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魏晋诸家的″认识论″简述 》一一陈再明一一2020、6、13

汉代的″认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绐，独崇儒家的″认识论″，并用″天人感应″的迷信观点，把儒学作了牵強附会的解释，使之成为″谶纬神学″。当时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代表人物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站出来，批判了董仲舒的观点。尤其王充为后来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先导，才有魏晋时代的欧阳建，出来反对葛洪的“玄″、″道″的一套谬论。

董仲舒，他是汉代有名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代表人物，他从″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出发，认为自然和社会秩序都是由″天″的意志支配或安排的，″人″和″天″能互相″感应″，互通消息。因此编造出所谓“君权神授″的荒谬理论，从而把封建专制制度，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神圣″制度。

作为儒教神学倡导者的董仲舒，他在″认识论″上，是从自己的内心，去追求知识和修得道德思想的先验主义的″认识论″，加以发挥，提出所谓″聪明圣神，内视反听″(《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的唯心主义理论。″聪明圣神″指最高的才智和道德，″内视反听″指向自己的内心去体验和追求先天的"知识″。他主张全部的智慧并不是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是由于″天人感应″的结果。是″圣人″受″天″的启示之后，在自己的内心中领悟到的。这样，人就不必去认识客观事物，只要以自己″本心″去感应神或上帝的意志一一天意，以至于能″达天意″，就可成为全智全能的″明圣者″。所谓知识，不过是″圣人发天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董仲舒提出所谓″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等，上等的是“圣人之性″，中等的是″中民之性″，下等的是″斗筲之性″(《春秋繁露-实性》)。他认为上等的圣人和帝王″受命于天″，具有全智全能的″善质″，因而具有超越于万物之上，参预天地造化的权能。他说:″民者，暝也。″也就是说，劳动人民天生蒙昧，必须承受″圣王″的教化，才能变″善″。他的儒教神学，被西汉时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官方理论，占了统治地位，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

但当时′的唯物论者却敢于同他作斗争，代表人物有扬雄、桓谭、王充等，其中以王充为最杰出。扬雄在知识、才能的问题上，他提出″学，行之，上也″(《法言-学行》)的观点，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路线。桓谭是著名的无神论者，他认为人的″才能″和″智略″，都是在实际活动中″博見多闻″的基础上获得的。为后来的王充发展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先导。

王充，继承了他的先辈扬雄、桓谭反神学的斗争精神，比较重视当时的科学知识和民间智慧，对汉代的神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予以有力的抨击。他在知识、才能的来源问题上，痛斥了″圣人生知″的谬论。他认为任何人的知识都不是天生的，必须依靠耳目等感官来观察事物，判断客观实际情况，才能获得知识。

王充在《论衡-知实篇》里说，就是所谓″圣贤″也不能神而先知。凡事能够被认识的，人们都可以认识它。如有还不可能认识的，"圣人″也认识不到它。他还认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决定″人才″的高下是后天"学″和″问″的实际活动，不进行学习，就不能有知识。

玉充在反儒教神学的斗争中，敢于同当时被奉为″神圣″偶像的孔子和孟子针锋相对，写了著名的《问孔》、《刺孟》等文章，对孔孟之道，进行了责难。正因为如此，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诬蔑王充为″离经叛道″、″乱世乱民″，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视同洪水猛兽。

魏晋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劳动人民加強思想奴役，不得不采用另一种精神武器。于是，他们抬出了老、庄思想，把它宗教化，炮制出一套唯心论的思辨哲学，来适应这种需要，这就是所谓″玄学″。″玄学″祖师之一叫王弼，著有《老子注》一书，在″认识论″上，他大肆宣扬唯心主义的“言不尽意″论，否认人能在实际活动中获得知识。

晋代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稽康，也是一个崇尚老、庄思想的玄学家，在″认识论″上，他认为″可以理知，难以目识″(《稽康集-养生论》)。他的″至物″是″言所不能及，数所不能分″(《稽康集-摄生论》)的，只有从自己的内心里″神而明之″。他所谓的″理知″完全是一种先验论的神秘主义的″认识论″。

魏晋时代的玄学家们，还利用给《庄子》作注释，来发挥其唯心主义玄学理论。先作《庄子注》的有向秀，后来此书经过郭象的增改。在他们的注文中，大谈庄子"物我两忘″的论调，认为人只要″內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庄子注-大宗师》注)，就能成为无所不通的″至人″。

同样，在晋代，地主阶级创立了为封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道教，其代表人物是葛洪、陶景弘等人。葛洪号抱朴子，他把老、庄的唯心论的哲学思想演化为神仙方士之术，他大谈如何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他说:″人能知一，万事皆，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抱朴子內篇-地真》)这个″玄″、″道″，就成无所不知的″通人″。葛洪的这一套″认识论″，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晋代在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中，欧阳建提出了″言尽意论″，来驳斥玄学家们的″言不尽意论″，提出了″名(概念)逐物而迁″和″言因理而变″(《全晋文-言尽意论》)的观点，认为″名″和″言″是随着客观事物和事理的变迁而变迁的。并且，用″形存影附″的比喻，来说明语言概念是依赖于客观事物的。这是把思想观念，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对于玄学家的先验论，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魏晋时代在玄学盛行的同时，佛教般若学也随之兴起，因而出现了佛学与玄学合流的思想。东晋未的佛学家僧肇，在认识论方面提出″圣人无知，故无所知″(《般若无知论》)的谬论。他胡说什么″是以知即先知，无知即知″(《般若无知论》)，完全是十足的蒙昧主义的主张。

当时的唯物论者范缜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论点，提出″形神相即″，批判了″灵魂″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在的观点。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梁书-范缜传》)，他还指出人的精神活动是依赖人的感觉器官的，企图从人的生理器官上寻找思维活动的基础。这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