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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计量电影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

敬沙 2020-07-10 22:31:09

文章来源于当代电影杂志，作者杨世真

英美电影研究领域兴起的“计量电影学”，（1）着力将计量学方法、大数据技术引入电影研究，正在给传统电影研究带来全新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按照沃伦·巴克兰德（Warren Buckland）的说法，计量电影学用系统化、数字化的方式测量与分析影片的风格，其过程至少包含计算那些能够反映影片风格的形式元素或变量，其优势在于能提供一种更为客观、更系统化与更精确的影片分析模式。（2）换句话说，计量电影学旨在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别（或地区）、不同导演的影片做形式元素的基因测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去发现各种常量与变量，为认识影片形式特征变化与导演风格对比提供新的方法与观点。很显然，这与经典电影研究的方法差别很大，由此形成了大卫·波德威尔所称的“后理论”景观之一。

鉴于计量电影学研究在国内尚未开展，为便于读者了解概貌，本文拟先介绍其兴起的背景及发展阶段，然后概括计量电影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介绍其基本方法，最后讨论国际计量电影学现存的问题及其对中国计量电影学研究的启示。

一、兴起的背景及发展阶段

计量电影学兴起的背景主要有两点：

首先，对欧美传统电影研究范式的不满。

计量电影学的兴起，首先源于对欧美某些电影研究偏重宏大叙事或大理论的不满。电影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进入欧美高校体系后，一方面推动了电影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却难以避免科层化的弊端。大卫·波德维尔就此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电影文本的理论性和批判性研究被教条学派所支配，其中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你是属于‘新历史主义’学派还是‘接受主义’学派、抑或是‘后结构主义’学派？如此等等。在这一氛围下，大量理论教条被运用到电影研究中，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关于电影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的分析。”（3）不少电影理论越来越远离电影创作实务，越来越成为哲学、女性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的演绎工具或附庸，往往只见“理论”，不见“电影”，电影研究的本体性丧失殆尽。不少电影批评沦为索隐式的传记批评、主观式的印象批评，抑或庸俗社会学批评，电影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大打折扣。电影研究需要引入新理论、新方法、新工具和新范式。

作为计量电影学的创建者，巴瑞·索特（Barry Salt）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种主要的电影理论的缺点逐一做了批评，其中对法国新电影理论的评价更为典型地突显了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与欧陆宏大理论传统在电影研究领域的深刻裂痕。巴瑞批评了法国从中学开始就把哲学课作为必修课，但是却沿着“黑格尔式的19世纪传统体系的方向发展，而这很难适用现代科学。······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在英语世界一直很难被接受。······其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法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包括未来的电影理论家，即所谓的社会科学家或哲学家——一点儿不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意味着按照因果关系思考、理论与实验互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福柯、阿尔都塞、拉康、格雷马斯以及其他巴黎新左派成员的理论，缺少的正是上述科学特征。”（4）巴瑞认为，正是由于他批评了上述各种宏大叙事的电影理论，导致其论文与著作的发表或出版曾受到《画面与音响》《银幕》《电影季刊》等主流电影刊物及一些出版社的拒绝乃至封杀，原因是“我对他们所信仰的各种电影理论所提出的批评，他们没办法回答”。（5）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热潮的驱动。

近年来，计量学加上大数据技术，给社会学、传播学等社科领域带来的变革不容小觑。哈佛大学专门为此成立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该院院长加里·金（Gary King）教授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定量社会科学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包括相关的技术、方法和数据）是史无前例的，并且这个影响还在快速扩大。······社会科学内最重要的界线——定量与定性之分，表现出逐渐消减的迹象。定量与定性的社会科学家们协作的频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许多新数据来源都很好地表现了两个群体的关注点与兴趣点。······与此同时，定量研究者们正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方法对定性研究者的深厚知识来说，是辅助而不是代替；同时，定量研究者们也正面临向这些格外丰富的数据类型增加价值的挑战。”（6）

