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囤粮的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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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被人为删除，故事可以被轻易忘记，然而食物短缺带给人的身体记忆和情绪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代代相传。

这疼痛，来自三代人重叠错合的历史，来自历史遥远而沉默的深处。

作者：曹玮

1

冰箱里存着一把带青叶的胡萝卜。在我妈的监督下，我再次检视一遍自己囤积的食物。

这个十余平米的房间，是我在法国疫情封城期间每日的居所。冰箱只有半人高，塞了又塞，挤了又挤，冰箱门一拉开，那些实诚耐久的白菜、卷心菜、萝卜恨不得手拉着手、兴高采烈地蹦出来；冷藏室就是个小抽屉，买来肉，去掉包装，分类切好，盒子都怕占地方，只用保鲜膜包住，一块接一块塞进去，把肉垒成了冰砖墙。

然后就是柜子了。不需要保鲜的食品和干货——面粉、大米、花生，平时根本不怎么吃的豆子，这时都存起来——万一到了实在没有新鲜蔬菜的那天，或许可以发豆芽呢。

柜子塞满以后，还有地板。那些能放在地上的蔬菜：洋葱、生姜、蒜、芋头、土豆，各按其类堆放着。看着这些还带着泥土的根茎类食物，我有一种要去火星上生活的幻觉。如果一直这么囤下去，可能没过多久，整个房间都会变成我的冰箱那样——门一开，蔬菜水果手拉手和我一起滚出来。

即使这样，我妈仍觉得不够。

法国疫情一开始，她就在国内远程监督我囤积食物。平时，不管我买多少新鲜蔬菜，她总会盯着我买不到的：“我的娃可怜啊，香菜吃不上！”买来香菜，她又会叹一声：“我的娃可怜啊，韭菜吃不上。”如果一周内我都在吃食堂，没买菜，她的哀叹就更加悲伤，几乎要落下泪来：“我的娃可怜啊，饭都吃不上。”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就好像法兰西共和国是一片荒漠，而我则一直在挨饿。

于是，每次视频，这样的话都会成为我妈最后的总结陈词，长此以往，我难免觉得烦躁扫兴，也实在难以理解她为何独独对食物忧思如此。

眼下，检视完预备封城的囤货，我妈终于发现我没有买绿色蔬菜，“我的娃可怜啊，连绿叶子菜也吃不上……”她又开始了。

“有啊，胡萝卜叶子是绿的啊。”我辩解道，“这叶子好吃，必要的时候还能救命呢。”

“胡萝卜叶子不是兔娃儿吃的吗？这咋吃啊？”

我的心下一动，看来，胡萝卜叶子怎么吃，妈妈是不记得了。

2

胡萝卜叶子，原本是外婆的食谱。

我还记得一个早秋的午后，那时我六七岁，外婆坐在院子里，面前是一大堆胡萝卜叶子，堆得那么高，都快到我腰部了。外婆坐在木凳上弯着腰，不遗余力地将细叶择下来扔进一只巨大的铝制洗衣盆——这样的盆子，彼时常常是各家孩子的洗澡盆。盆里的叶子都是碧绿色的，上面覆着一层细小的白色茸毛，摸起来有点痒。

那时候，每天下午，外婆都会带着小板凳去巷口坐着，看看过往的行人，和几个老邻居聊天。只要农民拉着板车来巷内售卖东西，她也总愿意和他们话话农事，顺便买些新鲜的蔬菜。那天，农民拉来一车胡萝卜，出门走得急，萝卜从地里拔出后直接扔上车，叶子都没来得及摘。买家只好先选萝卜，拔了叶子再称重。外婆一边帮农民拔叶子，一边打问这些茂盛碧绿植物的去处，听说一会儿就要都倒掉，外婆急了：“你别扔、别扔，都给我吧，我家养着兔娃儿呢！”

