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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 | 龙冬谈汪曾祺：美好的人应该被铭记

读蜜 2020-07-08 14:46:57

汪先生曾经说：“我要用自己的手去触摸每一个字。”他的一生，在纯正明晰的艺术上，是对文字触摸的一生。他是那种最清楚什么叫做幸福的人。

——龙冬

龙冬是作家，也是编辑、出版人。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之一。作为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最为重要的出版物，《汪曾祺别集》很像一个众人瞩目的嫡皇子，而它背后的“谋臣”，也同样引发人们的好奇。

龙冬是汪曾祺的忘年交，也编过汪先生的书，对于汪先生的生活及文学，都甚为了解，同时又保有客观的态度。

他自称是汪曾祺先生最后十年里的忘年交，他们曾无数次一起抽烟、喝酒、聊天，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而珍贵的下午或晚上。

在采访中，他回忆了和汪曾祺相关的往事，其中一些，几乎此前从未提及。

“我是汪曾祺人生最后十年里的忘年交”

读蜜君：您和汪曾祺先生以及《汪曾祺别集》的渊源是怎样的？

龙冬：先说《别集》。今年是汪先生诞辰100周年，大家想编一套他的书纪念他，让几个关系比较近的朋友参与，他们就挑了我，让我编两本。编委们有他的家人、汪曾祺的研究者，或跟汪先生关系比较亲密的人。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关系，我觉得“忘年交”定位比较准确。我属于汪先生最后十年里的一个重要的忘年交。

读蜜君：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

龙冬：第一次见面是我想跟汪先生认识，那一次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摆姿势给他点烟那张。

1988年秋天，龙冬和汪曾祺第一次见面

正式的、真正的第一次见面，是和一个作家朋友王明义一起去蒲黄榆汪先生家拜访他。王明义当时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是汪先生的学生。我们俩路过一个小商店，想给他带点黄酒——因为知道他是南方人，且好酒。谁知道黄酒就是料酒，做菜的料酒也能喝。到了他家，汪先生说：“我知道料酒能喝！喝吗？喝我就热去。”然后跑到炉子旁，拿出个破破的小奶锅，两瓶酒咣咣咣地倒进去，搁火上煮，热完酒，三个人就用那玻璃茶杯，一人倒一茶杯，边喝边聊。读蜜君：除了您，还有谁是汪曾祺的忘年交？龙冬：苏北和我，我不敢说绝对，但大概也就我们俩。（读蜜君注：苏北是《汪曾祺别集》之《羊舍一夕》《旅途杂记》编者）。我们的关系很像赫拉巴尔和马扎尔，当然我们没有管汪先生的生活方面，因为他有子女家庭。苏北参与过一些带有工作性的，比如替汪先生裱画、帮忙复印。读蜜君：你们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在一起的时候，通常都聊什么？龙冬：就是纯聊天。有时候也没什么话，坐那儿两人抽烟，大眼瞪小眼，或者他坐那看着窗外，我看着他书架。想起什么就聊一下，一般是他问我答，有时候我也问，比如您最近看什么书之类，都是这种很日常的对话。我不像苏北，苏北很随意，能找话说。我很拘谨的，我有时候沉默几分钟之后，会觉得坐那很紧张，会很尴尬。我不会给人找话头，但有时候你要是提起一句话来，汪先生一个人也能说半天，讲一些故事，讲一些典故。他讲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这些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大部分是记不住的，记住的都是家常话。当时要是有录音机，听汪曾祺聊天，好家伙，那不得了了。从25岁到35岁，整整十年，该有多少珍贵的素材。

“他是一个确实能够有意识地发现生活美的作家”

读蜜君：汪曾祺有很多的标签，比如“爱美食”、“生活家”、“士大夫”等等，抛开外界这些标签，以您跟他的接触，你如何来评价他？

龙冬：汪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作家里有几种，一种是把苦难深刻化，说白了，现在就俗话说，叫“丧”。汪先生呢，他属于另外一种，他是一个确实能够有意识地发现生活美的作家。阅读他的作品，无论你生活的时代、你自身的经历、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从他的作品里，你能感受到一缕光芒，一丝温暖。他的老师沈从文说过一句话“美好的事物应该长存”，他也多次引用过这句话，他也确实是一个善于发现和记录美的人。

