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1）：关于秦汉政治制度的论述与汉代政务的治理流程

本文及本豆列是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研读和批判，钱穆是开历史研究方向的先辈，但在视野上和思路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我们面对先辈的知识体系应追随脚步继往开来而不是跪拜称神。这是本内容的基本学术态度。为了避免审核过久，我把一些词用简拼大写替代。

以前做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读书笔记，（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doulist/115824481/&dt_dapp=1 ）现在啃这个老骨头，经过成长读书后的笔记已经不全是读书笔记，更多是研究、对话。 先读序言，作者认为所谓的政治ZD必然自发于本国文化和民性。你要是想照搬国外的先进ZD，也必然要与本国传统结合，作者原文写道“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作者认为完全照搬外来ZD是没有生命的。原文说“决然无法长成。”

作者提出了辛亥GM和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问题，口口声声MZ了GM了，简单的照搬西方死的ZD，经历史检验，其问题很多。没有任何ZD有利无弊，也没有任何ZD是可以历久不变。不着重自己的国情专求模仿别人是何等愚蠢。可以说作者这段序言给了当代所有幼稚的MZ爱好者们当头一棒，把钱穆当ZYMZ派捧实在是不读书的表现。

一、关于秦朝汉朝的政治ZD，钱穆对此论述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正文起头于秦汉ZD的论述，作者提出中国从秦汉才有统一政府。这个观点有争议，其实中国在西周就已经有了全套的统一系统的大政府了，虽然只限于王畿（镐京周边）范围。西周实际上是其与其他亲周政权的联盟组织，但周王对该联盟中亲周部分的政治力量具有相当强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这些亲周的诸侯的高层官僚主要由周王任命，这些亲周诸侯的国君在继承权的资质认定上也取决于周王的认可。

第二个问题，钱穆说西汉前期的政治治理是郡县制，其实这里的表述并不严谨。西汉前期实际上是郡县与诸侯国并行制，高祖与文景时期西汉的核心统治区域实现了郡县制，但遥远地方上仍然是诸侯国形式，铸币权和独立军权都没有收归中央。所以到了景帝时期才会出现七国之乱，所以武帝时期才会也出推恩令。

我们西汉初年全国大致上有五十个郡，到汉哀帝时期全国发展到一百零几个郡，到东汉末年则有一百九十几个郡了。纵观汉代郡的数量增加了四倍，而县的数量变化没有这么大，所以东汉后期中央政府设立州（比如刘备，领徐州牧）作为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来管理郡，不然工作量增加的太多。

第三个问题，作者在这里对比西方的罗马和希腊论述了世袭的起因，其观点很有局限。早期的罗马是共和国，后期则被新兴的军功贵族主导成为帝国。然而古罗马政治ZD根本没有分型出如秦汉这般的专项吏制结构，在律法上也很随意，希腊的广场MZ辩论特征其实就是缺乏严格标准、随意性强的体现，其实处于政治的幼儿阶段。

一、关于为什么会世袭？

因为在农业社会，世袭是政策稳定性的保障，而君主制是执行效率的保障。在工业化社会到来前，一些紧急的状况比如治水、赈灾、各类灾害的救灾和军事行动等等最需要有人出来一锤定音，而不是一群人站在广场上瞎逼逼。只有一座小城的城邦国家可以一群人围起来慢慢扯淡，但地方大了、路途遥远了、时间上就禁不起耽搁，就必须由少数人关起门直接做决定。这就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组织早期都经历了军事化民主～然后进入贵族共和最后演化为君主议会的根本原因。

无论秦汉还是罗马的扩张，都是以军事征服实现的。军事征服流够了血，文化才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得以足够的融合。而从皇帝到传统遗老留下的贵族再到新兴的军功贵族的～世代世袭，正是对帝国扩张后征服后流血后的充分融合过程的保证。

二、关于钱穆对汉代皇权和相权观点的批判

钱穆计算掌管部门的多少来区分谁的权力大。经计算，他认为，“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这个视角是幼稚的。武帝时期的丞相几无善终，皇帝仅凭自己临时内定的一个小内朝和几个低位官员就让丞相和当朝白官老老实实的奉旨办事。可见大权究竟在谁掌握，作者的认识太过书面刻板，不经推敲。实际上汉朝皇帝无事不关，事情不分大小，只分感兴趣的和没兴趣的。感兴趣的亲自管，没兴趣的你们管。不过如此。

这部分内容里还有一个硬伤，钱穆说汉朝“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这个情况只有汉宣帝时代是这样，前后都不如此，这一点不胜列举。

三、关于汉代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流程

每郡每年向中央上各项统计表册（计薄），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治安等等每年有一个本子，按时分项分类呈报到中央，叫做上计。中央特派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每个郡的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只是官俸六百石的小官。正因为刺史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忌。”

在这里作者对刺史工作内容的计算有点问题，在此增加表述一下。从汉武帝时期起全国分为十三个州，随着时代发展到东汉后期全国已经有约两百个郡，那么每个州派一刺史进行监察，每个刺史的巡查肯定超过十个郡了。

刺史属于御史丞的一个细分官种。皇宫有十五个侍御史，他们专门收集各地刺史的书报，然后劾奏中央。在中央由部刺史和侍御史对这些报告出具意见，接下来报告到副宰相～御史大夫，再由副宰相报告到宰相。这就是汉代上下政务信息流动的主要过程。

四、关于汉代的官从哪里来

从西周到东周再到春秋时期，世卿世禄的只是部分国家、部分官位才有的情况。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胜列举。

汉武帝时期开创的太学可以看成是公务员培训中心，学生必须先成为公务员才能前去进修，钱穆将其类比成先上学后就业的国立大学是不严谨的。虽然不再延续世袭，但这些即将当官的学生从哪里来～自然是从权贵阶级的子弟中而来。如何得来，自然是举孝廉。一种基层选举制度，选孝子选廉吏，被举选孝廉的人就有官做，然后入太学进行相关职位的职业培训。因此被举荐者不需要非得是读书人。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样很容易演变成你儿子我来选举，我儿子你来选举，这确实不叫世袭，但对普通人来说阶级鸿沟依然是不可跨越的。当时已经出现了弘农杨氏、颍川袁氏这样名震天下的朱门望族。实际上国家用人体制已经完全被大族名人和各地豪强所操纵和控制了。

我们说，举孝廉在东汉确实渐变成所谓儒学大家的垄断选举，成为了外戚和宦官两个朝内对立集团培养己方势力的工具。东汉时期朝内朝外的主流众臣更多的是攀络外戚，而地方外围官员则有少数结笼宦官。

钱穆在原文中把两汉选举和太学制度描述的过于清纯，完全脱离现实。桓、灵二帝期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结党死斗的党锢之祸，在政治演化模型中是开启三国之乱的结构性主因。所以钱穆在这里的论点是有问题的。诸位对此不可不查。

关于汉代经济部分的研究，钱穆的论述非常不错，在这里我直接饮用此前另外一作的读书笔记与此相对。

（汉代经济部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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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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