在电影研究领域，大卫·波德维尔提倡理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反对联想式思维而引发的各种跳跃性观点：“终极而言，我认为电影研究差不多完全属于一门实证性科学。······实证研究乃是在电影人所发展出的规范、形式与学者所做出的综合说明之间搭建观念桥梁的直接方式。”（7）这种理性研究与实证研究，正是既有别于“小理论”，也有别于“大理论”的“中层理论”（Middle-level theorizing）。中国学者乔晓春也曾发出“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8）的疑问。计量电影学的诞生与兴起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上述需求。量化研究、中层研究、实证研究等观念方法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为“后电影理论”时代的电影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到目前为止，计量电影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萌芽期

电影本身是科学发明的产物，其产品介质（无论是胶片，还是数码）具有严格的时间与空间属性，而这些属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对观众造成的心理与情感效果。因此，从量化角度来研究与认识影片特征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

巴瑞·索特提供的资料表明，瑞福恩·斯特克顿（Reverend Dr.Stockton）早在1912年就通过测量对剪辑率做过简单研究，这要远远早于赫伯特·巴雷特（Herbert Birett）在1962年提出的类似建议。（9）大卫·波德维尔与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则发现，20世纪20年代德国知名影评人格奥尔格·奥托·斯廷特（Georg Otto Stindt）于1926年就曾对德国与美国一盘胶片的镜头数量进行过比较分析，并注意到德国影片的“平均镜头长度”（Average Shot Length，简称ASL）在1921—1923年之间急剧下降。（10）

“苏联蒙太奇学派”的成员曾经对购买来的美国导演大卫·格里菲斯的影片进行逐帧研究，爱森斯坦在进行后期剪辑时拿着尺子测量胶片的长度。

这些发现都表明，电影研究者与创作者很早就注意到影片的量化特征，并将其用于研究和创作。

（2）形成期

英国的巴瑞·索特于1974年发表《统计方法与导演风格研究》一文，标志着计量电影学的诞生。在《电影风格与技术：历史及其分析》（Film Style and Technology:History and Analysis，1983）一书中，他萃取了平均出现于1895—1970年间几千部影片的形式元素（主要是平均镜头长度、景别、正反接、运动）参数大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代、不同导演的形式与风格史做了一种全新的考察。2006年，巴瑞·索特出版了第二本电影计量学方面的专著《走进电影：电影史、风格及其分析》。（11）在该书中，他进一步深入论述了统计学方法在电影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案例。上述文章与著作已经成为计量电影学的奠基和经典之作。

在大数据时代来临前，巴瑞·索特的电影研究独树一帜，为很多影片和导演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库，但由于他的数据大都是人工手段完成的，准确性与便利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大卫·波德维尔在《好莱坞的叙事方法》一书的重要章节大篇幅采用了这种方法。例如，在论述1960年后好莱坞电影新风格的重要特征“加快速度”时，就采用了这种量化研究的方法，把各个年代的镜头时长进行了比较。“每个人都认为现在的电影剪辑变得更快，但是多快才算快？和什么相比它才显得快？通俗报刊曾试图为我们提供情报。‘你看到的电影，’某位作者在1999年写道，‘平均拥有600到700次剪切。’好莱坞的业内人士一般都说，影片的平均镜头通常有1100个到1200个。这两组数据都低估了现在的影片剪辑越来越快的速度。”（12）

克里斯汀·汤普森则引用大卫·波德维尔的资料，指出：“在摄影棚时代，一般的好莱坞影片包含有600多个镜头，大多数现代电影剧本由超过800个镜头组成，有些影片甚至超过1000个；而有些更快的动作恐怖片，如《终极尖兵》，剪切如此快速以至于要有2000个左右的镜头。将不同影像进行如此无限的排列对想要保持因果关系以及时空的清晰、并使故事易于理解的好莱坞制作者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13）这表明镜头数量已经与影片节奏、情节叙述与受众体验直接联系起来了，而且还突显时代的差别。

共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终于让巴瑞·索特与大卫·波德维尔等人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之间也曾发生过激烈的论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芝加哥大学召开的首届世界计量电影学国际会议。

（3）发展期

芝加哥大学的电影史学家尤里·齐维安（Yuri Tsivian）携手统计学家兼计算机专家戈内斯·塞维杨（Gunars Civjans），于2005年创建开放式影片形式元素测量与统计大数据库，将计量电影学推进到真正共建共享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图1）目前已经汇集全球几百部影片的形式元素参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自愿上传，并且在持续更新中，成为电影研究的重要语料库。世界首届计量电影学学术会议于2014年在芝加哥大学成功召开。