农民乐得轻松，将半板车胡萝卜叶全都倒进了外婆的院子——可外婆家哪儿有兔娃啊，能算得上“娃儿”的，也就只有我了。

我蹲在那堆胡萝卜叶前，看外婆手速飞快地处理着叶子，过了半晌，所有嫩叶都已入了铝盆，外婆就像浣洗衣服一样，一遍遍地淘洗：“这萝卜是沙土里长的，叶子里面有细砂，要淘干净呢。”远处看去，她藏青色的后背在银盆前起起伏伏，好像一只奋力喝水的小兽。

胡萝卜叶子怎么吃呢？我不知道。但等天色将晚，外婆递给我一个搪瓷碗，碗中高高冒起粉绿色的叶子饭，一股奇香迎面而来。那味道好像要把早秋刚降下的、暧昧的夜色撕破一个口子，是那种阳光照在一些芳香植物叶片上所散发出来的尖锐而清凉的气息，其间混杂着熟了的麦粉焦香。

碗里细小的胡萝卜叶片上裹了面，被大火一蒸，变成淡黄色，叶片软软的，叶筋则柔柔的。再把这胡萝卜叶饭和着小葱一起炒，饭中又间以油香和葱香。我抱着搪瓷碗一口接一口地吃，外婆远远坐在廊下的板凳上，也端着一个搪瓷碗，边吃边问我：“这个饭你还没吃过吧？我跟你说过胡萝卜叶子好吃吧？”她眯眼笑着，吃上几口，继续唠叨：“哎呀，这么好的叶子为啥要扔了呢？”

3

在外婆眼里，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能吃，不能随便扔。

我上到小学高年级，外婆的院子被拆了，搬到郊区的一个小公寓里，从前每天都要去巷口遛弯儿的她更是坐不住了。中午一吃完饭，总会提着小板凳去小区花园旁坐着，有时去老邻居家看电视，有时不知所踪，回来时手里总提着一些市场上不常见的蔬菜。

不出意外，春天总是各色野菜：蔓菁、苦苣、苜蓿、蒲公英，这些春天的野菜，都是要煮熟后，放进一口褐黄色薄釉的大瓷缸里。

搬家时，外婆扔了很多东西，只有这口大缸，千方百计运来，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就能看到，高到可以把我装进去，缸里存着的，是她奉若珍宝的酸菜。

酸菜是我所在的城市常年的吃食，旧时几乎是家家户户保存时令蔬菜的方法，而它的质量与温度和制作工序有关：一不小心，就会发酵失败，全部坏掉。重新做时，必须找来酸汤作引子，投入新菜，以待发酵。

外婆制酸菜素有令名，以格外酸爽、汤底清澈著称。以前住院子时，就常有邻人来讨要引子，搬了新居后，也时不时有人上门来要，老邻居带来新邻居，每次敲门，外婆脸上的笑容都会荡漾开来，像是做了一件普度众生的事情。而那口大酸菜缸就好像一口魔法缸，从来都没空过，也没有坏过，永远也舀不完似的。

很多回，外婆将带来的野菜煮熟投入缸中时，我就趴在缸口，望着碧绿色的菜叶在缸里漂浮、下沉，“过三四天就好了”，她乐呵呵地大声说。我知道，当这些酸菜发酵好时，家里准会吃一顿酸菜面，又细又白的面条沉在清澈的酸菜汤中，野菜制成的酸菜变得黄澄澄的，各有不同的口感和香味，在锅中用蒜片和干辣椒一炝，只需几小勺，就将香味显尽，再买些韭菜，炒熟浇在面条上，这样的饭，家中隔几日就要吃一次，仿佛永远也吃不腻似的。

