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商学院到底该教什么？

资本主义的基本定义是，基于对财产和商业活动的私有产权，以最大化经营者利润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体可以向任何人买卖，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之间的竞争能对迫使经营者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以工资为基础的雇佣关系意味着工人能够在这些雇佣者之间自由选择。虽然这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显而易见，我们却常常忽略在这个系统中，个人是如何与其他人互动与联结的。

在市场的束缚中

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作品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奠基。斯密合法化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统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认为，在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福利会不断累积，即使人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

追随斯密的思想家们为资本主义背后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支撑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世纪早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原则，提出“供给制造需求”，这后来以萨伊的供给决定论被人们所熟知。政治哲学家詹姆斯·穆勒是萨伊的继承者，他在描述商人决定应该积攒还是消耗资本的案例中写道：

通过减少消费，他能扩大在生意中的资本投入，这将在第二年为他增加收入。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的消费就会被其他人得到好处。人们绝不会储蓄，除非能从储蓄行为中获得未来可期的好处。

萨伊和穆勒都认为，在自由市场中，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会选择投入资本而不是储存资本，因为储存资本不会带来任何效益。总的来说，从看不见的手开始，18世纪和19世纪几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为资本主义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无疑是最大化每个人利益的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经济境况。

市场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无法为工作收入和利润收入的联结提供合理的经济机制，这导致了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虽然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驱动增长和进步（看作是对冒险者和创新者的奖励吧），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对增长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风险。

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平等的最佳水平到底是多少？理论界仍然在争论不休。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活动能在自然秩序中合理运作，政府只需要去防御危机，主张公平，提供公共品。但斯图尔特·密尔认为，社会能够改变收入分配以符合其自身价值判断。卡尔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周期的兴衰，这也催生了他日后对工人剥削的反对。凡勃仑也描述了炫耀式消费的特点，和从过度累积的财富中浮现的不平等，但他也并不看到历史中涌现出的先锋工人阶级，认为他们只是在模仿精英和统治阶层而不是创造马克思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最后，凯恩斯强调了经济危机中，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和收入分配来刺激需求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已经深深嵌入大多数西方社会，但资本主义仍然只是经济安排型社会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利益相关者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终极目标的合法性，在最近才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正如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一文中提出，其实只在半个世纪以前，CEO们才不仅仅只考虑股东，而是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他们的雇员、社区和民族。

然而，在商学院的课程中，这些资本主义进展的概念却常常缺席了。即使是最常见的商业伦理的教科书，也没有从历史角度去讲述这些理论进展。然而这些忽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政府也必须以保护主义、补贴、投资等形式进行各种干预。

新自由主义

过去四十年以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新自由主义主张理性人假说，边际主义和在经济决策中的效用动机。其核心观点是市场通过供给机制为价格、产出、收入分配提供最佳分配。前提假设是：1）个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的效用最大化；2）企业在成本约束和信息有限下的利润最大化。

早期资本主义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阻止小部分人财富的过度累积。类似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进步能够缩小经济不平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T教授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与不平等》（1955）一文中提出问题：“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利用20世纪上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的收入数据，他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缩小了。简单来说，在工业化的早期，随着人们脱离土地的束缚，在工厂中赚到更多钱，不平等出现了；但这一线性进程完成后，受到过更好教育的公民要求政府的再分配，经济不平等再次缩小。由此，他提出了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变化的“倒U曲线”。但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在1980年初似乎变形成了斜体的N，因为最后的那段斜线仍然在不断上升。

新自由主义与不平等

最近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提出，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不平等具体化，还扩大了这一不平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系统性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秉持的种种优越感。他分析了多个国家的收入数据，发现当资本回报率超过产出增速，资本主义自动导致不平等，甚至削弱民主国家中精英阶层的价值。皮凯蒂预言，这一曾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发生过的现象，将会在21世纪重演。极端不平等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严重的道德危机，给公平和正义带来巨大挑战。

皮凯蒂驳斥了很多为新自由主义资本论辩护的观点。他批评了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在1914年到1950年期间确实减少了，这只是因为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系统性异常。他严肃的警告道，“没有自然或自发的过程能够阻止中央集权和不平等强权的扩张”。

经济不平等削弱社会共识，从而降低整个社会处理重大危机的能力；它为了增长而牺牲了健康和教育的进步。公共健康科学家指出，广泛的经济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的社会影响，比如在所有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生理和心理疾病，以及不断加重的社会失信。类似的，经济不平等阻碍了社会流动性，使得低阶层人群更难获得教育，从而无法获得更高的收入。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经济不平等是08年经济危机的先决条件；大多数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国家近年来巨大的不平等和债务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政策的灾难性结果。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商学院

