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韦伯？——马克斯·韦伯百年忌辰网络纪念论坛第一场纪要

2020年6月14日上午9点到11点，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学术志，共同举办马克斯·韦伯百年忌辰网络纪念论坛的第一场沙龙（本场为国内学者场，第二场国外学者场，在当天晚上举办）。赵鼎新老师代表主办方浙江大学高研院致欢迎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六位知名学者分别做了纪念韦伯的10分钟主题发言，沙龙由张杨老师主持。

首先分享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李猛老师，其分享主题是《从“新教伦理”的修订，看韦伯对“政治”的理解》。李猛老师从版本学的视角入手，围绕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展开文本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出韦伯所谓“问题的思想关联”。这两个版本分别是1904—1905年写成的收录在《文库》里的初版和1920年出版的收录在《宗教社会学》第一卷里的修订版。从两个版本的细微文字差别中，探究韦伯思想的发展历程，李猛老师的分享言简而意赅。

第二位分享的是来自浙江大学的阎克文老师，其分享题目是“《经济与社会》的方法论意义”。阎老师从人本身才是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工具这一核心理念入手，探究韦伯之于个人与集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核心观念。在韦伯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能动的集体人格”，因此将各种组织视为个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样的观念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阎老师强调，当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不可逆转，如何重新应对韦伯眼中“价值中立”的最新挑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紧接着分享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渠敬东老师，他分享的题目是《士人问题：韦伯论学术与政治》。渠老师的分享，围绕韦伯的两篇最著名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又译为《科学作为天职》）展开。渠老师强调，这两篇演讲之于中国学者的启示是，既要有思考，又要有行动。《科学作为天职》从内外两个方面，讲述当时德国学术界面临的处境——一方面其美国化的发展倾向严重，越发呈现出标志性的商学院运作形态；另一方面，学术体制的国家化也非常明显，比如国家对于大学教授的任命等。渠老师认为，韦伯眼中的“政治”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即所有自主领导行动，都可以算作“政治”。因此“卡里斯玛”就成为韦伯关注的核心要点。渠老师一再强调，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真正以其为天职（志业）的人，都必须具备强烈的信念伦理，而非简单的工具理性。

第四位分享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田耕老师，其分享主题是《支配与民族国家：韦伯的两篇演讲》。田老师强调要把自主的政治理念作为定义国族的前提，他由此对韦伯之于国家的定义方式进行了简单探讨。田老师强调，韦伯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政治从业者，一种是行政者，另一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只有政治家才能承担政治价值。

第五位分享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冯仕政老师，其分享题目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精神与气质》。冯老师从韦伯因西班牙大流感而去世讲起，探讨韦伯学术生涯中的悲剧、悲情与悲悯。冯老师由预定论和天职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范式出发，分析韦伯眼中新教伦理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就冯老师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视角来说，韦伯倾向于从组织角度谈论政治，而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区分，在于前者强调目标愿景，后者则强调贯彻执行。冯老师进一步说，政治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门技术，人类政治史上许多通往地狱的政治尝试，其原本设计意愿，也是希望通向天堂的。他随即又将马克思的异化与韦伯的理性化做了有趣的对比，并重申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冯老师的分享，将价值层面的信念与责任，与技术层面的贯彻与执行融为一体，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社会学视角的韦伯思想解读特色。

最后一位分享者是来自浙江大学的郦菁老师，其分享题目是《韦伯遗产与波兰尼时刻》。郦老师从十年前读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一书说起，强调韦伯思想政治性中存在的三大悖论，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卡里斯玛式领袖，学术与政治。郦老师强调，在韦伯生活的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承担者，主要是包括韦伯在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本身就给韦伯思想的持续性内在张力制造了基础。郦老师强调，20世纪诞生的对于现代性的两大替代方案——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与德国紧密相关，我们要理解韦伯的思想，就必须站在20世纪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其进行全面考量。郦老师引出了20世纪的两个重要的波兰尼时刻，来进一步阐述韦伯思想遗产的持续性影响——第一个波兰尼时刻是20世纪20—30年代，罗斯福新政、法西斯主义等，都在这一时期成为现实；第二个波兰尼时刻则是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浪潮逐步席卷全球。郦老师抛出的问题是：如果韦伯活得更长，他在后续的时代里，会提出怎样的政治方案？而就中国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种政治和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是否已经变为一个场域，而不再由某个社会群体来承担？

主题发言过后，主持人为六位嘉宾各自精选出一位在线网友的提问，进行回答。在这里，仅以渠敬东和冯仕政两位老师对笔者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为例分享。

笔者问渠敬东：您提到，韦伯认为，所有自主领导活动，都可以算作“政治”，那么就您的阅读体会来说，韦伯对于“学术”，有没有类似“政治”这样的泛化的理解和表述？如果有，是在哪一部文献当中，具体是怎样表述的，您对其表述的理解如何？

渠敬东回答：在韦伯的视域里，“政治”的确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化的关系。比如大学里的课堂教育与师生关系，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层面的命题，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与互动关系，自然也可视为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韦伯对“学术”的泛化理解，自己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梳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精读相关文献，才能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

笔者问冯仕政：您提到“政治也是一门技术”的表述，让我想起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的论述。在您看来，政治要想避免从“天堂”愿景沦为“地狱”结果，其在具体执行的技术层面，需要注意哪些要素；除了执行层面的技术要素之外，还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冯仕政回答：政治的愿景与结果之间的落差，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知识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心中的“烛光”；要处理好完成、完美和“完蛋”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度，过犹不及；最后，也要处理好讲究与将就的关系，在讲究中将就，在将就中讲究。冯老师以如此富于辩证法思维和禅家机锋的话语，来为笔者的问题巧妙作答。

2020年6月14日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为蓑翁整理的论坛纪要，在群学书院公号首发，经群学书院授权转载。纪要未经主讲者审阅，如有谬误，文责由蓑翁自行承担。配图为蓑翁自行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