读蜜君：成为汪曾祺的忘年交后，免不了要去他家吃饭吧？在您看来，他是一个怎样的“美食家”？

龙冬：他是真的很爱吃，也爱喝酒。你说他爱吃，他不是一个饕餮之徒，他是个很随便很随意的人，器皿也很随意，酒也是随意喝，我记得像地瓜干酒也不拒绝，料酒他也能喝，所以你就看出来他不是一个非要刻意的挑三拣四的饕餮之徒。他只是一个会生活的人。

汪先生很会做饭，他做饭跟他写作是一样的，也极富创造性，也讲究美。我说的美，不是说菜做出来要多好看，器皿要多么讲究，而是其中的滋味和搭配，什么地方加点什么，什么地方勾兑一点什么，最后扫尾的时候怎么来它一下子。

读蜜君：在他家吃过的哪些菜让您最难忘？

龙冬：有些菜都是人生第一次从他那儿吃到，比如江苏的煮干丝。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心果，都不知道是什么，肯定是国外有人给他带的，他当时就说这个东西很贵，他说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开心果，但是要就一点威士忌，所以我们是为开心果而喝了威士忌。

还有一些菜不仅是在他家第一次吃，还学到了新的吃法，比如吃黄泥螺，汪先生教我用筷子把它夹起来，然后用舌尖咬住露出来的那点尖，然后用筷子轻轻地一掰，这样就把黄泥螺的脏东西都闭在壳里头了。

读蜜君：最后一次吃他做的饭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是怎样的情景？

龙冬：他是5月份去世的，大概应该是三四月份。我很少白天去汪曾祺先生那儿。那天我和苏北约了上午十点到他家，他那时候住虎坊桥。我是很准时地十点就到了，进去之后就我和汪先生两个人，苏北直到中午快吃午饭才到。聊到中午，该吃午饭了，汪先生说：“就在我这儿吃，我给你们弄俩菜。”

我印象是做了三四个菜啊，餐桌这边是沙发，我跟苏北坐沙发，他在我们对面，给我们倒了白酒，那天我们就很奇怪，他不喝酒，他说“我喝点葡萄酒”，这个是很少见的。而且他站着，也不坐下来。所以那个场景就是，两个年轻人吃着他刚炒的菜，两人白酒端着，他老头一个人站在我们对面，端着一杯红酒。他随意夹了点菜，好像也不太想吃。我们一直说：“汪先生您坐下来，别站着。”说了半天，他好像恍然如梦初醒似的，才坐下来。这就是最后一顿饭，吃完我们俩就走了。

读蜜君：这次见面还有什么细节？您和汪曾祺单独相处的几个小时里，都聊了什么？

龙冬：我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苏北才到，我记得他还一直跟我念叨“这个苏北怎么还不来”。有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上午我刚坐下来，他转身从他那个筐里头拿出一幅画，我印象是一幅淡紫色的藤蔓一类的植物，画得非常漂亮，是汪先生作品里不多见的一个。他让我带给央珍，就是我老婆，因为央珍喜欢紫色的东西，他就刻意画了这么一幅。我当时说我不拿我不拿，让她下回自己来拿吧。没想到就没有下回了。

那次见面时，知道汪先生过两天要到四川五粮液酒厂去参加一个笔会，我们还劝他少喝酒，回来不多久，突然夜里吐血，食道血管破裂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没几天就去世了。我去汪家凭吊的时候还见到地上残留的血渍，非常痛心。

“外界说汪曾祺是乡土作家，我觉得他是现代派”

