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謁廬山陳寅恪唐篔夫婦墓略記
去歲九月初遊婺源廬山，曾拜謁廬山陳寅恪唐篔夫婦墓，今日適逢陳寅恪先生130歲冥誕，摘錄當日所記，以茲紀念。
2019.9.11
今日往訪陳寅恪夫婦墓，網絡信息言位置尋找困難，以為將大費氣力。從廬山植物園小南門入，道邊木牌指示三老墓，陳寅恪唐篔夫婦安息處。漫步至百年杉廊，樹蔭石几坐歇，閱宣傳欄杜鵑花屬性分佈及詩文，觀溫室植物盆景。有二黃犬拴於樹下，投茶餅飨之。續循標牌往三老墓，見木製山門上書“仰止”二字，道立“景寅山”石刻，蓋為景仰陳寅恪之意。沿石階上行，道左有陳寅恪墓簡介及江西文保單位碑石，前行幾步即至陳寅恪墓地。
張求會《陳寅恪唐篔骨灰安葬側記》記述陳氏夫婦安葬事略頗為詳盡，事了讀罷即起拜謁念頭。今站在墓前，陳先生已去世五十載矣。似真似幻，感慨萬端。摘路邊野花敬獻，鞠躬致意。墓碑書：陳寅恪唐篔夫婦永眠於此。左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石刻為湘西黃永玉所書。墓碑素樸莊重，靜默隱匿參天叢林中。陳氏夫婦曾有意安葬西湖未果，幾經周折最終棲身廬山。
墓前遙想吳宓日記所載陳氏求學哈佛，入聘清華國學研究院，撰王國維紀念碑文，傅斯年遺札記陳受困香港各方為其疏淤解困，胡適日記載陳赴英療眼疾不獲之痛惜情狀，陸鍵東著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五十年代答復中科院之錚錚風骨，唐代史論元白詩箋柳如是傳史家風範，吳宓陳寅恪暮年一晤生死離別，文革病逝中山大學蒼涼淒愴，蔣天樞文化托命整理陳氏遺著種種，不勝悵惘。
陳氏幼承庭訓飽讀詩書，負笈日本哈佛德國遍覽外文典籍，學識淵博融匯古今，三百年不世出者，戰亂紛飛年代猶授學著書不輟，若和平年代，當可為中華民族留下傳世經典，然鼎革後命運造化如此，誠可哀嘆！而其所主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稀見於今之所謂專家學者。岳南著《南渡北歸傷別離》一書歎曰：大師遠去再無大師！
又謁三老墓，即胡先驌，陳封懷，秦仁昌廬山植物園創史三老也，獻花鞠躬。胡先驌亦擅詩文，曾同吳宓編撰學衡雜誌，陳封懷為陳師曾之子，秦仁昌為中國蕨類植物學奠基人。
附：
海寧王先生之碑銘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玟，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作《對科學院的答覆》一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與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個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輓］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籛記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學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