4

除了投进酸菜缸，还有几种野菜会被外婆做成凉拌菜或者晒干。

一种是白蒿，是味中药，又名茵陈。每次她只拿回来一小袋，据说是在野地里挖的。一到春天，白蒿就冒了银针一样纤细的绿芽，细小的绒毛微微泛着白光，轻轻一掐，就会闻到叶茎散发出强烈的蒿草味。外婆将它在热水中一滚，再将泡好的粉丝拌进去，只需一点油盐，就是一盘极为清爽的凉菜。外婆说，白蒿新芽细小，隐没在青草间，很容易认错，平时穿针引线都要我代劳的她，采的时候费功夫极了。也是因此，外婆专门仔细教我辨认过这种野菜的样子。

一年春天，学校组织同学去山上植树，休息期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在田野边吃饭，我一低头，突然看见地上好多白蒿，几乎是不自觉地就动手挖了起来，将它们全部装进我装过午饭盒的塑料袋里。那天回去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一进外婆家的门，就极其自豪地将袋子甩到桌上：“外婆，看我上山植树带啥回来了？”

外婆笑盈盈地打开袋子，“哎呀！是白蒿！我的娃没摘错，一点儿杂草也没有！”她兴奋地提高了嗓门：“我的娃长大了，知道挖菜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外婆如许的表扬。带野菜回来，仿佛比得了100分回来都要荣耀风光了不知多少倍。

春天快要过去，掐着春天的末尾，外婆便开始筹备晒野菜。接连几个下午，她又不知所踪，回来时手中总提着大塑料袋，里面装了被她称为“灰灰菜”的野菜。每次带来一袋，就将它们铺在阳台半臂宽的水泥护栏上，阳光照射下，整个阳台都充斥着介于肥皂水和新割青草之间的味道。只是这些灰菜，她从来不吃，晒干后就装进一个大袋子里。

一天，外婆终于说要带我去挖野菜。外婆提着袋子、飞快地在小区各个楼间穿梭，我跟在她身后，几乎都追不上她了。出了小区一角小门，跨过一些被扯断的钢丝网丛，钻进一个围墙上破洞的地方，眼前便是一大块围起来的河边农田，大概是要盖新楼，缺了资金，几座废弃的简易平房大门紧锁着，地上的野草长得都将我的腿淹没了。“你看，这长得最高的就是灰灰菜。”外婆捉来一茎灰菜，我仔细一瞧，植物叶杆上灰色的经络在碧绿色中向上延伸着，每片叶子背面都是灰色，植株顶部也泛着一层薄薄的浅灰。

越往田中央走，那里的草就越长，我整个人几乎都要陷进灰菜绿油油的深流中，站都站不稳了，回头看看外婆，她弯着腰，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掐下叶尖最嫩的部分，粗糙而灰黄的指尖仿佛一台小型收割机，好像不加快速度那块土地就要消失了一样急迫。

“外婆，你掐这么多灰菜干啥呢？”

“灰菜好吃，冬天做凉菜，掐多一点，你二舅来的时候带回去。唉，我的老二可怜啊。”

外婆口中的二舅，一直在边远的小县城工作，家中清苦，负担重，是她最担心的孩子。

春末夏初，外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阳台上晒野菜，又日复一日地继续去采，装满干灰菜的塑料袋在阳台上垒了一个又一个，然而，她口中的二舅却一直都没有回来。

5

上了初中，学校离外婆家近，中午我都在外婆家吃饭。

每天放学回来，我趴在桌前做作业，头顶或是突然砸下一只西红柿，稳稳落在本子前，或者不知从哪儿抛来一只苹果，保龄球一样滚到钢笔边，再或者，是一把五香花生瓜子的混合物，天女散花一样从我脸颊边洒落，激起一片盐雾。等我回过头，外婆已风似的穿过房间趴到了阳台上，佯装不看我，好像刚才的一切和她无关，只留给我一个深蓝色老式夹衫的背影。

