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云彬日记》有感

之前根据《日记》大致把宋先生的生平讲了一下，关于他的学问名山事业则未涉及分毫，这实在有违在下初衷，在下当初之所以买这部书，完全是对宋先生的学问事业感兴趣，没想到之前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想讲的东西一个都有没有，真不知其可也。现在根据记忆简要讲一讲宋先生的学问事功，略略感受下宋先生的学问气象。

首先要交代的是宋先生跟别的大家不同，他没有在大学任职，不以研究教授某项专门之学为业，他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不过概括起来实在文史领域，杂而且精，所以往往被相关专门领域专家所推重。另外一点是宋先生除了上了杭州中学之外没有更进一步，他的学堂生涯不长，他的深厚学问大部分来自他少年时的根柢以及从未间断的自学工夫。

一、传统小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学问，所谓欲读书先识字，老一辈学人基本都是这个路子下来的，小学不通，后面一切学问想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一方面宋先生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在开门书店编辑了他的老师朱起凤先生的《辞通》，宋先生小时候就是跟朱起凤先生读书，教的就是经典著作，一个字一个字读过来，而朱先生本身是一个学问精深的音韵学和训诂学家，宋先生必然在这方面受到特别的训练。《辞通》可以说是一部奇书，这部书按照音韵的分类，把古书中的异体同义的词穷源溯流的汇总了一遍，洋洋300百万言，这里面有丰富的语言材料以供学人研究，真是一部嘉惠学林的好书。朱先生以一人之力，耗费一生心力，成此巨著。然而这部书的出版经过却颇为坎坷，朱先生先是寻求私人书业巨商资助，未果后转而与商务印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商洽，仍然无果而终，最后，刚成立不久的开明书店夏丏尊、郑振铎、叶圣陶、王伯祥等才俊慧眼识珠，力邀出版。编辑的任务就落到了宋先生身上，开明书店专门聘请宋先生为编辑，从事这部巨著的编辑校订工作，宋先生也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任务。《辞通》一书，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中华书局的《辞海》并称三大辞书，而其他两部辞书都是众人合作而成，只有《辞通》是一人之力，可见朱先生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值得一提的是，宋先生因这部书进入开明书店，与书店同仁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后来都一直相互砥砺互相扶持，一起做了很多事情。

另外，宋先生在小学方面的学问还体现在他对戏曲的爱好与研究上，先生是浙江海宁人士，与王国维先生是同乡，不知道是不是风气使然，那个时候江浙一带学者多对戏曲很有爱好且有研究，王国维先生不用讲了，有很多戏曲方面的专门著述，其他像俞平伯、唐兰、郑振铎等人，都对戏曲很有研究，不少还是重度票友，宋先生好饮酒，每每酒酣耳热，就会与友人吟唱几曲，唱完他还会在日记中进行品评，哪个地方唱的不错，哪个地方唱的不行等等，很有趣。他在日记中对梅兰芳先生唱昆曲《牡丹亭》中的“迆逗的彩云偏”的这个“迆”字的读音很不满意，梅先生读“移”，宋先生认为应该读“拖”，因为“迆逗”是个双声联绵词，如果读“移”，就不双声了。后面有人唱这个字，一会儿读“移”，一会儿读“拖”，宋先生很不满意，还专门写了文章。在后来支持宋先生的有，反对的也有，但是对“迆逗”这个词是双声联绵词这一点，好像大家没有异议，至于“迆逗”的确切读法到底应该怎么读，在下不敏，不能决也。早年从郑贤章老师那里学的一点点可怜的古汉语知识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他了，要是有机会问问他就好了。