读蜜君：在跟汪曾祺交往的10年当中，你们工作上的接触有几次？

龙冬：跟他认识之后，我编过汪先生的稿子，也编过他的一本书，就是《逝水》，这次咱们《别集》里有。

读蜜君：说说《逝水》这本书吧？是什么样的缘由，合作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龙冬：1993年初，当时我做出版社编辑，我很想请他写个自传，那他是不可能写的，我就干脆把跟他生命关联最密切的文章，以系列散文为主，按照年代顺序，从童年到青春、到读书、到成长，类似于给他编了这么一本自传。

这本书，我们可以通俗点说，是汪曾祺唯一一部自传体散文（集）。汪曾祺是没有自传的，一篇一篇的散文，是可以连起来的，几乎贯穿他的一生。读蜜君：汪曾祺跟您亦师亦友，关于“师”的部分是什么样的？认识他的时候，您自己已经在进行文学创作，他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龙冬：汪先生是不爱训导人的，他一般就是抽着烟，“嗯，啊，嗯”，我们之间最典型的对话，他的回答都非常简单。比如有一次我们聊到托尔斯泰，我问：“您读不读托尔斯泰啊？您觉得托尔斯泰怎么样啊？”他说：“托尔斯泰，我也读不进去。”那天因为是在做记录，类似于今天我们之间的采访，他聊得还比平常多一些。

汪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语言。还有一个就是，无论他是写故事也好，写散文也好，还是你看到他这个人也好，他都非常平易，非常朴实。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亲切、自然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汪曾祺文学的真实。

读蜜君：具体来说，汪曾祺语言的魅力在哪些方面？

龙冬：首先就是简洁。汪先生是受契诃夫影响比较深的人，他绝不会写这样的句子，比如“清晨东方现出了鱼肚白，一轮火红的朝日冉冉升起”，契诃夫和汪曾祺处理这个都是一样的：“清晨，太阳出来了。”

《茱萸小集》（《汪曾祺别集》第1集，龙冬编）是他早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技法上，他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甚至是刻意的，在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比如乔伊斯、普鲁斯特、波特莱尔、伍尔夫，他早年的这些积淀，加上后来随着他的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共同造就了他文字的魅力。

《茱萸小集》（《汪曾祺别集》第1集，龙冬编）

汪曾祺注重语言，从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得到滋养，他语言是有韵律的。汪先生一个请假条、一个报告，都写得非常有味道。

读蜜君：以您对汪先生的了解，他从古典文学中得到的滋养是哪些呢？比如说他常提及的作品或者是作家有哪些？

龙冬：对汪曾祺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是全面的，像《史记》、“四书五经”、《楚辞》等等都有深入的涉猎。如果说他更喜好什么，我想中国明清笔记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对他影响就很大，不只是语言，更多的还在于对生活美的追求和趣味。一个人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内心和肉体最没有依托的时候，这些花花草草、蔬菜果实，带给他的这种生机感，我想这个影响可能比语言对他的影响更大。

读蜜君：西方作家对他影响大的是谁？除了刚刚提到的契诃夫。

龙冬：美国的海明威，西班牙的阿索林，这都是他经常提到的作家，海明威带给他的影响就是语言简洁，还有就是真实。从他的文学人生来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派。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家，一个乡土作家，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传统文人，我认为这是错的，这是他的表面，表现出来的一种外向和表象的东西。其实质我认为：他是直接秉承着“五四”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这种审美价值取向，最终把文学指向自由的。我们都不会把汪曾祺跟“先锋”、“自由”联系在一起，我们都会觉得他很传统，很文雅，但“先锋”的意思是他不拘泥于现有的，他在不断地学习、试验、试探，他始终在追求、探索汉语白话叙事文学如何更洒脱。

读蜜君：您有没有在创作上借鉴过他？为什么我们要读汪曾祺？

龙冬：很早的时候，对我有语言上的影响。说句老实话，汪曾祺的作品，不要说文学创作，对今天的学生，我认为是一个基础教育。在一个孩子幼年时期，如果能够接触到汪曾祺，哪怕是听别人读，这个孩子未来的语言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是想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滋养的话，那么汪曾祺或汪曾祺这一脉的作家，他类似于一个桥梁或者就是拐杖，可以架着你走一段。

