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实感

我成年后在中国生活的那几年，曾经对“如何出人头地”这个问题有过持久而强烈的兴趣。

这种兴趣的产生，部分受到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那时候很流行《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类读了会让人觉得“只要努力就还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的文章）；部分是因为我读中学时，常有同学跟我说：“学习好没什么了不起，我爸说好学生到社会上都混不好”。

我一直学习挺好的，所以一度认定自己长大后会过得很悲惨。我因此很想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听上去几乎是天注定的悲惨命运。

上大学后不久，我一个高中学姐从北大毕业。她在博客上记录了和家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产生的分歧。她写吵到最后，她边哭边和父母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了，但是我不会赚钱。

这个考上北大的学姐曾经是高中老师拿来教育我们的榜样。我自己因为没考上北大，曾经被老师们力劝去复读。他们的理由是自己教过的考上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要不了两年，谈吐气质就会和没读清华北大的那些大不一样”。

看完学姐的博客，我毫不怀疑，同一批高中老师，之后也会拿我这个“不会赚钱”的学姐教育自己的小孩：“学习好没什么了不起，北大毕业照样赚不了钱”。

我学姐因为找不到高薪工作而对父母心怀愧疚这件事，一方面让我觉得极其荒谬，一方面也让我意识到，很多中国人衡量“混得好”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多大官，挣多少钱。当官和挣钱的先后顺序，跟认同这套衡量标准的中国人所生活的地域有直接关系。譬如，如果他们生活在北京或山东，那么当小官强过挣大钱；如果他们生活在江浙沪宁杭，那么钱瘾可能略胜官瘾。

很多像我学姐那样，清华、北大毕业找不到高薪工作，或者哪怕找到高薪工作，也不能让围观闲人停止假惺惺地“伤仲永”的好学生们让我明白，学习好当然不等于当大官、挣大钱，但哪怕就是当了官、挣了钱，也不能给你免于被闲人碎嘴唾沫淹的清净。

虽然我从没有挣钱当官这样的雄心壮志，但少年人强烈的自尊心仍让我想“出人头地”——为了让别人在和父母谈起我时，不会用“泯然众人矣”这样的话让我父母伤心。

“出人头地”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概念，尤其对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来说。除了读书考试之外，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让人“出人头地”。我不知道学什么样的专业、选什么样的行业、做什么样的工作能有更大概率拿到“可以让人闭嘴不再说你混不好”的高薪；当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你家没钱给你托关系转专业，你还可以去睡老师啊”的时候，我甚至都想不出，要是我真有那么大的决心想转专业的话，睡哪个老师才有用。

我在“如何出人头地”这个问题上走进死胡同以后，开始想，也许“什么因素导致天资差不多的一群人在社会阶层上差距悬殊”是一个比“如何出人头地”更有用的问题。

宏观层面研究阶层流动性的论述有很多；英国和俄罗斯在个人层面，追踪拍摄不同社会阶层的小孩每隔七年的变化的纪录片很发人深省；成长过程中，我也经常被告知，决定一个人生命起伏的主要是运气。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着眼于群体、异域人生或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让我难以满足。我知道自己只是统计数字中微不足道的亿万分之一，也体会过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但我仍然忍不住好奇：如果在中国生活，在“避免混不好”这件事上，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我在二十岁那年明白了这种“万事只想靠自己”的想法的天真，明白了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运气就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二十岁那年我和几个朋友聊天，他们也都二十出头，在美国读本科。吃饭时他们聊到自己高中的风云人物，一个从小到大勤学苦练，参加各种比赛只拿过冠军的女生。他们对这个女生的主要评价是：出身很普通，家庭背景非常一般。这话抛出后，大家纷纷点头附和，继而开始交换他们知道的关于这个女生家庭背景的信息。

再后来他们聊起本科毕业后的选择，有的打算去美国法学院读法律博士，有的计划继续读工科。前者对后者说：读工科，你同学绝大部分就只是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

这两段对话让当时的我受到强烈的冲击。那种看人先看出身，挑职业先挑圈层的思考方式是我所陌生的。二十岁的我那时才醒悟，原来和老师、家长会以考上什么学校、工资几何来把学生划分成三六九等一样，小孩也会以社会经济地位把自己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划成三六九等，然后根据这个划分去决定自己要不要结交某一个人。这种思考方式背后隐含的一个（有很多研究数据支撑的）假设正是：决定一个人社会阶层上限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出生的家庭，在社会流动性较差的地方尤其如此。

“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有那么幼稚？”

在很久很久以后，我跟朋友聊起二十岁时我的惊诧。他听完后，惊诧于我的惊诧。按照他的回忆，最迟在上初中时，他和同学就已经对班上谁的父母当官，谁的父母有钱相当敏感了。到上高中时他们就已经很明白，自己固然要努力，但没必要把自己逼得太狠，因为拼自己归根到底拼的还是爹。

