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云一曲青如昨 ——家乡飞云镇的前世今生
“瓦云驿”跟“飞云”相比，少了一份灵动，却多了一份厚重。
我生在金城黄河边，飞云镇不是我的出生地，六岁以前我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2003年，从我读学前班开始，我们家搬到了飞云镇（那时还叫飞云乡，2015年撤乡改镇）。自此以后，一直到2016年我第一次离家远赴他乡求学，关于飞云镇的各种历史记忆早已深深地烙于心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街变成了笔直的硬化道路，在之前唯一的老街边上又发展出一条新的街道，三天一次的农村集市也挪到了新的农贸市场。“飞云”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了，在中国四万多的乡镇中显得极不起眼。以至于远在东南的浙江滨海城市——瑞安，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有名的飞云镇（得名于当地著名的飞云江）。
如今飞云镇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泾川县管辖，而泾川县地处陕甘边界，几乎是甘肃省最东端的一个县城，它到嘉峪关的距离甚至相当于京沪铁路的长度。前近代时，曾长期以泾州为名，行政级别和管辖范围也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素有“甘肃东大门”之称，而飞云镇历史上更是被视作“西京要地”。泾川县拥有陇东地区历史最为久远的城墙遗址，整个县属于黄土高原区，泾、汭两条重要的河流穿过，将其划分出三个相对独立的塬面，依次是北塬、中塬、南塬。飞云镇属于南塬，在这些黄土高原的塬面上，如果你不往它们的边缘走，那种视觉上的直观感受其实和华北平原没有两样。南塬塬面面积不算小，虽然比不上陇东地区面积最大的庆阳董志原。
今天的南塬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的是窑店镇、飞云镇和高平镇三个镇，当地老人的嘴边更喜欢将它们合称为“高窑瓦”三镇，这样的分布格局其实也早在前近代就已奠定。如同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对川西平原地区农村基层市场的研究那样，这三个镇之间通过集市贸易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市场体系。大概自明清以来，三个镇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默契”，一旬之中有九天时间农村小贩可以往来于三地之间做生意，这种市场往往是定期而不连续的，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虽然今天来看三个镇的发展水平以高平镇最为发达，而飞云镇最为落后，但是当我们把历史的轮轴拨回几百年，会发现事实不见得就是如此。 以上主要介绍了飞云镇的今生，接下来重点让我讲讲那些关于飞云镇的前世故事。
司马迁无法详知三代以前的历史，对于飞云镇而言，我也只能从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开始讲起，只因为在这之前的历史属于“文献不足征”。“飞云”这个听起来充满动感、 被当地人习惯接受的名字，实际上来源于1945年的改名，迄今也仅仅存在了八十年。在1945年以前，文献所载的这块土地的前身却有另外一个名字——“瓦云驿”，跟“飞云”相比，它少了一份灵动，却多了一份厚重。
毫无疑问，“瓦云驿”就是一个驿站的名字。明朝初年建国不久，便在元朝的基础上，于全国各地建立起完整发达的驿站体系，而瓦云驿不过是当时全中国驿站中的两千分之一。驿站又称为驿递或马驿，其中每隔十里置铺，铺有铺长；六十里设驿，驿有驿丞。因此，沿线每六十到八十里往往会设一个驿站。古代驿站的功能比较多，除了传递各类军民信息外，还负责解决沿途公差在身的官员食宿问题。
唐代诗人岑参写过一首著名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中开头就是“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两句诗形象地写出了从西安出发经邠州一带到达陇东的场景。这条诞生很早的官道到了明朝依旧如此，从明朝的西安府出来一路往西北方向走，到达今天陕西省境内最西段的长武县宜禄驿，然后转向西行，这条重要的交通干道便必然会经过瓦云驿。《皇明九边考》中记到：“西安府七十里至咸阳县，六十里至底张驿，六十里至乾州，七十里至永寿县，九十里至邠州，七十里至宜禄县，八十里至瓦云驿，五十里至泾州，六十里至白水驿，七十里至平凉府。”这条路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每次的往返学校走的全是这条路线。无数的历史过客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可惜在历史文献中能够看到的确是寥寥无几。
今天窑店镇的前身是窑店巡检司，明朝时一度属于长武县，《大清一统志》记载其“在州东七十里，与长武县接界，有土城周九十三丈零”； 而“瓦云驿，在州东五十里，瓦云堡有城，周二里有奇，东至长武县宜禄驿五十里”；高平镇的前身高家凹递运所，“在州东四十里，有堡周一里七分。”所以前述《皇明九边考》中记载两站之间的距离实际有误，瓦云驿东至宜禄驿应为五十里，而瓦云驿西至泾州安定驿也是五十里，正好处在两者中间，今天亦是如此。