图1. 在线数据库CINEMETRICS的首页主图

迈克·巴克斯特（Mike Baxter）于2014年出版著作《计量电影学数据分析笔记》（Notes on Cinemetric Data Analysis），对计量电影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做了简要的介绍，并提供了不少新的案例分析。国外不少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开始出现计量电影学方面的选题。

二、计量电影学的

基本特征及基本方法

计量电影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合一”：一种量化研究、一种文本内部大数据研究、一种比较研究、一种可视化研究、一种具有新范式色彩的电影形式与风格研究。而当前“四个一”复合交叉作为形式与风格研究的定语时，给电影研究带来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

1.一种可量化的电影研究

尤里·齐维安的网站开篇语是“一切皆可量化”，这多少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测量一切可以测量的，就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测量的目的是否明确、测量的工具是否准确、测量的标准和过程是否科学。

然而，将测量、计算、量化等概念、方法与艺术研究对立起来的传统偏见却根深蒂固。早在20世纪初年代，记者就用“3000尺（胶片）的莎士比亚”来嘲笑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认为在诗歌与艺术的王国里没有数字与测量的一席之地。自1968年起，计量电影学的创建者英国学者巴瑞·索特的开创性论文及著作屡遭英美主流电影期刊及出版社的拒绝更是明证。

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早在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发现美的本质与数量的比例及其和谐密切相关，如黄金分割率。前文提到“苏联蒙太奇学派”曾将格里菲斯等美国导演的影片进行逐帧研究，爱森斯坦本人在剪辑的时候更是拿着尺子测量胶片，以便把握更精准的节奏。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电影的介质皆为数字化构成，诸多形式元素因此可以量化。其中的量化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导演的艺术个性及时代风格，直接影响到影片对受众的效果，如镜头数量、时长、景别、运动元素构成、角度、台词密度、音乐密度、剪辑方式、情节点数量、角色数量与构成、场次数量及时长、光源属性及类型等等。艺术创作固然不应该被简化为公式，但艺术创作的结果——客观存在的作品形式——是有规律可循的。巴瑞·索特指出：“文学与音乐领域早就开始运用计量风格的分析法，我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14）借力大数据技术，用量化、测量、计算等方式逆向探寻电影形式构成的基本规律，成为电影研究摆脱主观臆想，迈向科学化、客观化的必然选择之一。

2.一种基于电影文本形式元素基因测序的内部大数据研究

当前将大数据与电影结合起来的案例并不鲜见，比如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就是全面的大数据网站，包括了影片的众多信息、演员、片长、内容介绍、分级、评论等，截止目前已经汇集了几百万部影片及人物资料。Box Office Mojo则专注于票房统计。Netflix虽然是一个互联网媒体视频租赁公司，但是今年来也开始利用其所掌握的客户观看行为大数据，通过创新算法，预测最受观众欢迎的题材、演员、情节等创作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内容生产，电视剧《纸牌屋》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文的豆瓣网、时光网、1905电影网等大都包含电影、影人、影院、商品、新闻、论坛等几个子数据库。上述公司网站涉及的绝大部分都只是与电影相关的外部数据。

计量电影学不但萃取影片文本内部的形式元素及其参数，而且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是一种对艺术文本内部形式的基因测序。其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内部形式参数大数据库，包含形式元素选取、参数设定、确立标准，然后进行描述统计与推理统计。因此，需要积累大量的影片内部数据。巴瑞·索特提出：“理想的情况是要分析大量的影片，不管是好影片，还是差影片，而且是随机抽取的。选择一两部影片就试图确认一个时期的风格特征是无效的。”（15）他进一步指出：“我对电影风格与技术主要趋势的思考，是在考察了平均出现于1895年到1970年间的几千部影片的基础上的。”（16）可见，这是一种以文本内部参数为中心的大数据。

3.一种多层次、多视角的比较研究

计量电影学既有电影史视角，特别是形式与风格史的纵向比较，也有国别（或地区）、导演之间影片形式特征的横向比较，甚至可以将不同元素在同一部影片内部的互动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研究与传统的比较研究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操作上更方便，论据上更客观。