商学院如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输出管道？

伴随着频发的商业丑闻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管理学教育的目的和商学院的功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激烈争论。在建立之初，管理学教育被训练工业世界的专业人才，传授他们以必要的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最开始，商学院被赋予培养专业人才、律师和医生的重任。然而今天，大多数商学院被这样一种视角统治着：管理者只是股东的代理人；唯一义务是最大化股东利润。

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的管理理念被一系列技术热点和理论框架的选择性使用所替代，这让商学院变成了大型商业组织的啦啦队。随着1950年代美国霸权达到巅峰，很多管理学理论家直接面临着强权主义。虽然早期经典管理学者如彼得·德鲁克、切斯特·巴纳德、霍尔德·鲍恩、阿奇B•卡罗尔都认为，管理学教育应当承担应有的社会公共目标，但当时对商业环境中社会与政治因素的忽视延续到了今天的商学院中。

随着个人主义兴起，占主导地位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着政企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理论对商学院产生了深刻影响。现今的商学院忽视了大量重要的商业行为，比如与公共商品生产或集体福利有关的部分。公共管理并不看作是商业的核心主题，通常被视为另一个专业领域被分别看待。商学院会拿金融一类的学科作为首要竞争优势，从中谋取更高的学费，而公共管理课程，包括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却常常作为选修课被看不起。比如，在谈论到充满英雄形象的企业家时，即使抽离了特殊情境和特定人物形象，大多数人想到的会是一个赚得盆满钵满的白男。

虽然近来越来越多针对金融危机和贪污丑闻的提案涌现出来，它们却常常忽视了问题的核心。一些课程确实关注社会型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和伦理，但却很少对商学院底层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产生根本性影响。即使学生们能够轻易理解资本主义对企业的操纵与控制，理解虚伪的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意识到全球亿万人身上背负着的生产债务，他们也无法想象另一种可以取代当下的社会经济关系。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出现后，企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来自日本和远东新兴经济体的威胁促使着商学院转向功利主义。管理学教育被管理主义所统治了，其背后是有关理性、效用、绩效、控制和目标的一系列假设，这导致了大学的“公司化”和“去技能化”。

今天，商学院到底该教什么？

当代商学院应该注重教学实践的“Answerability”和“Rel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指导着我们去分析商业活动应该积累哪些利益，这些利益应该为谁累积。

Answerability

• 理论根基：对话性的人类互动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 当社会中的相关成员对他们的商业行为提出道德要求时，该如何公正、合理地回应？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考虑行为应该能够为社会繁荣目标作出贡献。

Answerability在管理学教育领域中发展出对话概念。管理学教育中的对话概念有两个目标：1）揭露原来被技术决定论和价值中立语系掩盖的不平等，提供新颖的、冲突性的话题讨论；2）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新的替代方案。在管理学教育内与外，每一个学生应该问自己作为个体，作为社区的一员，应该做些什么。这能引导学生思考，他们作为未来的领导者、管理者、商人，应该承担哪些道德责任，而不是被动地被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着。通过管理学教育中对Answerability的强调，人们能意识到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道德问题、过度财富累积和极端贫困。

Relationality关系论

• 理论根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所主张的道德责任

关系论早就被应用在管理学分析中，如合作策略、组织间竞争优势、领导力、组织中的角色定位等等。女性主义关系论强调性别权力塑造着责任、道德、价值的对话。在关系论中，个体性与关联性共存，分离与连接共存，合作与冲突共存。巴特勒曾说：我努力保护你的生命，不是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而是因为没有了你，我的生命都不是；生命本身应该是与他人的复杂的、热情洋溢的、对抗性的关系集合。 教育者应该对真实世界的物质条件产生影响。商学院的教育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都应该考虑到社会，考虑到经济不平等，作出相应的改变。从answerability和relationality开始，商学院应该去指导人们如何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为社会集体做贡献。

关注那些对个人经历会产生影响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帮助学生理解那些看起来很遥远的事物。与其让他们简单理解并对复杂的社会事务产生共情，不如让他们回忆自己、家人、朋友的个人体验，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与社会中性别、年龄、种族、残疾、疾病、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带来的种种边缘化的关系。

这些教学方法并不简单。它要求教育者去深刻反思，为什么做，为谁做，这对自己、他人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