有时天降吃食惊到了我，我大叫一声，还没飘到阳台上的她立马回过头来，见我皱眉瞪眼，她就“嘿嘿”笑了，好像做了件特别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的事情，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年纪大了，外婆住惯了楼房，和小区外售卖食品的小贩也熟络起来。一熟，买起蔬菜，就渐渐不以个数和斤数计算，而以麻袋和板车来衡量。有好几次，她进门时，身后常常跟着小贩或从前老院里的邻居大叔，背上必扛着一两袋东西。人一走，外婆就“哗”的一下，把麻袋推倒在客厅里，萝卜土豆滚了一地，堆成一座小山。

有次她买了一箱西红柿，大如拳头小似樱桃，红如旭日，绿如翡翠，趁我妈还没回来，就塞给我一把：“赶紧吃，不吃就坏了。”

已经吃了五六个的我实在招架不住：“外婆，我真的吃不下了。”

“得空了就吃。”外婆一边走远，一边继续把西红柿抛过来，“你妈问起来，就说给你买的。”

于是，我硬是把一箱西红柿全部吃完了，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而那些连我也无法帮忙“解决”的蔬菜，外婆都会晒干：茄子、豆角、萝卜……吃不完又舍不得扔，累积起来，再加上晒干存积的灰菜，没多久竟快堆到了阳台房顶。

每次我妈喊着要扔干菜时，外婆就急了，双手护住身后的干菜麻袋，说话声音也高起来：“扔啥呢？这是留给老二的！你们不吃老二吃！”

可二舅一直没有回来，只是偶尔收到他托人捎来的包裹，都是些深山老林的山货，有时是干木耳，有时是核桃，有时是野生猕猴桃。外婆舍不得吃，但会特意保存那些袋子，放到阳台上，晒了干菜，再一把一把默默塞进二舅的麻袋里。

6

有一样东西，外婆买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借口——每次前脚刚拿到舅舅们送来的赡养费，她后脚就会出门，回来时，身后必跟着一个扛着50公斤面粉的小贩。外婆开心地指挥他把面放到家里尚存的空位，门背后、书桌旁，两袋、四袋、六袋，很快就堆成了一座面山。天一热面粉就容易生虫，常常我写着作业，虫子们就在眼前的白墙上做爬行比赛，爬着爬着，就结成茧，再过一阵化为蛾，绕着我翩翩飞舞。坐在面山旁边，时间好像变得很长很长，我仅做着作业，便把许多虫子的一生都看尽了。

家里屯的面越来越多，我妈下班回来，看到面山又大了一圈，必然情绪失控，大吵大闹。可这根本不管用，外婆照例“嘿嘿”一笑，转身又是一袋面粉。

怎么说都没用，我妈便怂恿我爸劝劝外婆。我爸说话，外婆素来都听，他对外婆说：“现在生活好了，米面多得很，菜也多得很，吃多少买多少，别再买这么多了，要不然出虫，最后都浪费了。”

外婆就和颜悦色地点着头：“好好好！”

被我爸这么一说，外婆准会消停一段时间，然后过一阵子，趁我爸不注意，又会暗中“偷渡”一袋面粉回来。

如今想起来，购买粮食对外婆来说，仿佛是在准备诺亚方舟一样。每次带着粮食进家门的时候，外婆饱经沧桑的脸都在发光，好像冒着刀光剑影，从几近沉沦的黑暗世界里，又救出一个喊叫着的、挣扎着的粮食的命。这时的她是安心的，似乎因着食物生命的囤积，我们全家的命也能得以延续一样。

再有人说，她就开始絮絮叨叨了：“都说旧社会和新社会不一样，新社会就不缺粮油了？哎呀！六零年把人差一点饿死了！你们都是小娃娃，晓不得好坏！”

7

外婆口中的1960年，她36岁。那一年春天，她最小的孩子出生了，加上这个新生儿，她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是在这一年，家里没有吃的了。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外婆也说不清。只是这之前的两年间突然说要大炼钢铁，造飞机大炮，赶英超美，巷子里所有人家的钢铁制品都被收走了。钢铁炼成了吗？外婆说她偷偷去看过，山脚下一个个高耸的土灶，炼出来的都是铁疙瘩，根本就用不了。可家里所有含铁的用具都没了——给孩子们做饭的铁锅，就连最小的炒菜铁铲都没留下。