4.一种可视化的电影研究

将从影片内部提取出来的各种抽象数据用图表方式展示出来，有利于人们更直观地观察与理解这些数据，这也是当前建设数字新人文的一个亮点。毕业于海牙皇家艺术学院的弗里德里克·布罗德贝克的作品，（17）其亮点主要是在可视化，提出了“可视指纹”（visualfingerprint）的概念，用以描述影片的形式特征，并且率先提取色彩元素并进行量化分析。

5.一种基于新范式的电影形式与风格研究

计量电影学不能为数据而数据，它有自身的目的。巴瑞·索特在《电影风格与技术：历史与分析》一书中开宗明义地交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电影风格的形式特征发展史。”（18）沃伦·巴克兰德强调：“影片的统计学研究首先是一种系统化的场面调度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镜头调度理论。我们都知道是爱森斯坦发明了镜头调度这个词，它是指用各种镜头参数将动作与事件转化为电影的方法。”（19）镜头是电影最小的表现单元，研究镜头是研究影片形式的基础，形式参数的变量则跟导演的形式偏好与风格特征有直接关联。计量电影学聚焦电影的形式与风格研究，但很显然跟传统的形式与风格研究方法差异明显。

计量电影学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在提取影片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的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比较为主），发现常量与变量，并就相关电影理论问题与创作问题开展讨论。以下着重介绍一下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的确立、测量工具的选取。

1.形式元素及其测量参数的确立

虽然从理论上讲，一切形式元素皆可测量及量化，但作为电影研究的测量不同于一般工程力学上的测量。计量电影学主要选择一切能够影响作品构成并对观众产生直接影响的形式元素，并进一步确立其测量参数。选择测量元素及其参数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点：

第一，测量的必要性，即被测量对象一定要具备形式的表现力，对形成影片或导演的风格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巴瑞·索特就认为并非一切运动都适合作为测量参数，例如“微动”：“有必要指出，为了让演员保持在取景框中而让镜头发生的移摇运动，应该划归固定镜头。这类镜头从二十年代末起就开始了，是出于摄影师的自发行为。这就跟把摄影机对着演员而背景在变化的情况一样，例如拍摄车里的演员就是如此。顺便说一下，真正的摄影机运动只能由导演拍板，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做决定。所以，我希望有一天不要再看到评论家们作出诸如‘基于复杂潜意识的摄影机微动’之类的评语。”（20）巴瑞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微动”只是纯技术因素，无关导演的创作意图，因而没必要统计到运动元素中来。

第二，可测量性，即要有适合的测量工具，能够确立统一的测量标准，使得人人可用，适合所有影片，测量的结果要能够以量化形式体现，并且要精确、稳定，排除偶然因素。比如镜头时长、镜头数量、剪辑率等都是理想的可测量对象；（镜头的）运动、景别、角度等虽然世界各地划分标准不同，但根据行业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总能够确定一个基本一致的测量标准，也都是常见的可测量元素。当然，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可选的测量对象及其参数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既测量常量，更测量变量。测量影片的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的常量，是为了发现不同类型、不同导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电影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一般规律，而变量则正是差距或风格的特征之一。“风格参数”（stylistic parameters）或“变量”（stylistic variables），并非指所有的形式元素或参数，而是指那些特别能突显导演（作品）风格的形式或参数。

2.目前常见测量元素及其测量参数

到目前为止，计量电影学的测量对象主要集中在镜头元素及其参数。也许正因为如此，沃伦·巴克兰德才把它称为一种“镜头调度”理论。具体的测量参数主要有镜头的时长、运动性、角度、景别、剪辑率、正反打等六大参数。对镜头时长的测量，目前数据积累最丰富、研究最为成熟的是影片的“平均镜头时长”（ASL）。

“平均镜头时长”这个参数之所以很重要，并非因为数据本身，而是因为接下来以此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比如，人们常常将欧洲电影与美国电影进行比较，一般人的印象是欧洲电影很慢，美国电影较快。但具体有多快或多慢？如何解读这种快和慢？并没有基本的、可信的共识。（21）巴瑞经统计得出结论，1912—1917和1917—1923年期间欧洲电影的平均镜头时长要比美国电影长（慢）2秒整：“2秒钟在纸上也许不算多长，但是在银幕上却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想象以下你所知道的某部电影的每个镜头都延长2秒的效果，你就会明白其差别有多大。”（22）