二、文学

现在讲起宋先生，通常说的是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史学者，其实偏文的少，偏史的多，不过宋先生在文学这块也是花了不少力气，也有很多成果。先说文学作品，就在下所知，宋先生的文学作品以杂文稳住，还出过两本杂文集子，一本叫《逶迤集》（又碰到这个“迆”字，看来这个字跟宋先生有缘），还一本叫什么名字在下忘了，反正在下没看，这两部集子应该是早年在桂林的时候当文化供应社编辑弄的，那个时候抗战正是紧张，宋先生跟友人搞了很期刊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拉稿，一方面自己要写稿，生活相当紧张，亏他坚持了过来。他的杂文水平如何，因没有看过，在下不敢置评。不过应该就是一般的水平，不然文学史上应有他的一笔。而且有一次他把自己的文章集起来投稿想出版，结果对方以这样的文章销路怕是堪忧为由拒绝了，所以宋先生虽然还是作协成员，但不论是他还是别人都不怎么提。

宋先生自己没有上文学史，但是他却编了一部《中国文学简史》，这就讲到他的文学研究工作了。宋先生学殖深厚，又长期处在文艺一线，写这样一部文学史自然不在话下，他的文学研究主要还是偏古典的，《日记》中提到的就有他写的关于陶渊明的文章，关于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著作，他还专门做过几场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关于洪升和《长生殿》的文章，讲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宋先生的眼界之广，用功之深，单单就这文学研究方面，上至先秦两汉，下次宋元明清，宋先生几几乎提笔就来。厉害厉害，要不怎么说他是杂而精的杂家。在下颇疑心这是宋先生的天赋，放在当时同辈人里面，宋先生的表现也是相当少见的。

三、史学

最后，讲一讲宋先生的史学研究，这是宋先生的立身之本，也是大家最推崇他的地方。跟其他史学大家相比，在某段具体历史时期上的史学研究，宋先生可能比不上他们那么精深，比如顾颉刚先生的先秦史，陈寅恪和唐长孺先生的中古史，等等。但宋先生厉害的地方在于着眼于时代发展潮流，他有通史的底子，又有专史的研究，虽然没在学校担任专门史学教授，名气可能不是很广，但宋先生的著作往往应景预流，水平又高，有时候还真少不了。比如他早年写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当时这一领域少有的著作，后面编历史课本，近现代部分这是重要的一本参考书，因为当时这个领域像这样的著作太少；又比如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康有为、严复、魏源”等人（好像一共四个人，另外一个人在下忘了）是近代中国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先导，为了让大家了解康有为这个人物，宋先生专门写了几万字的《康有为》，后面还出过修订本，宋先生对近代人物有较深的了解，一来时代不是很远，材料较多，有些还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后面还为了写章太炎专门收集过材料，有没有成文在下忘记了。大家不要说宋先生只知道迎合一时的需要，没有久经考验的经典著作，那真是大错特错，后面看他研究《史记》计划，当知他在某一专题方便也有艰深的基础。关键是他基础厚，学养深，他想弄哪方面就弄哪方面，感觉他的学问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这是何等的境界！

谈到宋先生的史学研究，有一个方面需要讲一下，就是他在编选和审定历史课本方面花了大量的力气，前面说过宋先生有通史的根柢，又有专史的研究，同辈人也颇以史学家看待他。他名气大，一些学者写成书后会请他帮忙把把关，一些出版社也会请他审稿，这样的事情他经常遇到，对于好的他会发自内心称赞，对于不好的他就直言不讳，直截了当的讲出来，至少会在《日记》表达不满，比如对于翦伯赞、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宋先生就相当不以为然，认为水平不高，甚至文句不通（宋先生特别注重文句痛不痛），更有甚者，在一处关于东林党的描述中，由于错解了原文，导致《中国通史》该处表述曲解原意，宋先生很是在《日记》中嘲笑了一把，真是“不通小学，不足以读诗文”。

宋先生还有一类介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著作，就是《史记》个别篇章的专门译注，先是翻译，然后再注释，这个工作似乎很早就开始了，比较突出的是他为了写《史记集注》，除了搜罗各个版本的《史记》之外，还有意识的系统的对某些重要卷目进行翻译和注释，比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范雎列传》、《商君列传》等等，这项工作有助于他对《史记》文本的理解，可以检验一下自己学力的深浅，同时又有一定的普及作用，真是一石三鸟，厉害厉害。