“普通读者和圈内人，都推荐入手《汪曾祺别集》”

读蜜君：这一次编辑《汪曾祺别集》，您的工作主要是什么？

龙冬：这次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茱萸小集》，是《别集》的第一本，也是他早期的小说探索的这么一部分。另外一本就是《逝水集》，因为最早的那一版是我编的，这次又重新增加了一些内容，比我原来的版本丰富了一些。

《汪曾祺别集》第13集《逝水集》，龙冬编

读蜜君：93年编跟这一次编，您再读汪先生的文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龙冬：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过。汪先生的东西，即使书都不摆在手边了，不读了，他也是已经融化在我的文学欣赏的整个系统里面去了。所以，读与不读，93年读还是现在读，其实差别不大。

读蜜君：您手上有汪曾祺的手稿吗？是否都保留着？

龙冬：我曾经有几个。其中一篇叫《老董》，是个很短的散文，我把它赠予了汪曾祺的另外一个忘年交苏北。

汪曾祺先生的另外一个忘年交苏北

还有一份手稿，后来他作品发表的时候叫《遥寄爱荷华》，副标题叫《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实际他给我这个手稿的时候没有这个主标题，他就叫《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我在电话里跟他聊，我说这个题目太直白了，很像个副标题，您再给我起个标题吧。“啊！”他说，“那这起个什么标题呢？我想想吧。”忽然，他又说，“等一下，就叫《遥寄爱荷华》吧。”所以手稿上没有这个标题，发表时有。这份手稿纪念性很强，我就自己保留了。其他手稿全部在汪先生去世之后，都交给他的家人保管。

读蜜君：什么时候开始做《汪曾祺别集》的编辑工作？这一次《汪曾祺别集》究竟“别”在何处？

龙冬：2019年，当时商量说要做一套最佳版本的书，我也极力主张做这么一套。因为沈从文我现在留下来的书就是一个《沈从文全集》，一个《沈从文别集》，其他任何版本我都没有。

从阅读的角度，《汪曾祺别集》是一个相对最全的选本。《汪曾祺全集》是把只要能发现的所有作品都收入其中，大都是供给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或者是对汪曾祺热衷到发烧的高级粉丝。《汪曾祺别集》则是最经典最完整的一个选本，同时在编排质量上，校订校勘各方面，我认为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版本，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由汪曾祺的后代、研究者、学生担任编委的版本。这一次我们完全遵照他的原稿、初次发表和他生前校订认可的版本，还有必要的注释，这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文本，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龙冬读蜜君：《汪曾祺别集》小说卷前8卷先上市，您会不会推荐给圈内人去买，会不会推荐普通读者去看？为什么？

龙冬：一般读者要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都不能绕过汪曾祺。如果想从文学中寻找一些养分和慰藉，都绕不过汪曾祺。

对于研究者、圈内人，《汪曾祺别集》是立足于他的重要和经典作品，相对来说是全的。另外无论是从可信度、学术价值这些方面，我们这次都已经尽力了，并且这个版本还是流动的，不凝固，如同一部词典编纂，往后不断的再版，还会有新的修订增补内容。

采访后记：龙冬是一个少年感非常强的人

面对面采访龙冬，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少年感非常强的人”，这种“少年感”，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自知。

他有“师者”的一面，因为够热心，够资深，对文学相关的事，喜好发表评论见解，对“世风日下”的现状，不吝啬犀利的言辞。

但我知道，那些批评、见解和评论，恰是源自他作为一个文学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的少年般的初心。

从小看的都是“教科书般”的文学书单，和他谈笑来往的，不少也都是名士。然而，这些既没有成为他的谈资，更没有成为他创作的素材。

和汪曾祺相交10年，他们之间唯一的工作交集，也不过是他帮汪先生编了一本自传体散文集。在汪先生去世后，他只保留了一份具有纪念意义的手稿，而把其他的手稿都交还给了汪先生的家人。龙冬手里有汪曾祺先生长子汪朗赠给他的一瓶酒，那是一瓶汪曾祺先生遗留下来的洋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