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简史 交子

交子

一张印满图案和文字的纸张，大约11厘米宽，14厘米长，平铺在印板上。一位眉宇清秀的小伙计轻轻地把这张纸从印板上揭下，下午的阳光透过一扇木质窗格照进简陋但有序的印制工场，小伙计举起这张小纸片在阳光下细细端详，在纸张的上方印有敕字和代表铜钱的大料例，上面清晰地印着年限以及铺户的押字，有一行隐秘的题号藏在图案当中，朱墨间错，有花纹和红团，纸张的下方印有木屋人物，小伙子的脸上露出微笑，因为纸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的，略微有点夸张，但惟妙惟肖，纸张背面印有故事，讲述这张纸的来龙去脉和用途。在小伙计端详这张印纸的时候，其他伙计进入了房间，他们开始整理印板上的纸张，小心地把它们整理成捆，交给当值的领班，领班签收完毕后，带着伙计们离开了印制工场。

这张小小的纸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纸币，叫交子，在宋初的成都商铺和市场里，行色匆匆的商贩们已经秘密地在使用这种彩色的印纸，他们用它替代笨重且携带不方便的铁钱，一场悄无声息的财富变革就这样到来了。

801年，唐代士大夫杜佑提出使用金属货币的主张，他认为金属货币形式的现金能更好地适应商业需要。诸如谷物和丝绸这样的物品，通货形式太大，不利于携带，因此不适合作为物品交换的媒介，而金属较为稀缺，价值又高。根据这个理论，一枚金属货币的价值应该与本身的金属价值相当。事实上，这一认识和当今的比特币的认识殊途同归，货币的价值应该与计算机的算力一致。宋朝初定，政府首要的工作就是统一各个割据政权的货币，它发行了印有宋元通宝字样的铜钱，并在上面印有年号。很快，由于市场的扩大，国家财富的不断增加，铜以及铜钱的产量远远跟不上发展的节奏，唐中期铜钱的铸造量是15万贯，一贯是1000枚圆形方孔的钱串计量单位，到1007年的宋，铜钱的铸造量达到了183万贯，1080年更达到惊人的500万贯。同年，由于铜的匮乏，80万贯铁钱进入流通领域，而在四川铁钱的铸造则更早。同时，为了节省铜的用量，钱币中加入了大量的铅，到了南宋铅含量已经高达60%。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当代经常提及的通货膨胀，在没有纸币的时代，古人只有用更廉价的金属代替贵重的金属满足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

752年的唐代，平均每人拥有的流通货币仅为6钱，到了995年左右增加到了17钱，1080年则是212钱。整个北宋时期，流通的货币估计为2亿贯，合计1450亿钱。此后的中华帝国历史，再没有达到过这样规模的钱币供应量。

货币，是流通中的财富。交子产生于宋，诞生于成都，有着它的必然性。首先就是繁荣的经济需要货币，但铜和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其次，成都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为印制精良的纸币提供了先决条件，最后就是成都人对于货币的理解已经到了近代的水平，他们知道货币是根据金属的价值来确定自身价值的，货币最核心的功能还是支付和交换，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效，因此纸币比铜钱铁钱能更好地履行这个功能。

起初在民间起到汇兑作用的交子，在1023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都设立了交子务发行官方的汇票，这正式宣告了宋朝拥有了一种高效的，明智的，并有利可图和方便的发明，纸币诞生了。这对于整个世界财经史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种纸币形式迅速流传开来，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东亚，中东，最后是欧洲都仿效这一做法。而当代西方国家的纸币却迟迟没有发育，直到17世纪，他们才有了流通的纸币。我们熟知的英帝国直到1797年才开始使用纸币，晚于美国的1690年，这与近代他们强悍的经济拓展能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交子源源不断地印刷出来，一张交子开始的时候可以兑换一贯铜钱，三年内有效，后来其币值在1贯和10贯之间浮动。为了防止伪造，在原材料里还混入了丝和其他纤维，印制上越来越难以仿制的图案，还有许多技术数据，诸如日期，发行序列，编号，与现钱的兑换价值，印章和流通时限。对伪造者的惩罚条例也印刷在票子上，伪造者斩，举报者赏钱1000贯。

纸币的发行给宋朝皇帝带来了无数惊喜，也带来了烦恼。惊喜的是，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利用更便宜的纸张印刷大量的金钱，但宋朝政府并没有通过印刷货币来刺激经济，对此他们非常谨慎，反而是否回笼这些流通货币并在适当时候销毁来保证币值的稳定成了经常讨论的问题，宋神宗认为回笼纸币是不必要的，人们的支出和收入会促使人们信任货币的价值，他的观点非常现代，宋朝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纸币系统，但他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大臣们的赞成。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货物是实，货币是虚，拥有货物总是实在的，人们总会担心虚的钱币会无法与实物进行实的支付。到了纸币时代，人们又认为虚的纸币还是不如实的现钱。因此很多宋人把纸钞用于生意往来和债务偿还，但把铜钱埋在地下防患于未然。于是大量的金钱退出了流通领域。我们当代的考古发现经常挖掘出大量的铜钱和铁钱就是这个原因。在陕西宝鸡的一次考古发现中，居然挖出了28吨重的铁钱，藏钱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除了良币，这个现象在中国的11世纪就出现了。人们对于纸币的价值和流通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花了足够长的时间，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物少则贵，多则贱。但通货膨胀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宋朝初年值1000铜钱的纸币，到了1208年，只值600枚铜钱。随着战争的爆发，伪钞的大量泛滥，整个纸币工程轰然倒塌，纸币在南宋末年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可以通过下列一组数据来感受下宋代各阶层的实际生活状态：

9世纪初一户中国农户的年收入是5000钱，月均416钱。四川一名在茶园的雇工每天的收入在10-100钱之间，每个月的薪资在1800钱。开封的雇工和仆人要比四川高很多，每月有3000钱。11世纪下半叶，1800钱可以买到200升米，这是一家五口所需大米的两倍。而九品官员的收入是每月1.2万钱，这还不包括其他的补贴。月俸十万的高官，能够养得起数十位亲属和数百位奴仆。

当国家相对稳定的时候，金钱可以兑换的实物就多，而战争爆发，无论是纸币还是铜钱都面临着无物可换的境地。1007年，1斗税米值20钱，在与西夏战争之后的1043年，涨到100钱，北宋灭亡，涨到600钱，到蒙古人入侵，政府买1斗米都需要花3400钱！在300年间，实物的价格都呈上涨状态，从1000年到1220年，丝米的价格增长达到了400%和2500%。宋代经济中还有大量的高利贷现象，而这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基督徒禁止借贷。民间的高利贷加剧了普通民众生活的痛苦，而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交子背后隐藏的成都经济场景，以及宋人实际的生活，既有富贵逼人的奢华也有一贫如洗的穷苦，金钱有时能够定义财富，有时却成为累赘。在这些乏味的经济数据背后，我们发现宋人面临着类似于当代人的经济难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危害同样存在，而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和错综复杂的内部阶层矛盾，也让他们尝试解决这些矛盾的努力显得力不从心。但即使是这样，交子代表的全新经济势力，依然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智慧和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无人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