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诗情
涩泽龙彦／文
亜空／译
我英语不行，读不了《纽约客》，但是诸如《BIZARRE》之类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杂志不时会介绍一些过去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短篇小说家。我觉得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萨基（Saki）、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等人代表了一种有趣的潮流。
这些作家的书经常出现幽默元素、残酷意趣以及对荒诞的偏爱。——有趣的是，幽默·残酷·荒诞的三位一体不仅是背叛了法国唯理论传统的超现实主义所供奉的金科玉律，与此同时，在英国国民性中滥觞并且发达的侦探小说、美国式新闻写作衍生的短篇小说之中，也能看见这种三位一体隐密的绵延。在日本也发生有类似的情况，本已经深有日暮途穷之感的日本推理小说，在近来译介的弗雷德里克·达尔（Frédéric Dard）、斯坦利·艾林（Stanley Ellin）、查尔斯·博蒙特（Charles Beaumont）中汲取了法国文学的神秘主义倾向，从而开始尝试打破理性主义的壁垒。
漠然的恐怖降临的同时也会催生出最强烈的诗情，这是自爱伦坡为世所知以后岿然不动的铁则。在杂志的非虚构写作制约下诞生的短篇小说（或超短篇小说）之中，恐怖的诗情再度复活了。因为读者早已心知肚明，无论作者再怎么在长篇推理小说中播撒恐怖的种子，结局也会以理性取得胜利而告终。惯于讥诮的现代人能够享受的知识乐趣之中，“沉浸在瞬间的战栗、继而细细体味其余韵”的甜美诱惑早已失去一席之地。因为理性本就是没有边界的残酷。
不再将侦探小说的特定法则加诸在“恐怖”之上，这就是短篇推理作品解决上述二律背反困境的方法。换言之，我们在阅读本格推理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处于理性的监视之下，但在毫无原则可言的短篇作品中，像此类精神的安全阀被统统舍弃。
然而，尽管这些短篇像妖冶生辉的宝石般使人印象深刻，它们近乎于诗，却终究只是穷极精巧的伪诗。连最富诗人气质的约翰·柯里尔也不例外。我并无意非难这些伪物的诗情，因为比起货真价实的宝石，现代人无疑更偏爱人造钻石的恶意与精巧。
我曾在某篇书评中对雷·布拉德伯里的短篇小说写下“充斥着近代虚无主义教义问答的伪善”的感想，某种意义上说，虚无主义是这一派作家共通的特质。因此他们组织构建世界之时不是像爱伦坡那样创造一个完备的小宇宙，尽管他们也精心兢业地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然而这一宇宙却布满了有意而为的漏洞，任凭现实的风经由这些小孔灌进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微凉的、冷笑的、芜杂的世界仿制品罢了。精心与芜杂本应该是矛盾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更应将“芜杂”解作“全然不见道德困境或人性探求”之意。因为它源自伪善，因为它身为伪物。
“身为伪物”，这本就近乎于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我不是说这些作品在描述犯罪，而是一部小说本身就是一桩无动机犯罪。或许再没有比这更辛辣的对于推理小说的讽刺了。熟悉达尔与艾林的读者，想必已经皱起了眉头。
中世纪奉行禁欲主义的修道院里流传过这样一句拉丁文“delectatio morosa”，意为“阴惨的快乐”。我总以为，这些生活在二十世纪物质文明之中的异色作家们无一不是小心谨慎地沉溺于“阴惨的快乐”。我想起来，似乎有谁这么说过：
美国是新的中世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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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列举的侦探小说家我都没读过，就不妄添注释了，人名原文已附，想了解的友邻可以自行查维基。
译自河出书房新社2017年版『神聖受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