为什么别人十几岁就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我到二十岁才以非常惊愕甚至痛苦的方式意识到呢？

或许因为二十岁之前，我都生活在一个不太需要社会现实感的环境。因为从小到大成绩好，父母没在我的择校问题上操过心，送礼、走关系这些事和我们家绝缘。我上小学时被排挤，等上了初中、高中，就对合不合群这件事很随缘。同学的父母没什么特权阶级，我的中学同学搞聚会，回忆八十年也忆不出“踢球时踩了常委儿子的脚”这种笑料，我也因此没机会像很多读南外、杭外、济外的同龄朋友们那样，在青春期就接受了成年人世界里关于人际关系的启蒙。

我活在被好成绩保护起来的真空里，错误地以为世界上应该仅凭我自己去努力实现的事情无穷多。直到上大学，我才意识到自己很多想法跟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天差地别。我二十岁时听到的出身论只是其中之一。

我把“社会现实感”定义为一个人对社会实际情状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限于理解个人发展会被哪些因素影响，还包括理解某一特定社会中，决定了形形色色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明面上、暗地里的因素和规则。

这种对现实的把握，不可能只有一种诠释，也不可能有人的诠释是完整的。但社会现实感越健全的人，对社会的认知就会越远离刻意扭曲现实的宣传，越接近实际情况。有社会现实感的人能根据这种认知和判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而社会现实感不健全的人，不仅意识不到认知现实的必要，还会用脑海中幻想的对实际情况的错误理解指导自己的行为，直接导致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南辕北辙。

人生很多纠结和痛苦，都源于这种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之间的自相矛盾。

要么是不愿意坦诚面对自己的欲望，要么是没有足够的机遇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欲望，要么是既没有勇气坦诚自己的欲望，也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欲望，还要蛮横地强迫别人去替自己实现不切实际的要求——幻想“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就自动等于赚大钱”且据此绑架子女职业选择的乡愿就属于这种最差劲的第三类。

对社会有符合实际情况的认知不等于认可，不等于认同现状就是合理的。认知只是对实际情况的辨认、识别。辨认、识别之后是接受现状还是嗤之以鼻，接受或摒弃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是在这认知达成以后需要每个人去做的一系列复杂选择。

社会现实感健全的话往往很刺耳。

我那些对现实认识得越清楚的朋友，往往越不愿意公开说。因为谁都不想刺痛别人。

他们或许觉得，不告诉复读时的苟晶“你第二次高考再努力也没用”是仁慈而非残忍，或许觉得给人虚假希望好过戳穿冰冷现实。

但是如果可以选，我这个最大的资源就是自己的年轻人，宁愿自己尽早被现实刺痛。

经济学上讲，人在了解自己的所有选项后更可能做出好的选择。

如果我从小就被告知，我被要求参加的这个游戏不公平，我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同龄人的起跑线比我靠前一百米或一千米，我面对的现实是很多披着竞争者战袍的人，甚至都不需要站上起跑线，那么我肯定会伤心，会痛苦，甚至可能会放弃接受教育*，但我至少知道自己有选择，至少知道很多事哪怕我暂时做不到也不全是我的错，至少不会在我最脆弱、最没有辨识力的少年时代，用整整十年的时间，用成年人的无心之言反反复复地攻击、欺辱、伤害、否定我自己。

青春期时候苦闷的我，常常会站在自家楼下，抬头看着面前的十几级台阶，想象长大以后的自己从台阶顶端走下来，走到自己面前。那时的我很好奇自己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会和觉得生活很辛苦的十几岁的自己说什么。

如果现在的我可以回到那时候，我一定会用力揪住这小孩的脸，大声吼她：小朋友，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过得那么悲催啊？大人的很多话，不过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们说你学习好就注定混不好，说你不想为应试而读书就是懦弱自私，说你走一次狗屎运就该遭报应，说你活该走弯路考不起想读的大学、想念的专业，那些话统统都是在放屁。

你长大以后，会遇到很多很多比他们见多识广、明事理、还更善良的大人。你要是现在就让自己心中装满这种垃圾，以后怎么有空去装那些你真正好奇的道理？你再弱小，再愚笨，再无能，你也只有你自己，所以不可以任由垃圾人在你长大前就踩碎你的自信心。

可惜我在最需要我的年纪没有我。没有那个懂得了一点点小道理、学会了鼓励自己的我。

更可惜的是，在我最需要做重要人生选择的青少年时期，我的社会现实感却最匮乏。所以哪怕论出身、论阶层的那些话很刻薄，我也很感激二十岁时有人在我面前这么说。它帮助我修正了自己对世界和个人能力边界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已经迟到了很多很多年。