上图从右下角开始依次是窑店镇、瓦云驿和高家坳（即高家凹），明清以来传统的官道走向，即沿着右下角虚线，从窑店镇开始，依次图经瓦云驿、高家坳、三十里塘、二十里塘、疙瘩关，前半段为今天的国道312，过高家坳后为今天的县道067。自疙瘩关下坡到达泾州城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沿县道067通往今天的泾灵路口一带，当时称小南门；另一条主干道到州城后是今天的中山街城关清真大寺一带，即当时的南门。
明清时泾州范围之内只有两处驿站：一处是设在泾州城中的安定驿，一处就是恰好位于长武县与泾川县中间位置的瓦云驿。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从《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也能看出瓦云驿当时的围墙规模最大。几百年过去了，今天的瓦云驿遗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飞云镇政府所在的街道。只是驿站的城墙已经完全不存，但是从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驿站的北沿有连贯的墙基痕迹。
邻居家的老人曾与我闲谈起地方历史，他们回忆2000年左右重建飞云中学，有人去做小工，在今天中学的西北角位置挖出过很多大块青砖，并且有遇到夯土层。这种烧制过的大块青砖肯定不是旧社会西北地区普通民居所能用到的，毫无疑问这些就是当时瓦云驿的城墙外包砖（经明清史专业同学提醒，明代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很多县城都是在晚明时局动荡的时候才修的城墙，大城也是在嘉靖时期才开始包砖，所以关于瓦云驿修墙包砖的历史不宜估计太早）。除此之外，今天的地名也反映了当年瓦云驿的空间布局：驿站应该有两个门，分别是东门和西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进士董恂（原名董醇）随祁寯藻从京城出发前往兰州查办案件，他将来回沿途所经写成《度陇记》四卷，其中记载自泾州出发后，过贺蓝铺往东再走五里路，即“瓦云驿（泾州），尖于荒店，堡西门颜曰‘西京要地 ’ 。驿东南五里有云寂院，一名东高寺，内古柏一株，相传唐代所植。”如今不仅瓦云驿的堡城荡然无存，至于西门门楼之上“西京要地”的题字更是无人知晓，甚至连同“瓦云驿”这个名字都已经成了老人们的遥远记忆。所幸东门、西门这两个地名今天仍在广泛使用，当地人对此耳熟能详。
上面红色部分是我标记的瓦云驿当年城墙的大体走向，东门和西门不存在争议。黄色线是当年的官道，从东门到西门穿过驿站的正是今天的老街道，也是当年驿站里唯一的一条街。蓝色部分则是今天的312国道，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西兰公路，今天基本被新建的沿泾河分布的青兰高速所取代，重要性大大降低。传统的官道出驿站西门后一路向西，整体上是在穿过我家所在的胡同（或名胡屯），并在第一个大转弯的部位与今天国道重合。关于胡同（或名胡屯），与一般人印象中的北京胡同绝不相关，实际上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一种地貌，通常情况下出现在古代官道穿过的区域，与周边平坦地区相比，胡同呈现凹陷式状态，有时这种凹陷的深度可以达到8-10米。目前这种特殊地貌也在随着人类活动逐渐消亡，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言归正传，《大清一统志》中记载：“瓦云堡有城，周二里有奇。”然后我去量了所绘瓦云驿城墙的长和宽，数据显示在前面有墙基痕迹的那张图中。它长约329米，宽约277米，周长约1212米，刚好和“周二里有奇”的记载相吻合。
明朝时为了管理瓦云驿设有驿丞一员，不入流品，岁俸三十六石。驿站里拥有中马五，下马一十四，驴三十一，这些跟安定驿都是一样的配置，可见两者等级相仿。按照明朝制度，上述这些驴马以及公差的往来迎送，都由当地百姓承担。赵时春在《（嘉靖）平凉府志》中记载了当地贪官滑吏利用驿递之便，因缘牟利，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不乏远逃流亡之人。清朝康熙时候，瓦云驿设有“马六十匹，马夫三十五名，岁支银一千八百九十三两九钱一分二厘”。这样的数量在乾隆时已经有所减少，是时只有“马四十五匹，夫二十八名，岁支工料外备支直等银一千三百四十二两四钱”。到乾隆之后，干脆连驿丞都被裁撤了。
明清地方基层实行里甲制，泾州城外分十六里，里统各甲。瓦云驿当时属北作里，驿内有瓦云驿署，“衙署年久多损坏，乾隆十八年驿丞姚永和捐俸补修”。驿站东南五里有著名的云寂院，一名东高寺，即今天的东高寺村。县志记载该寺“山门内古柏一株，大数人围，高六丈余。相传唐代所植，古茂苍挺，气含烟雾，为州之一胜”，“泾州八景”之一的“古柏垂青”就是指此。