终于要讲到宋先生北上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了，什么叫点校《二十四史》？要知道当时那些古籍不想今日有标点好的排印本，都是没有句读的各种刊本或影印本，阅读起来没有一定的“小学”（真是一门好学问）功底的话难度甚高。为了普及中华传统文化，便于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学习《二十四》史，中央领导专门指示，成立古籍整理小组，由中华书局具体承担，从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借调学者进京，从事《二十四史》（还包括《资治通鉴》和《清史稿》）的标点和校订工作，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这就是著名的“翠微校史”（他们工作地点在翠微路），这是有史以来对《二十四史》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整理，成果超出前代，凝聚了当时一流学者的多年心血，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毫不为过。

宋先生不是高校教授，对《二十四史》似乎当时也没有专门研究著作，他被借调进京，一方面是他当时做的《史记集注》研究计划，颇有影响，另一方面是当时主持工作的金灿然等人是宋先生的旧交，知道宋先生深厚的学养，足以胜任这项工作。宋先生当时在浙江已经被打成右派，有“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之感叹！精神特别郁闷，有埋首故纸堆，写一部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著作，这就是《史记集注》写作计划的由来，借到中华书局的借调通知，几乎马不停蹄，迅速结束杭州事情，一心北上，从此开启了他将近8年的校史生涯。

他在中华书局点校《史记》特别用心，每日工作到很晚，《日记》也因此中断过一段时间，碰到疑难的时候他会向其他学者虚心请教，《史记》开始是顾颉刚先生带着他的学生贺次君先生点校一过，宋先生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重加标点一过，再由聂崇岐先生覆核一过，可见当时学者的审慎，宋先生在点校过程中留下了很多与同时学人就《史记》标点问题进行的讨论，可以感受到当时学者的大家风范。

从1958年9月开始，到1959年国庆前夕，在多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史记》点校本终于面市，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由于卷帙多，时间紧，任务重，一些点校上的疏忽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日记》中特别记载了一次顾颉刚先生对宋先生转达外国学者指出的一处比较明显的错误，认为这种错误很不应该出现。宋先生当时以为这个错误应该不可能发生，结果回来查对工作本，确实是自己一时疏忽，顿时懊悔不已，以为自己犯了骄傲自大的毛病，自认为对《史记》比较熟，而且请聂崇岐先生覆校过，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仔细参考过顾颉刚先生的本子。后来在中华书局的工作会上专门做检讨，对同事的批评报之以笑。

在紧张的点校工作中，宋先生还专门给北大学生讲了一段时间的《史记》课，这个讲义不知道有没有收录在他的文集里，如果有，对于我们阅读《史记》一定大有裨益。他写的《史记》出版说明和点校说明受到金灿然跟叶圣陶的称许，可见宋先生对于《史记》确有精深研究。

结束《史记》点校工作后，宋先生立马投入了《后汉书》的点校，通过对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送先生发现古本绍兴本文字最为精确，为他本所不及，于是就以绍兴本为底本进行点校，这一发现也是宋先生的功劳。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宋先生还对其他学者点校过的《南齐书》、《梁书》、《陈书》进行了覆校。鉴于宋先生在点校《二十四史》方面的突出成绩，后世学者称宋先生为“《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先生当之无愧。经过宋先生点校过的史书，如今又陆续有了修订本，后世学者继承了宋先生等学人的衣钵，不断将点校《二十四史》事业向前推进。

以上大略介绍了一下宋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成绩，寻常人有此成就已非易事，宋先生还花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到日常政治生活，这要不是自己学殖深湛，素有新的，焉能到此。这就宋先生独特的地方。

读日记的时候，不知何故，突然想起在下在大学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心里想“老周，只要给在下5年10年时间，让你钻研一经，当有所成就”，如今十年之期已过，不要说什么成就了，就连大学里极感兴趣天天心心念念的古汉语知识都几乎忘了个精光罄尽，不仅如此，连多年的读书习惯都已放下，今年以来看书成绩只有这薄薄的日记三册，还是囫囵吞枣的看完，就不免对自己说“认命吧，这玩意可能真需要一些天赋跟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