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宝的家是谁装修的：说话的变迁

小时候听单田芳先生说书，说《隋唐演义》，可能因为收音机不好，加上单先生的口音，把里面一个角色的名字听成了“王八党”，作为秦叔宝的好友，这个王八党非常讲义气，又射得一手好箭。只是心里总纳闷：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后来读了原著，才知道那个角色叫“王伯当”，非王八党。

这是件听误了的趣事。最近重新梳理几本历史演义，发现一个特别值得聊聊的细节：秦叔宝的家。

熟悉隋唐故事（非史实，特指说书系统）的人都知道，秦叔宝是山东济州府历城县人。在《说唐全传》第十回《秦叔宝星夜回乡 唐节度贺寿越公》一章中，秦叔宝告别姑爹罗艺和表弟罗成，从幽州回到历城看望老母，路过潞州，重新拜见单雄信，单雄信说秦母屡次来信打听叔宝下落，所以不敢留他，催他赶紧回乡。叔宝连夜起身，黄骠马一夜狂奔一千三百里，回到济州地方。书中原文如下：

叔宝在外，首尾三年，又到本地，看见城墙，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家中，反焦躁起来。翻身下马，牵着步行，把缠鬃大帽往下按一按，但在朋友人家经过，遮着面孔，低头急走。转进城来，绕着城脚下，到自己家后门。可怜这叔宝三年不在家，房屋凋零，门墙颓败。

诸位留意，书里描写叔宝的家是“房屋凋零，门墙颓败”。依然在本章中，叔宝拿着姑爹的荐书，来拜山东大行台兼济州节度使唐璧，谋个出身。唐璧欣赏叔宝，让他做了个旗牌官，叔宝时来运转，成为唐公上宾。然后，“当年父亲在江南陈邦为官，老夫人曾授封诰，因此修改门楼。”——叔宝整修了家院，一笔带过。

在另一本隋唐故事小说，褚人获编著的《隋唐演义》中，叔宝回乡的情节在第十五回《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与《说唐全传》差不多：也是思念家中老母，拜别姑爹和表弟，路过潞州，单雄信又催促，骑着黄骠马夜奔一千三百里，回到历城老家。书中描写他家景况也是一笔带过——“可怜当家人三年出外，门垣颓败”。

只是《隋唐演义》里的济州长官，并非唐璧，而是来护儿（隋朝著名历史人物，隋炀帝打高句丽时曾任水军总管），这也罢了。来护儿依然授了秦琼旗牌官一职。秦琼扬眉吐气，“将幽州带回来的千金囊橐，改换门闾”——有了钱，有了身份，秦琼也修整家院。和《说唐全传》的情节无甚差别。

又参考另一本隋唐故事演义，明代袁于令整理的《隋史遗文》（也是褚人获编著《隋唐演义》的资料来源），这一情节在第十七回《单雄信促归秦叔宝 来总管遣贺杨越公》——叔宝归家后的文字，与《说唐全传》几乎一模一样。《说唐》无具体作者，成书于清代康乾年间，明显是因袭的《隋史遗文》，但《隋史遗文》中的济州长官，又和《隋唐演义》保持一致，是来护儿——《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是明末清初人。

是不是有些晕头转向？梳理一下，大概的脉络是：成书最晚的《说唐全传》，从《隋史遗文》和《隋唐演义》中都有截取情节甚至文字，但又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本地长官成了唐璧。

更有趣的是，我前几天晚上做饭——我习惯边做饭边听说书，听的恰好是单田芳先生经典的《隋唐演义》，也正好讲到叔宝回乡一节。单先生说（大意），秦叔宝回到家中，还没进门，发现门庭显赫，华丽无比，一时间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四下看了看，确实是自己家的位置，纳闷不敢进去，还是家仆发现了，请他进了家——原来，秦琼在幽州那两年，单雄信派人带着银钱来到历城，为秦家豪华装修了一遍，以表朋友之情。

要说明的是，单先生说《隋唐演义》，并不完全依照褚人获的版本，也间杂了《说唐全传》的一些情节——《隋唐演义》的前半部分与《说唐全传》的情节大体相同——但是，“秦家门庭”这一细节，却与两本书乃至《隋史遗文》都不相同。三本书都只说是叔宝自己装修，单先生却说是单雄信派人装修。

在没有找到其他文本来源前，我姑且认为，这是单先生的自创。

说这个细节，是涉及到古典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题材小说的一个关键特征：集体创作的痕迹。这里的“集体”，主要包含两类创作者：一是代代相传的说书人；二是案头文人。

比如隋唐的故事，从宋元时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人物设定与故事情节，与真实史实大有出入，属于口头创作。每一个说书人讲的隋唐，都与其他说书人不同，讲书过程中必然有随性而起自然生发的创造，修改一些细节，调整一些人物，都是可料想的事。当书坊印刷行业兴起时，便将这种说书故事集结出版，中间又有文学修养较高的文人（许多都是书坊店主）加以润色增删，让成书更加雅驯。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流传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

《说唐全传》从《隋唐演义》和《隋史遗文》（当然还有其他小说，在此不赘述）截用了许多情节，但又在一些细节处发生变动，比如，济州总管从来护儿变为唐璧——这明显是说书人或者是书坊店主的加工，可能是因袭别的故事版本，也可能是随机生发。而单田芳先生，则沿用的是“唐璧”版本。

单先生说秦叔宝的家是单雄信装修的——我认为，他的这一改编，比三本书里“秦琼自己装修”都要妙，稍加变化，让情节更加饱满，毫不累赘地凸显出单雄信的仗义为人。单先生这一生发，就是说书人的创作，就是古代无数说书人的创作的活例子——哪怕有谁考证出单先生这一创作的文本来源，我觉得这个立论也是成立的。因为若有文本根据，也是从他书变化而来的，都属于即兴的改编。

中国古典历史小说的演变之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斑，几乎不可能去梳理出一个清晰有序的脉络出来。《说唐全传》凤凰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中，介绍此书“是多少年来同类隋唐讲史说部演进和结集的结果，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有名或无名作者的纂修以及书坊店主无数次的增删。另外，民间鼓词唱本如明刊本《大唐秦王词话》等，对于《说唐》系列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说书人口头创作，加上文人编润形之于纸上，形成了话本小说，然后再有一些文人，根据这类小说进行自主创作，会依然保留一些说书人的痕迹，比如我们常见的“看官”、“话分两头”等等，都是书面文学中的说书人痕迹，只是这里的说书人，已经非彼“说书人”，只是案头文人的一种习惯延续而已。这种小说，也叫“拟话本小说”，顾名思义，模拟话本也。

大学的时候，教古典文学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多小说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可以从唯物的角度去回答，因为是集体创作，或者是生平不可考云云。但若浪漫一些去想，这种作者的隐去，恰恰是无数作者的集合——佚名，是所有人的名字。博尔赫斯曾说，整个文学史就是一部大书，所有作家的所有创作，都是在给这本书添加章节。我想，这本无与伦比的大书的作者，只能是无名，只能是佚名。

作者是佚名也好，笑笑生也好，艾衲也好，或者是有具体的名姓乃至生平也好，都不重要，名，到底是假的，毫无意义，唯有作品才是生命精神的延续——当然写论文做考证的会不同意。历史演义小说的变迁，无意间契合了博尔赫斯关于文学史的隐喻。一条滚滚大河，前浪后浪都是其中的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