自家做不了饭，巷子里开了人民公社食堂，所有人都可以去吃，而且免费。外婆就端着碗，带着孩子去吃食堂。一开始，食堂里好吃的真多，白面面条、白面馍馍，人们敞开肚皮吃，能吃一碗的吃两碗，能吃两碗的吃四碗。可是吃着吃着，公社食堂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干饭变成稀饭，稀饭变成清汤。终于有一天，断粮了。

1960年的春末，外婆刚生下孩子不久，家中一口粮食都没了。外地工作的外公音信全无，捎回家的接济也断了许久。外婆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坐在床头，床上还躺着除了新生儿以外最小的孩子，我的小舅舅。小舅那时只有2岁，因为没有吃的，干瘦、枯黄，已经有气无力，饿得在床上直翻白眼，而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在哭着要吃奶。

可家里除了桌子柜子土炕，空空如也的碗碟，一根根木头筷子，衣服、被子这些不能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可以饱腹的呢？

这也许是外婆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缺粮的绝望。

外婆出生于“旧社会”一个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旧社会”，是她口中常念叨的一个词汇。

作为独生女，她备受宠爱，家中好东西都先供着她——吃饭用银勺，穿衣用锦缎。儿时，照相是新鲜事，但她却留下了不少相片。缠足是她幼时小城民间仍然崇尚的传统文化，可她嫌疼，缠了两天就嚷着不缠了，父母也依着她。后来外婆提起这一段还颇为自豪，因为她周围的同辈女子都没她这样走运。自小，外婆就是一个在生活上从没吃过苦的女孩子，就像今天受着父母宠爱的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年轻的外婆出落得标致，父母千挑万选，最终把她嫁给一身手艺的外公。外公虽在外地工作，但在城里置办了房产，婚后生活也十分殷实，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看孩子一个个出生。

后来，外婆在大街上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新社会”来了，外婆满心期待着。人们都说，新社会和旧社会不一样，女人能识字，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能工作，男女平等，大家都有饭吃。至少，她这个家庭妇女，因为不识字，在扫盲运动中被送去上夜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在巷口供销社里分配了点儿工作。“新社会”初年，虽然历次风波让很多人失去自由，也失去了旧日的财富，可外婆的生活依然足够平静，甚至新鲜了不少。直到1960年。

如果历史没有翻天覆地，一个36岁、家境殷实、刚生了孩子的女人，会遭遇什么呢？她应有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满怀着新生命带来的疲惫和喜悦。可是，当灾难降临，摆在这个女人面前的唯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缺失的丈夫，匮乏的粮食，和在饥饿中生病死去的周围的人们。

在人祸天灾面前，她也成了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

8

60年过去了，那一代人一批批老去、死亡。河流般的时间，冲毁带走了一茬又一茬其间生长起来的人们，饥荒的创伤故事也渐渐被人删除、淡忘，绝口不提。外婆不在，也已经20余年了。

如今消费社会中万花筒似的丰富物资，让我以为它就是昔在永在的人类盛景，正如年轻的外婆当年面对着“新社会”一样的笃定和期盼，直到疫情来了。

法国封城前两天，当我拖着箱子，背着背包，和黑压压的人群一起在超市抢购食品时，当我努力在自己的记忆模式中寻找那些易于储存的蔬菜，保存食品的办法时，外婆淘洗胡萝卜叶时那一起一伏的背影就好像一个启示，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

封城不到一周，法国超市货架上所有谷类粮食和酵母就全部脱销了。待在家里的人们，终于恢复了先前的手作传统，自己做面包、甜点，对面粉的大量需求一度导致供应中断。面粉的断货让很多人感到大事不妙，特别是华人社群。

