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的床（三） | 青年大红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相当强势的女生——强势到什么地步呢？这么说吧，如果对打之前明言不准使用咬人踢裆近身摔这种涉嫌X骚扰的技能的话，她对面的男生一般都会选择弃赛。因此班里女生一旦受到欺负，条件反射的第一个求助对象竟然不是老师而是这个女同学。这种“大姐大”的身份为她积攒了不可替代的权威，当然也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非议。那时我们开始大量接触香港电影，一帮满腔恶忱的小孩子在班干部的带领下现学现卖地给这个女生扣上了“变态”的帽子，令我感到惊讶的不是识字有限的班干部们像把“典型”写成“点形”一般地把“变态”写成了“变太”，而是这帮班干部里大部分人也是女生。

现在中国的女权主义，大概和这个姑娘的处境差不多——男人不舒服，女人不在乎。

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起源不同，中国的女权主义最早是由一批汉子们在推动的。比起西方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把男性排斥在外的倾向（甚至有少数极端女权主义者把同性恋都当成了抗争武器），在中国女权史上最早出现的却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男人的名字。陈独秀在《恶俗篇》上写“世界上人，男女平权，毫无差别”，鲁迅写《关于妇女解放》：“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最神的是胡适，这哥们15岁的时候就写文章说“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把那些女人当做男子的玩物一般，只要他（她）容貌标致，装饰奇异，就是好女子。全不晓得叫那些女子读些有用的书，求些有用的学问。”顺便说一句，这三个人的原配都是包办婚姻，目测不甚幸福（陈独秀带着他原配妻子同父异母的小姨子跑了，鲁迅在上海搞出了师生恋，只有胡适因为放不开“国人导师”的面子才和发妻江冬秀白头偕老——当然，婚外情还是少不了的），不知道他们女权主义的思想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特么要是结不结婚妹子们自己说了算，老子还用费这些功夫么！

中西女权主义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中国的女权活动在开始之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保持自身的纯粹性——换句人话来说，就是中国追求两性平等往往是跟反封建、反帝制、反侵略捆绑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虽然身高正常，但是站在姚明边上也依旧被对比得如同侏儒一般，跟这种大口号、大标语、大旗帜摆在一块，其他的议题只能沦为绿叶。陈独秀曾说，“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虽然从现在来看，陈先生八成是过于自信了，但是这基本上代表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普遍看法。

第三个区别，则在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观点、主要主张、抗争内容和活动形式往往过于倚重欧美国家的经验。与此相比，同一时期传至中国的共产主义享受的待遇就好得多，毛泽东很早就注重让这些抽象无趣的玩意（学过政治课本的都有体会）尽快接上地气，在取得大陆政权之后更是把马列主义从里到外狠狠地包装了一遍——老祖宗外儒内法的政治智慧加上西方人逻辑严密的技能加持，又经过接班人对“中国特色”的发扬光大，早期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理论里浓浓的山寨味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Feminism”这个词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翻译者为给它起个中文名字着实头疼了好一阵子：叫“女权主义”吧，害怕过于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惹人闲话；叫“女性主义”吧，又怕显得模棱两可、神色暧昧、软弱可欺。脑汁绞尽之后，译者们终于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干脆，你翻你的，我翻我的，和平共处，并行不悖。李银河后来说，一个英文词汇在中国翻译成了两个词，本身就是暴露出了问题——当然，谁都知道问题并不在翻译圈。

问题在于中国女性的经济独立程度，还远远不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突然想写一篇《如何卓有成效地在书名上装逼》）中写道：“（母权制被推翻后）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这就是恩老爷子太美化女性的处境了，你以为女同志生完孩子就没事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

胡适写《敬告中国的女子》：“外国的小儿，没有进学堂的时候，在家都要受他们父母的教训，这就叫做“家庭教育”。但是做父亲的，总不时时在家，所以这事便是做娘的责任了。”印度妇女教育家卡鲁纳卡兰说得更直白：“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几代人。”

看着了吗？生完孩子还得教育呢！

本来就因为重男轻女思想而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女性，还要在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更加没有精力去提升自身文化水平，由此导致受限于知识技能无法在社会上寻求安身立命的职业，所以在社会显性贡献这一方面难以与男性比肩，长此以往更加加深了人们重男轻女的意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一贯是如此地逻辑清晰、一气呵成。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班昭、缇萦、武则天、柳如是、李清照、长孙皇后、上官婉儿等一批杰出的女性（平均分配的话，一个朝代恐怕还摊不上一个），但是中国女性地位取得本质的提高，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然，这似乎更像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