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似是而非」——图解《文史通义》的性情论(三)
一 「辩似」作为方法
见(一)
二 道德判断及其表达
见(二)
三 天道 · 性情 · 风气
我们会注意到,章学诚的性情论,与其说是讲个体差异,不如说是强调每个人相对于「道」的局限性——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合于天(道)的成分、也可以说是分有了「道」,但这种分有,并不像柏拉图讲的小号字与大号字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像孟子讲的「万物皆备于我」,人们心中的「天」的成分,相对于真正的、永恒的天道来说,都是局限的、是其一部分。用《围城》开头的一句促狭话说,就是「局部的真理」。
章学诚对性情的一段最热切的表述,正是在谈论人与天道在认知层面相接触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所谓「学」,而性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我们看《博约中》这段话: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
这段话跟我有个渊源:当年考博面试时,葛晓音老师出了一道题,就是让我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体验把这段话讲解讲解——后来葛老师和我导师说,这道题,当天是我答得最好。不过另外还有别的题答得露了怯,这倒不去提它。
这段话讲什么呢?学术,既要讲性情,又要讲功力。功力是什么,好懂些,下死功夫、笨功夫,人人未必做得到,但说是一定会说的;性情,却不好讲,按章学诚的动情描绘,就是在你接触知识世界的时候,准有一刻,你觉得被莫名牵引,突然兴趣盎然,觉得这一门知识、这一种思想最投我脾气,读一句爱一句,打一接触就丢不开手的,那正该是你终身投入的事业。拿什么投入?功夫。只有性情,没有功夫,那是白瞎了你一块好料子,在学问的门槛外头只知道兴奋尖叫,却进不去——好比没钱买票看演出的戏迷。要是只有功夫没性情,那根本不叫学问,也许可以叫——学术生产?好比在剧场拿工资的工作人员。我去看戏,常看到这些人,不管舞台上如何精彩,他们脸上总一样木然。登堂入室守着这样好戏,却不知道欣赏,比门口垂涎的人还可悲。
我面试时说——我现在也这样说:用章学诚这话衡量,学术的性情,我自己觉得并无愧色;功力,则是我需要今后下大力加强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刚刚开始学习——认识天道——的时候,正是他心中来自天(道)的那部分在发挥作用,将学者与认知对象中那部分真理拉在一起,缔结他们一生的契约,难舍难分。再回到《辨似》看一段话,我想,描述的是相同的过程: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
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于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于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
人在初识天道的时候,是有个整体印象的。后来,进入知识的细节之海,难免迷惑、被淹没、不知所措。先前「初见」留下整体印象就成为在人旋折于学业之中时的北斗明灯,带来方向与动力。学者必须经过那一段痛苦的、迷惑的、所谓「旋折」阶段,才能把印象中的「初见之至境」在眼前恢复呈现出来。为什么说这和《博约中》讲的是同一过程?初见时的「至境」,人人不同,有的人能见到有的人见不到,这是性情使然,是那「入识最初」「欣慨会心」的东西;在知识世界里「旋折」,就是功力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个辛苦的过程,没有功力,学者对学问就始终只有最初的整体印象,而达不到最终的、清晰的所谓「复得初见之至境」。许多民科其实就是如此:他远远望着学问,何尝不爱?但不得其法而入,只有始终抱着一个似是而非、说他不对却又大差不差的总体印象,卖弄一些生造的概括、大而无当的归纳。
这两种「初见之至境」之间,不是一重「辨似」么?一种是经过了千淘万漉、吹尽狂沙重新得到的金子;一种是远远一片莫须有的黄光护体。