我在获得这种认知后的心境，借司汤达的一句话来形容，叫，可悲的谨慎压倒了内心的英雄主义。

只不过我不觉得成年人的谨慎是可悲的。

如果我十四岁，人生理想是做一个不满二十岁就自杀的诗人，那么谨慎很可悲。但我既已度过危险重重的青春期还没消灭我自己，我就有责任做一个更好的成年人。而谨慎是成年人的美德。比起盲目的英雄主义，成年的我更需要对现实、对自我的审慎和准确的判断。

现实带来的刺痛感像一种慢性病，在漫长的岁月里陪伴我，直到我习惯它如同习惯春天的尘螨。

这种刺痛感，并不比少年臆想给我造成的自辱更难受。接受同龄人的父母比我有成就，也比接受我一生注定是西西弗斯要容易得多。

我意料之外的是，和同龄人的父母的交往，给我很多乐趣。那种“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的乐趣。

譬如——

我问他们：怎么想到送孩子去美国读本科？

他们会说：「又不是出不起那一两百万。而且，去英国旅行，深感日不落帝国日薄西山，未来在美国，必然要让小孩去“最强大的国家”受教育。

男孩闯世界，中学就送去美国历练；女孩要有父母保护，留在身边，如果读完高中她想出去闯，那就建议她去澳大利亚……悠闲轻松嘛，就算以后她想自己奋斗也不会太辛苦。

读什么专业无所谓。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要是想回国，什么样的工作找不到？他们要是想留在外面，我们在当地也有房，他们不用有后顾之忧。」

我好朋友的叔叔決定送自己不到十岁的儿子去美国读小学，夫人跟去陪读。我问他为什么哪怕父子、夫妻长期分离，也一定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小学？

他答：我是清华毕业的，一代要比一代强，所以我儿子只有读哈佛。如果他迟早要读哈佛，那早去美国总比晚去好。

我那时突然发现，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社会阶层更接近上端的中国父母，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其实做决定的方式和某些企业高管很类似：都是凭感觉。（玩笑话）

这些长辈的很多判断和做法我都不认同，但他们的心态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疗愈我。

我喜欢这些成年人宽和，放松，和稍稍带有一些自得的慈祥，喜欢他们在面对那些在少年的我看来无比沉重痛苦的问题时，永远可以说，不差那一两百万。

我离开中国后，观察这些成年人的机会就少了很多，“我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执念也不知不觉消失。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机会问那些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可爱的、不可爱的中国的成年人。我想我大概猜得出他们的答案。我猜他们哪怕没有问过自己，凭借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感，那些答案也早已深深烙印在他们灵魂最深处。

我想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想问他们：如果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却一辈子不能“出人头地”，会不安吗？会焦虑吗？会恐惧吗？如果不会，为什么要一遍遍鹦鹉学舌，重复拙劣而世故的话语，抹杀亲近的人，陌生的人，本该成长为更具理想主义的下一代人？

如果会不安，会焦虑，如果不得不恐惧，那那个蛰伏在不安、焦虑、恐惧的背后，睁着血红双眼凝视你我的怪兽，究竟是什么？

我长到今天，见到在这世界的很多地方，有尊严地生活都是一种奢侈，而这种奢侈几乎只能通过“出人头地”、攫取权力和金钱来获得。

我也见过这世界很多地方，在别处非出人头地而不能得的东西，在此处却平凡得如同流水线产品的出厂设置。

如果人这一生注定要在这个社会的圆，或那个社会的圈中兜兜转转，画地为牢，愿我们所有人在有朝一日看清游戏规则不公平的时候，至少有能力说：在下告退，恕不奉陪。

*附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播客《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做过一期节目，讲一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交换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让两所学校的孩子互相体验对方的中学生活。两所学校相距不到5公里，公校位于全美最穷的国会选区之一，私校的学费则为每年四万三千美元。

一个在公校就读的15岁女生，在目睹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教育资源的悬殊后心理崩溃。后来，她申请一所私立文理学院的奖学金失败，提前从高中毕业，彻底从老师和同学的世界中消失。采访者在多年后找到这个女生时，她在一家超市工作，会去社区大学断断续续地上一些课，但高中毕业后没有再去读大学。有时候她会想，如果高中毕业时，她没有那么彻底地放弃自己，而是继续寻找机会、申请学校的话，今天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和她同样的年纪，经历了相似的事情，体会过和她一模一样的沮丧、愤懑、屈辱、不甘心。几年前第一次听说她的故事时，我发觉，或许我们每一个人，距离彻底放弃自己的人生，都曾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