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妈妈就这么走了，我会一辈子遗憾
文 | 叶丹颖
“妈妈走了，妈妈实在痛得受不了”
4月13日，距离刘阿姨从宣武医院出院不到10天，丈夫要出门买药，这天他除了买药还需要额外办点手续，要用的时间比过去买药长，丈夫提前把粥给她搁在了锅里。
丈夫出门后，刘阿姨准备自杀，这是她解脱痛苦的最后机会。可是不巧，门又开了，丈夫又返回来取东西，把她吓了一跳。她正在给女儿王欣写遗言，听到动静，匆忙把笔放一边去。等到丈夫这回真的走了，她在药盒上用笔最后跟女儿唠一回嗑：
“王欣，妈妈走了，妈妈实在痛得受不了了，我知道你想给妈妈治好，可是妈妈痛得受不了了，只能这样做了，妈妈对不起你了。”字迹看起来有多处都带着颤抖。
写完字，刘阿姨就上厨房拿了菜刀，然后一个人躲进了卫生间。她不是个胆大的人，拿着刀的手直哆嗦，她咬紧牙关，对着左手的手腕一刀划下去，刀不快，她只能不停蹭，血不停往下淌，割了很久时间，血水堵满了马桶的下水道。
她怕血，看见一地血都恶心，但她跟自己说，再怕也得割，不然以后疼得更厉害。
刘阿姨是胰腺癌晚期的患者。过年以前，她的后背就开始莫名其妙地疼，疼痛一阵一阵发作时，身体里头就像有刺骨，仿佛随时要崩开。一个一个晚上，她疼得睡不着，从一个房间折腾到另一个房间，又从另一个房间折腾到沙发。
在北京工作的王欣给妈妈订了2月28日的机票，让妈妈从黑龙江老家到北京来看病。飞机该飞的那天，正好赶上大雪封道，刘阿姨的飞机改签到了3月2日。
北京医院的确诊结果是癌症，医生当面直接告诉了刘阿姨。“癌症”两个字没有刺激到她，她的父亲就是肝癌去世的，她早就想过自己迟早有这么一天。她太疼了，疼到顾不上结果是不是叫“癌症”。原本生性开朗的她，被疼痛折磨得已经太久没有了笑容。
此时，厕所里的刘阿姨把自己的肌腱都给割断了，可是血还没有流完，她寻思着丈夫回来的时间快到了，得赶紧的，丈夫要回来了，一切就白折腾了。
她使劲地拉手腕，血哗哗地出，她又用小尿盆接血，这回血流得更多了。她开始感觉气不够用了，每喘一下气都费劲，那时候的刘阿姨已经一点都不害怕了，她知道自己就快死了，死了就解脱了。
然而，她的意识还清醒着。丈夫的开锁声吓坏了她，“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还没死，我觉得我该死了，我流了那么多血，怎么还不死呢？”
厕所的门并没有反锁，刘阿姨怕丈夫发现时一喊，给邻居听见，她又持着刀，到时影响就大了。丈夫喊刘阿姨的名字，问她：“你在上厕所？” 刘阿姨回：“嗯。”丈夫知道她上厕所的时间长，没在意，但他突然发现地下有血了，就冲到卫生间。刘阿姨倚着门，推开门看到刘阿姨坐在到处是血的地上，丈夫吓得不行。
5天后，刘阿姨和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医生路桂军回忆起自己自杀的场面，开始对死有点害怕了，被拉长的红色袖口里藏着裹得厚厚的白色纱布。
现在，她的胆子又变小了一点，晚上不敢关灯睡觉，一走到厕所就有点恐惧。在遇到路桂军之前，她从不知道癌症的疼痛可以被止住，“早知道，我也不愿去死，我也不想去死，我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我怎么活？”
“我会一辈子带着愧疚生活”
疼痛得到缓解后，刘阿姨晚上能够睡得着觉，也就不再想死了。
刘阿姨是被疼痛折磨后活下来的幸存者。作为疼痛科医生，路桂军见了太多因为无法忍受的疼痛而自杀的患者。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让他痛心。
4月18日，路桂军和刘阿姨、刘阿姨的女儿王欣和丈夫分别进行了一次谈话。公立医院的医生其实并没有时间跟每一个患者和家属都进行如此深度的沟通，但刘阿姨一家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特别的价值，他希望他们将来可以成为生命教育的志愿者，用自己的经历帮助到更多人，“让患者知道疼是可以治疗的，千万不要因为疼痛走上绝路；另外，我们希望医生们更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当肿瘤没办法治疗的时候，首先要让患者不痛苦。”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每年有890万死亡人口，其中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癌症带来的疼痛让患者在生命末期生不如死，如果疼痛得不到缓解，甚至很多绝望中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可以选择提高生命质量的安宁疗护，走投无路的临终患者就很可能走上极端。
在王欣的印象里，妈妈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甚至有一点软弱，她不知道她选择自杀到底有多大的勇气，“如果她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我会一辈子带着愧疚生活，我每次想到她，我都会感觉到我妈妈是因为不想拖累我才自杀死去的。”
但在母亲眼里，女儿做得已经足够好了，是疼痛让她自顾不暇，才无力再顾及家人。
谈话中，路桂军向刘阿姨问了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个姑娘，你妈妈得了病，妈妈选择一个你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你能饶过自己吗？”
刘阿姨连答了两遍：“不能！”
尽管，被抢救回来后，上天留给刘阿姨的时间依旧不会太长，但给了母女一次从生死两相憾到生死两相安的机会。
