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废墟
我们总会在某个特定瞬间同时生活在未来和过去的废墟中，“看得见”的城市带给我们的从来都是失望与焦虑。
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在这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
一切要先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说起。
半个世纪前，当这个意大利作家敏感地察觉到我们“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他写了这首“献给城市的爱情诗”，借以表达“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卡尔维诺的城市诗篇，并不仅仅是对城市可栖居性的担忧与警示，而是试图在这些危机的缝隙中，寻找城市可以让人幸福生活的微光。
“看不见”与“未建成”的不谋而合
《看不见的城市》关注人在城市中的情感、体验与记忆，跨界地成为了城市研究的文学范本。在日本东京，也有专业人士更早提出了现代城市的美好理想。面对战后日本城市无限扩张、快速工业化以及人口激增带来住房问题、交通拥挤等问题，丹下健三等新陈代谢派成员共同完成了《东京计划1960》。根据他们的设想，一个跨越东京湾直达千叶市的巨型结构将被架起，借此，东京的中心化结构也将转变为线性结构。整个规划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层级组织的交通和功能系统的巨型结构。规划将城市分为永久元素和瞬态元素，永久元素包括交通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常常以巨构的形式出现，它们支撑着瞬态系统——可以频繁更换的独立单元。这种巨型结构与细胞的结合将城市结构、交通系统、城市建筑有机结合了起来，是为新陈代谢派的标志。新陈代谢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活方式会不断改变，因此需要一个可循环再生的系统。这样一个新的城市空间秩序，反映了开放的组织体系和当代社会的自发流动性，足以适应社会变化与满足人的个性。
新陈代谢派关于城市有机成长的理念，源自伊势神宫的“造替”制度。丹下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设计，可以这么说，有其自身的新陈代谢，这使得它保持与自然和社会的生命周期步伐一致……这种习俗甚至可能被描述成为对伊势神宫定期重建的回应。”在伊势神宫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中有一种特殊的仪式被称为“神宫式年迁宫殿”。在既定的两块相邻的基地上，每隔20年进行一次拆除和依原型重建，这样的制度被称为“造替”制度，到今天已经持续了1300多年。
然而东京计划中描绘的理想现代城市最终未能建成，卡尔维诺描述的美好城市也只能以“看不见”的形式存在与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但在矶崎新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正是“看不见的城市”。
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废墟？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对日本首都东京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后来二战的重创又让日本很多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废墟上如何进行重建引发了当时日本的设计师的诸多思考。《东京计划196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提出的，作为新陈代谢派成员之一，矶崎新参与其中。矶崎新在核爆后的日本长大，少年时经受的原子弹摧毁后的城市废墟景象对他影响深远。从“一片虚空”的“对建筑的最初体验”开始，面对一个难以把握的现代世界，他提出“未来的城市就是废墟”这一理论。
实际上“未建成”和“废墟论”某种程度上是紧密相连的。矶崎新曾表示“‘未建成’是因为在当前现实生活中，受到科技、材料或是社会等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不能被建设出来的、但是并不代表以后不能被实现的建筑。”而现实中的城市，在时间或者空间的状态下，未来和过去的废墟会同时存在——过去的事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废墟，现在的建筑在未来也总归会变成“废墟”的状态，废墟城市的存在是必然形成的。所以“未建成”是将城市保留在设计构想中，保留对未来城市的构想，而只有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才永远不会成为废墟。
当然有人质疑这种看似悲观的城市发展论调。实际上矶崎新提出“废墟城市”的理念，旨在唤醒世人对城市发展的再思考，这也正是一名设计大家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城市并不是到废墟就结束了，其实一样东西，从它获得生命的时刻开始直到变成废墟、生命消失，这种直线型的概念是欧洲的概念，不是东方的概念，东方的概念会认为事物消失以后还会再生……它是消失，也是再生。”“我对城市的理解，不是从文明而是从文化角度来理解的，文明可以是发展和进化的，文化却只能深化，这个差异是决定性的。两千年前的废墟，跟现在虽然金碧辉煌、二十年后必将成为废墟的建筑价值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座城市要有真正的为文化为社会为艺术考虑的建筑师，要有他们发挥余地的地方。”伊势神宫通过每20年的周期性重建来保持一种生命形式的传递，传递一种如代谢般的“生命”理念；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演替，也如他所说“像是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矶崎新所描述的废墟，乃至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继承着前者的一切，但也在不断地进化出新。历史终将过去，可记忆却不曾磨灭。