华人的饮食习惯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用面粉做面包，仅作为前菜，是主菜和奶酪的伴侣。而华人以米面为主食，又有“民以食为天”之传统，主食买不到，即使其他供应仍然充足，也有种天塌了的感觉。人们纷纷开始囤米、囤豆子，以及各种各样能够饱腹的粮食，附加以鸡蛋、牛奶等。

封城后每次购物时，一早进入超市，就能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粮食区。周围的人们，有的像疯子一样，加快速度将成堆的食品塞进自己的购物筐中，有的甚至可以扫掉半个货架的库存，让人不禁更紧张了。就连网购，面粉也是瞬间秒杀。就像外婆一样，准备着末日降临。

我妈得知我只买到2公斤的面粉时，几乎每次视频都要落下泪来：“面买到了吗？这点咋够啊，我的娃可怜啊，要挨饿了。”

虽然我奋力解释我其它储备充足，不会挨饿，可我妈总像没听见一样，不断重复着那句话。

我总在想，60年前，不但没有面粉，就是其他可吃的，也一点儿也没有。地上的野菜被人挖光，有的地方树皮也被扒光了。我的小舅舅躺在床上快死了，外婆也挨着饿，怎么办呢？她哭求着身边认识的所有人，终于有个老邻居千方百计弄到半个拳头大小的一点儿玉米粉，最终将小舅舅救活。

“我的娃可怜啊，没有饭吃。”这句话，何尝不是那时外婆对着襁褓中的新生儿，一遍又一遍念叨着的话；又何尝不是她每一次择野菜、囤粮食、晒干菜的时候，念着、想着那些挨饿的孩子时心中迸发的语言——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作为母亲的她在未来面前准备得好像永远不够，不论孩子多大，她好像永远也没把他们喂饱似的。

而今，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我的妈妈——早已长大。面对灾祸，她也一遍又一遍、无意识地重复着外婆曾经说过无数次的话，只是时移世易，她或许都没有发现而已。

9

外婆在的时候，总喜欢趴在阳台上吃水果，边吃边等妈妈下班。吃完，就将果核埋到花盆里，从不丢弃。每隔一天，就像给我丢吃的一样风风火火端一瓢水，“哗”的浇下去，整个花盆都下起了雨。

饶是如此，花盆中还是次第长出了梨、樱桃和苹果苗，从小苗越长越大，又细又高，阳台容不下，只好移到小区花园里。直到如今，每逢夏天，小区孩子们总爱在那些树上爬上爬下，摘新果子吃。外婆吃过的水果，不知为何特别容易长成树苗，而那些面孔新鲜的孩子们，恐怕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果实，其实来自一位曾经挨过饿的母亲。

封城后，当我开始认真观察邻居阳台上的生活，看着他们给一丛丛毛竹、一盆盆三色堇和玫瑰浇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窗台上，竟只种了齐全的食物：小葱、欧芹、香菜和大蒜，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剪下来调味；家里的盆景是一只菠萝头，也只是每两天浇一次水，最近还发了新芽，或许将来可以长出菠萝；而我同时开始了水培生菜计划，为买不到绿叶菜积极准备着；至于胡萝卜叶子，更是小心搜集起来，做成胡萝卜叶饭，就连腌酸菜的玻璃瓶也准备好了。

纵使过了这么多年，纵使我走了这么远，我竟也不知不觉承继了外婆的习惯和创伤，一点点搜集食物，一点点预备着灾祸来临。

我也才明白，历史可以被人为删除，故事可以被轻易忘记，然而食物短缺带给人的身体和情绪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代代相传。而疫情封城缺粮就好似一个催化剂，触动了我基因深处与食物相关的恐惧记忆。我仿佛看见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被续上，沿着它，我重新认识了外婆的创伤，也终于理解了妈妈的哀叹。可同时我又感到无名的疼痛，这疼痛一身霜雪，脚步敞亮，来自三代人重叠错合的历史，来自历史遥远而沉默的深处。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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