现在，王欣最大的心愿是妈妈在离开前的每一天都能像现在这样开心地活着，没有疼痛，每天哪怕只是陪她待着、说说话，或者带妈妈去吃好吃的东西、买好看的衣服，就足以让她欣慰。
她记得妈妈自杀前，有一天晚上自己起床时，看见妈妈一个人在忍受疼痛，“看到她太痛苦了，我就躲在卫生间哭，那时我就想起我以前肚子疼的时候，我妈妈就躺在我边上，给我揉肚子，我想跟她待在一起，我想让她能够开开心心地陪着我，我不想让她这么痛苦，我甚至想过，如果她太痛苦了，我是不是就适当地放手。”
路桂军问王欣：“你有没有想过陪她睡一晚，躺在她怀里边，抱着她？”
“其实她生病之后，我想过很多次。”
“为什么不试试？今晚上试试？”
“好。”
生命尽头都是爱
2019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生命文化沙龙现场，路桂军作为主讲人之一，谈到了死亡，“说到怕死，我想身体的痛苦，我相信我的学生比我做得好；身后之事，我相信我有那么多殡葬界的朋友，我逝去以后肯定也会有尊严；所以我在想，我到底怕什么？最后，我找到的答案就是，我怕还有爱没有表达，还有爱没有互动。”
路桂军曾经遇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来自山东，他的儿子30多岁，在北京工作，是新闻媒体人。老人家到北京来看孙子期间，身体不舒服，儿子带父亲来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肝脏恶性肿瘤。
儿子告诉路桂军：“路大夫，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父亲得了什么病，因为他来北京是帮我看孩子的，如果他知道得了恶性肿瘤治不好、又拖累我的话，他肯定就不治了、要回家，我希望有一个陪伴我父亲、尽尽孝心的机会。”路桂军答应了。
但是住进病房之后，老人家就问路桂军自己得了什么病，说：“如果是恶性疾病，你一定要告诉我，让我回去，千万不要让我在北京。我是来北京看孙子的，我儿子在北京工作、买了房子，还有贷款100多万，我不能拖累他，他挺不容易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老人家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即将面临生命的尽头。这时，儿子对路桂军说：“路大夫，求您让我父亲回家吧，我们老家是山东的，我们希望回家临终，或者不回我们山东老家，起码回到北京我的家，我希望在家里面多陪陪我父亲，尽尽最后那份孝心。”
而老人家这时却不愿回家了，他说：“路大夫，我感觉我这病不是什么好病，虽然你没有直接告诉我，我估计我是回不到山东老家了，如果是不久就要告别这个世界，我希望你能让我在医院去世，不要让我回家。我孩子买那个房子100多万，贷款没还完，我不要死在那，脏了那一块地方，再吓到我的孙子，所以说，求你了，一定要让我在你们医院告别这个世界。”
三天之后，老人家突然大吐血，被送进了抢救室，等到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他问路桂军，自己能不能陪父亲多待一会儿？路桂军帮他用屏风把三人间里老人家的床单独围了起来。儿子低着头拿着父亲的手，坐了整整40分钟。
等儿子出来后，他对路桂军说：“谢谢你。我来晚了，很遗憾没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他最后痛苦吗？”
“不痛苦。”
“他有说什么吗？”
“其实我和你父亲一直在沟通，当你让我不要告诉你父亲病情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不想拖累你；等你后期希望他回家、照顾他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父亲坚决不回家，他说回家以后，怕死在你的新房子，脏了这个地方，怕吓坏自己的孙子……”
路桂军的话还没完，儿子突然沉闷地咆哮了一声，说：“老爸你怎么总这样？你让我这辈子可怎么活？”然后，儿子掩着脸在那抽泣，后来就走了。
这一幕始终记在路桂军的脑海里，“这是典型的一个生死两相爱、却生死两相憾的故事。其实他们之间不是没有爱，是有很深沉的父子之爱，只是没有沟通，所以让生者也遗憾，死者也遗憾，都没有时间。”
生命教育，其实也是爱的教育。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趁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向最爱的人表达爱，也给最爱你的人表达TA爱你的机会，当生命终将画上句号，方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愿意谈论生，却很少人愿意谈论死，甚至于谈死色变。其实，谈论死，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着，我们每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却可以成为自己的死亡设计师。
曾有临终患者在路桂军的引导下设想了自己临终时理想的场景：“希望自己在春天告别，春天气候特别好，万物有生机，不像秋天，去世之后，家人看到落叶，会更伤心；希望在最熟悉的场景告别世界，希望儿子在，妈妈在，爱人也在；希望看世界的最后一眼是儿子，希望儿子说爸爸我爱你，我希望跟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也爱你，特别爱。”
和路桂军进行最后一次采访的那天，春日阳光很明媚。刘阿姨一家人坐在屋外阳光下的凳子上，吃着麦当劳，闲谈着天。告别前，我们为王欣一家照了张全家福，镜头前的三口人完完整整，笑得灿烂，像从未经历过一场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