看不见与看见，未建成与建成之间的关系？
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在《东京百年史》中将1965年的东京描述成“一个巨大的荒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东京变得更加美好了吗？我不知道。但彼得·艾森曼似乎道出了答案。2018年首次到访中国后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在东京时曾经感受到了跟上海相似的迷失，这座城市似乎像一张大饼一直在摊，永远在水平向和垂直向之上肆无忌惮地蔓延。但东京有很明显的一系列城市节点，它们会依次出现；上海似乎没有这样的城市节点。这样的城市肌理能够让事物运作得更好吗？” 事实上，东京的城市景观是由两股力量相互较劲而共同作用塑造的，最终的复杂城市面貌体现了包含着巨构和集合形态这两个原型的不同城市设计思想，这是新陈代谢派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能肯定艾森曼所指的城市节点是什么（中国的城市往往被诟病于花园式小区带来的过大的街区尺度，迎合了汽车潮流却忽视了人们生活的日常体验，这里不做展开），但是生活在一座座“看得见”的城市之中，我们总会在某个特定瞬间同时生活在未来和过去的废墟中，“看得见”的城市带给我们的从来都是失望与焦虑。
不过卡尔维诺始终深信，每一个不幸的城市里隐藏着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美好城市，梦想的城市就飘在上空，等待着现实的城市与其融为一体；矶崎新也把“未建成”的城市视作现实中废墟城市的美好未来样貌。已建成的物化的城市与未建成的轻盈的梦想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城市生活，二者缺一不可。
城市中的废墟
“未来的城市总有一天会以‘废墟’形式而存在”。这样对于城市整体的论调又引起了我对城市中单个建筑的思考。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近20年来上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废墟”的更新改造浪潮，其中绿之丘和边园是近期舆论热议的焦点。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姿态伫立在样布滨江沿岸，前者姿态袅娜，引人注目；后者坚实沉稳、静默不语。
在改造一个旧的建筑的同时，我们实际上又建立了一座全新的建筑，过去城市中的废墟得以保留，新产生的建筑也会在将来重新变为废墟，城市建设的过程总是这样——人类依照自己的私欲“进行循环地破坏和重建”。所以，矶崎新希望在“废墟”中旧事物能够被新的部分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只能对现存的部分进行有限的取代，而剩余的部分必须延续，这样才不会重新回到废墟的形态。那在绿之丘和边园中，取代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曾经在绿之丘当过半个月志愿者的伊一（化名）这样说到：“废墟一直是和城市生命交织的过程。滨江10年以前就还都是工厂，和腹地居住的工人链接着——工厂废墟拍电视剧、小艺术家的创作、不用翻墙的断头路上周边居民的摆摊和跳舞……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废墟不是死的、断裂的。现在在此工作、学习、生活的人们，很明显能拎出几类人，一类来艺术季敲章、一类相关学者学生，以及大量与此地有关、特地来看这个小展览的人……而那些与废墟有关的人们对此地的关心超越了麻木、冷漠、单纯的记忆。”
对于边园的改造，大家似乎有着一致的好评。“之前看到的图像是沿江面，去了现场最出人意料的是背后的石壑和树木，置身檐下让人恍惚有园林之感，但具有当代的力量和废墟带来的时间体验。”（王红军）；“第一次去最打动我的是被保留的废墟感，曾经给学生推荐是因为精微的身体性。”（王凯）；“犹记得那个凛冽阴翳的冬日一起穿越空旷的煤气厂旧址废墟走向江边时亦春大师面对那堵费墙与树丛时的沉思之状。”（张斌）
在绿之丘和边园，旧的建筑外壳伴随着新的功能的注入而被重新取代，但隐藏在城市废墟下的历史、体验、价值观念和活力都得以延续，人们的幸福生活似乎从来不曾死去，反而一直散发着生机，这体现了一种场所精神。我想，这或许就是矶崎新和卡尔维诺对城市的终极理想，也应该是所有设计师的的共同愿望。
尾声
最后，我想引用《看不见的城市》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描述作为结尾。“在莱萨，生活并不幸福……不过，在莱萨，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个孩子从窗口朝着一条跳上棚顶去叼一块玉米饼的狗发笑；那块饼是脚手架上的瓦匠掉下来的，他当时正向下面的女招待高喊：‘我的小宝贝，让我尝尝吧！’女招待端着一盘西红柿肉酱面满心欢喜地送给一位伞匠；伞匠正在庆贺交易成功，那把白色花边的阳伞被一位贵夫人买去到赛马场上炫耀；贵夫人爱着一位青年军官，马背上的军官在跳跃最后一道障碍时朝她微笑，他很幸福，可他的马更幸福，因为在跳栏时看到空中有一只鹧鸪在飞；鸟儿刚刚被一位画家从笼子里释放出来，快乐的画家完成了一本书上的插图，描绘出鸟儿的每根红黄斑点的羽毛；在那本书上哲学家说道：‘即使在悲伤的莱萨城，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瞬间后又松开，然后又将两个移动着的点拉紧，迅速勾画出新的图案，这样，这座不幸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包含着一座快乐的城市，而她自己却并未觉察到自身的存在。’”莱萨城是温暖而轻盈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非时刻都很快乐，但正是这些不幸和快乐所串联起来的最为真实和日常的生活气息，是为这座城市的真正内涵——只有当人归回为城市的主体，生活在城市中才能获得隐蔽在一片废墟下的幸福。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