爱去逛墓地的原因，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射，再厉害的沉睡者，也不过是刻在冰冷墓碑上的一个名字。 所以历史人文的旅行，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2016年8月15日，我在芬兰车站，便因为这种马虎付出了代价。由于之前功课做的不够细致，我并不知晓这辆装甲车早就作为文物被雪藏了起来。然而幸运的是，我竟然通过一张照片，得到了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当装甲车这一谜团最终破解的时候，我还是想给俄国人的执拗竖起大拇指。真相，就藏在芬兰车站前列宁同志的铜像上。它让我强烈地怀疑自己，当时是否被涅瓦河畔的阳光刺瞎了双眼，以至于没有看清楚列宁同志脚下踩着的装甲车塔座。俄国人舍不得像法国人那样把车厢丢在森林里，但俄国人绝不吝惜他们在塑造铜像方面的优良传统。是的，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列宁同志雕像所处的位置，正是1917年到芬兰车站的列宁跳上那辆装甲车的地方。
如果说芬兰车站成就了列宁，西伯利亚铁路的一座无名小站，则让另一位苏维埃领导人扬名青史。1902年8月，一个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斯泰因的年轻革命者，决定通过那条跨越西伯利亚的漫长铁路来逃亡。依靠朋友的帮助，他藏在一辆装满稻草的马车上，偷偷来到火车站。在一本假护照的姓名栏，他把“托洛茨基”四个字填了上去，据说这是一位敖德萨监狱里典狱长的名字。这一列火车载着托洛茨基来到萨马拉，开启了他的新生。但直到十几年后，一场惨烈的俄国内战，才真正激发出托洛茨基和火车的缘分。这时，该轮到一种叫装甲列车的怪物隆重登场了。 “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在一列装甲列车中指挥战争的。他无疑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根据其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创作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可怕的斯特列尔尼科夫政委的原型。”英国历史作家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在著作《通向世界尽头》中，不但描述了托洛茨基和装甲列车的一系列有趣传说，还大胆地将这位颇有铁腕的苏俄领导人视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灵感来源。但与《日瓦戈医生》中因爱生恨的斯特列尔尼科夫政委不同，托洛茨基的女人缘可是一茬接一茬，甚至在逃亡墨西哥后，还能和弗里达传出绯闻，实在不可小觑。而那个斯特列尔尼科夫政委呢，总是一脸冷血地坐在装甲列车上，终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游弋，对胆敢窝藏白卫军的村庄实施焦土政策。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并不屑于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脏活，尽管他对反叛他的人素来残酷无情。他和斯特列尔尼科夫政委唯一相似处，就是日复一日地坐在装甲列车上。当时的装甲列车，就像一头陆地上的钢铁怪兽，充满了黑科技的味道。托洛茨基不但在装甲列车上找到了乐趣，还找到了他的人生方向。威尔逊认为托洛茨基既没有列宁那种建立融洽人际关系的才干，又没有斯大林那种能够建立自己的世界并操纵公众舆论的狡猾政治手腕：“唯一的例外是在1918至1919年，当时革命战事爆发危机，他以战争委员代表的身份前往前线指挥战事，这时他总算有机会显露他带领群众作战的才干，他搭着武装火车风尘仆仆穿梭于各前线之间，一边激励士气，一边火速调度补给，同时埋头撰写战事报道。” 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装甲列车能够赐予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武双全”。在这辆被称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号”的托洛茨基专列上，除了挂着装甲列车，还挂着能够运输汽车的车厢，以及发电车。而涉及到托洛茨基办公和情报的车厢，更是五花八门：有秘书室、会议室，配有印刷机的电报站和广播站，甚至还有一间小型图书馆，以及一间浴室。通过电报，托洛茨基可以第一时间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由于技术先进，能够及时捕捉到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托洛茨基将这些搜索来的消息，办成一份报纸，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散发。所以即使不从军事层面去研究装甲列车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托洛茨基都能通过宣传抢得先机。红军就这样在声望上渐渐压倒了白军。 然而驾驭这样一只堪称陆地巡洋舰的巨型利维坦，谈何容易。必须使用两台大马力的蒸汽机车，才能拉得动这列超豪华的装甲列车。托洛茨基因此引发了斯大林的嫉妒，要知道，过去沙皇的专列也仅仅使用一台蒸汽机车牵引。和托洛茨基一样，斯大林也是狂热的装甲列车爱好者。根据历史学家迪米特里·沃克甘诺夫的说法，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专列的排场眼红已久。以至于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时，他居然选择了一次1923公路的铁道旅行：8辆装甲列车浩浩荡荡地从莫斯科杀向波茨坦，刚刚战胜希特勒的斯大林同志何等意气风发。
很多国家元首对火车旅行有着谜一般的偏爱。毛泽东曾经两次坐火车前往莫斯科，他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坐火车体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中国人。这条帝俄时代意图控制远东地区的史诗铁路，未来数次成为中国朝鲜等国元首前往莫斯科的唯一途径。这在当时两个阵营主导世界的冷战年代，颇有一种政治寓意上“朝圣之路”的隐喻。今天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上挤满了中国各地的游客，他们憧憬着贝加尔湖和白桦林，偶尔聊聊1993年的中俄列车大劫案，对这条铁路曾经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置若罔闻。 让我们再次回到装甲列车崭露头角的俄国内战。托洛茨基威风八面，却也不敢说所向披靡。骁勇善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同样是装甲列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曾经牢牢地控制着西伯利亚铁路的中西段，使得红军和白军都要忌惮三分。傲慢的高尔察克得罪了捷克人，终于在下乌金斯克附近被红军抓获。他留下了七列火车，其中一列满载着沙皇的大笔黄金。在那个无数英雄和悍匪都想一统西伯利亚的年代，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谁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谁就控制了西伯利亚；谁控制了装甲列车，谁就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铁路。” 我们可以从一个男孩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角度，去剖析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何情迷这种霸道的钢铁怪兽。就像日本人为何一直要坚持建造“大和号”那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把一艘战列舰和日本的“国家形象”绑定在一起。这些巨型怪物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既有大炮巨舰时代的一种浪漫，更能从美学角度上释放出一种危险的信号。一个人若少不经事，很容易被这种撒旦式的华丽蛊惑头脑。但装甲列车也好，到芬兰车站的红色列车也罢，确实忠实记录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际政治的波澜诡谲，以及一代代新人辈出的政治家粉墨登场。终归，他们依靠的是一种杰出的头脑、惊人的洞见以及残忍的铁腕，而火车只不过是帮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完成表演的一种道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