所以说「学问不可以惮烦」,功夫是必须的。但这里又有另一层辩似。章学诚继续说,别有一种人,学问没有性情领路,在细节之海白白辛苦也没个目标,同样说「学问不可以惮烦」——后者对勤学的倡导就是似是而非的,《辨似》中区分了这两者。与《博约中》一对照,一种是有功力没性情,另一种有性情且有功力。
且先不提功力。单说性情的作用,它在「入识之初」让人迅速亲近天道,并在学习过程中指明方向、提供动力,但对不同的人,它提供的道路、开示的天道的侧面,却是不同的。因而,每个人随着自己的性情接触天道,也就形成了各自专门的学问。《博约下》说:
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
人的性情所趋,大致分三类,悟性、记性、作性,所以学术也分为三途:义理,制数、文辞。这三分之法,正对应桐城派所谓的义理、考据、辞章三科,这是真理呈现的三个维度。研究其中一项,不得不放过另两项,这也是「势」所必然——我们又遭遇了章学诚的思考边界:为什么是这三方面,此外还有没有别的方面,不在他说明的范围之内。在每一方面的专门之学中,学者还必须意识到自己所见到的道,只是顶多三分之一的局部,必须明白还有其它接触道的方式可以作为补充,时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承认自身的局限性。章学诚的这番话,真是苍松翠柏、万古长青,是对治学之人永恒的教诲。
回来说与学问相对的功力——事实上《博约》题目这两个字,「约」,就是指性情,强调的是其相对于完整天道的局部性;「博」指的就是功力,他在三篇中列举了苏轼式的、韩愈式的、王应麟式的还有清代考据训诂之学式的各种功力。性情有三种,功力也有这许多种。事实上不同的性情、不同的天道一偏本就有相应的功力,但人们崇尚的功力往往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章学诚反对单纯的功力,本质上,是反对这种随时代而变的侈谈功力的风气。《博约中》曰:
盖逐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
《文史通义 · 原学》篇也提到风气:
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
这里用了阴阳的字眼——可见,风气本身也源出于「道」(谁不源出于道呢?),而且其产生之初,本来不是负面的。创始风气的人,依顺的是自己的性情;但后来者看他如此这般成功了,出于认知上的怠惰、性情上的麻木,用「安于习固」、「似是而非」去追随风气,才是章学诚反对的——可这种现象却无法究诘,无法避免,也是「自然之势」。我立刻联想到,《史德》篇中,心性结构里,不是有天和人两种作用么?人的作用,也被描述为「阴阳之患」,那指的恐怕就是风气吧。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补足章学诚的心性论图解(图六),给这部分同样源出于道、却按照自己的规律循环发展的环境,起名叫风气,它以人之名,作用于心。

换言之,心,按其动力结构,分天和人两块,天这一块,直接与天道相通,常能得天道的三分之一;人者这一块,以风气为中介,同天道间接相通,天道在环境中的体现总是有些凝涩迟滞、像放久了的唱片,难免变了形、变了味儿,或者用《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比方——是个酱缸。人的治学也好、著史也罢,要尽可能让自己追随心性中与天道的直接相通,而不去在意那些由环境风气为输入的、与天道间接相通的干扰信号。这「天」「人」两种作用,看起来相似,但章学诚的「辩似」告诉我们,他们是世间一切的不同。
章学诚提出这样的性情理论、心性结构,自有其缘故。一个最根本的,深深扎根于章学诚思想内部的缘故,在于他的文化史图景,或者说史学理论:他认为,道,就其本质而言,总是体现在人间世的政治生活与学术文化中的,而周代是道体现得最充分无蔽的时代,那之后,政教离、官师分,道的体现方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从前日用而不知的、人们呼吸沉浸其中的道,变成了即使努力探索也难知其详的学术——而这一点,也是「势使然也」,被章学诚作为无法问为什么的现实基本设定接受了下来。周人的心性结构中,也许是整全的天道;但后世只能得道的局部,这就是性情。人们心中这个道的局部,尚能让「万变不齐之人」回想那与道合一的当初——这样说起来,有种集体潜意识的意味,可惜章学诚没有从心性继续挖掘、深入到精神,但无论如何,总是历史中的人类对「初见之至境」的回忆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