明朝嘉靖年间，瓦云驿先后迎来了三位文人，幸运地是三位文人在瓦云驿留宿的同时也留下了他们的遗墨，更幸运地是这些遗墨今天仍有保留。第一位是河北固安人苏志皋，他的《寒村集》中有一首《瓦云驿 历任陕西时作》：“高槐张翠幄，尽日布重阴。忽谩风来撼，乡愁那得禁。”第二位是河南光州人刘绘的《夜宿瓦云驿》：“萧萧烟柳晚，车马入山堙。驿舍寒烧烛，征衣夜拂尘。竹风疏弄叶，松月近窥人。白发髙堂远，连宵入梦频。”最后一位是山东海丰人杨巍，他的《存家诗稿》有《宿瓦云驿》：“萧条来野馆，秋草正凄凄。复此闻风雨，兼之厌鼓鼙。经年堦树老，入夜怪禽啼。独坐生归思，田园渤海西。”实话说上面三首诗写的的确不怎么高明，明清人写诗往往平铺直叙，畅所欲言，万事万物皆可入诗。诗人们眼中的瓦云驿，总是那么的萧条凄凉。周遭人烟稀少，不论何人身至此地，想必也能顿生思乡之情。
明末固原人丁映章曾一度寓居在瓦云驿，他的文集就叫《瓦云集》。丁氏后来因弃官而潦倒不堪，衣食成忧，遂流落至江南一带。不巧遇见老师熊文举，熊氏乃明末清初的著名直臣。两人相见大哭，熊文举当即解衣相送，“因叹士不逢时，固有窘厄如此者”。临别之际老师又赠诗给学生：“分水飞槎职未供，飘零万里倚吴佣。瓦云一曲青如昨，芒履须抛问老农。”或许老师是希望学生能够有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洒脱，虽身处逆境，却仍能在生活中振作起来吧！
清朝前中期的二百余年里，瓦云驿在历史记载中几乎寂寂无闻。直至同治八年（1869）的六月，瓦云驿终于迎来了一位贵人，他就是清末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左宗棠。而左公的到来，无疑挽救了瓦云驿，乃至陕甘两省（是时甘肃尚包括今宁夏和青海的一部分）之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事件的起因要从八年前的陕甘“回变”（为避免争议，选择用比较中性的表达）说起：1862年后陕西回、汉仇杀愈演愈烈，伴随着捻军的西进，陕回也开始将视野转向甘省。因前期陕甘长官处置不力，导致一场“回变”迅速席卷整个西北，几年时间里各地人口锐减。至同治六年，左公进抵潼关，转战多地，最终在河北境内彻底镇压捻军。继而回师西安，开始着手处理“回变”问题。左公的方针基本就是缓进急战，步步为营。至同治八年，陕西境内已基本实现平定，百姓生活也大体恢复。而此时的“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这与二十年前董恂所见“地博民殷，边关清肃”的景象早已截然不同。至于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此时正驻扎在董志原，号称“董志原十八大营”，势焰熏天。于是左公选择在是年六月由陕西西进，驻节泾州瓦云驿，接总督印。左公自己在奏疏中也写道：“臣驻军泾州瓦云驿，地居庆阳、汧、陇之中，足资控制策应。”于是湘军入甘的序幕，便从收复董志塬开始。至是年十一月初一，平凉、固原一带的回军已被或剿或抚，剩余窜至宁夏金积堡，于是左公离开瓦云驿，移驻平凉。
左公对当时的西北人民来说可谓有再造之功，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教授的研究，同治“回变”结束后，整个甘肃人口由1945.9万锐减到495.5万，足足减少了1455.5万，全省人口损失高达74.5%，部分州府的人口损失在80%以上。这对于整个陕甘人口的分布影响巨大，也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甘肃的长期穷困，论回变对甘省造成的破坏之惨与后世影响之深，毫不亚于同时期江淮湖湘地区的太平军和捻军。吊诡的是，左公的力挽狂澜并没能让自己在后世历史课本上增添光彩一笔。如今左公早已是作古之人，但重新审视左公所走过的地方，他的身影似乎时时浮现。我常常能想起那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句，不知道当年左公一路栽柳至新疆，该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呵！
六十年代的一番“战天斗地”，当年的左公柳早已十不存一，仅有的一些也只能在公园中看到。如今312国道的两边栽满了垂柳，盖八十年代以后重新栽成，虽然它们长得葱葱郁郁、婀娜多姿，但比起左公所栽旱柳却是少了一种风骨，因为它们不但过不了玉门关，甚至过了六盘山便已踪迹稀少。
光绪十七年(1891)陶保廉跟随父亲陶模由陕西布政使调新疆巡抚，一路向西走来写成《辛卯侍行记》一书。其中一段写道“五里至窑店，泾州自此迤西，驿路两旁多白杨，左文襄督陕甘时令防营栽植。五里张邨铺（今将军铺）。五里东高庄（今东高寺）。五里瓦云驿，食后骑行。五里贺蓝墩（不详）。五里胡家园（今胡家峪）。五里高家凹（今高平镇）。五里通南庄。五里三十里铺。三里黄家堡。三里杜家庄。四里二十里铺。五里十五里铺。五里十里墩。其西南曰‘太平关’，始下坡，长武原至此而尽，旁为天镜山、笔峰山”，陶保廉所记与今天的交通路线及沿线地名基本吻合，只是他说左公所植是白杨，今日之白杨已全然不见，或是陶保廉记载有误？抑或别有隐情？
同治三年（1864）十月初三的时候，《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途径瓦云驿，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卯正，冒雨登程，四十五里至泾州瓦云驿尖。破店一间，地亦泥泞。”假如张集馨有幸穿越，我想当他重临故地之时，一定不会做这样的吐槽了吧！
庚子年闰四月芒种后三日撰于古泾州家中
2020.6.8初稿 2025.4.21修订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