通过量化比较，除了可以用来分析国别/地区影片的风格差异，还可以用于导演个人风格分析，因为数据表明，“平均镜头时长已经成为导演个人风格形成的标志”。（23）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这种数据为影片叙事的节奏问题提供了最直接、最客观的证据，与以往仅凭个人感受来判断的研究路径截然不同。

3.测量工具的选取

开展计量电影学研究基本上要运用两类工具，第一类是数据萃取工具，第二类是数据统计分析工具。

巴瑞·索特在创建计量电影学的时代，主要采用人工手法进行测量，所测量的影片还是胶片，便利性、参与性与分享性的程度都不够高，数据也难免出现很多误差。大卫·波德维尔则开始运用DVD播放机帮助计算镜头数量，对测量对象与测量过程的控制性增强了，但仍然不够精确，比如波德维尔本人提供的镜头时长数据绝大多数都是以整秒形式出现的，这很显然不符合影片镜头时长的实际状况。

尤里·齐维安则与统计学家兼计算机专家合作，开发了自己的统计软件Cinemetrics。用户只要把运用其他工具（主要是计算机软件）提取的数据输入相应的对话框，那么软件将自动进行各种形式与目的的数据统计处理，并根据需要生成各种形式的可视化图表，非常便捷与高效。

其实，其他很多视频制作软件都可以作为辅助测量工具，如Video Studio、AE、DaVinci Resolve、Premiere、Final Cut、Edius等等都可以。其中，Video Studio、DaVinci Resolve这两款软件还具有不错的自动镜头探测（shot detection）功能，并具有对整部影片的镜头进行拆分、输出的功能，有助于节省镜头切分统计的时间成本。

数据统计分析工具的主要作用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针对前期萃取的数据进行深加工。常见的统计软件有SAS、SPSS、EXCEL、S-plus、R、Python等。其中多数都需要一定的计算机编程基础。对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较为适合的是SPSS。对于传统人文艺术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来说，与具有统计学、计算机学科背景的人合作开展研究可能是最佳选择。

三、尚存问题及

对中国计量电影学研究的启示

国际计量电影学已然兴起，但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有必要开展对话与深入研究：

第一，研究对象主要限于欧美影片，中国影片数量过少。这对于已坐拥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进行中国影片的形式元素基因测序、建立相应大数据库迫在眉睫。

第二，偏重于电影史（主要是形式发展史、风格史）研究，未来是否或如何能更有效地与专业教学、电影创作更紧密良性互动？电影研究的价值大小在根本上取决于此。

第三，影片形式参数测量的准确性有待提高，比如巴瑞·索特及大卫·波德维尔等人以整秒而不是以帧为单位来统计镜头时长。单个镜头的误差范围在1—23帧之间，时长5—23帧的镜头观感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波德维尔不同意索特只计算一部影片前30分钟或前40分钟镜头时长的建议。当然，如果本身就是为了研究一部影片开头部分的形式和风格特点，倒未必不可行。还有，不同剪辑手法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如何解决？例如淡出淡入到底算一个镜头还是两个镜头？特别是运用特技剪辑的地方给计算镜头数量造成困难。片头片尾如何统计？以及各种软件产生的误差，等等，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四，有志于量化研究的学者是否一定要经过统计学、软件使用（SPSS/Python等）乃至计算机编程语言训练？

第五，影片中哪些形式元素可以量化，在多大程度上量化，缺少统一的标准。目前可测量元素种类仍然太少，测量的手段也不够丰富与便捷。

但是，测量统计的范围与种类绝不仅仅限于以上几种。

实际上，测量统计的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种类与范围是开放的。只要确认某一对象的可测量性、能够量化、有合适的测量工具与测量标准，并且最关键的是对于研究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可以根据每位研究者的具体需要加以选择。比如：声画关系组合方式的统计，比如台词的密度，比如演员的数量及戏份等。巴瑞提到：“这种比较方法还可以应用到作品内容独特性的讨论，就像讨论其形式那样。”（24）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可以涵盖内容与形式，或者说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影片的内容与形式不再是对立的元素，而是很自然地统一起来了。

第六，此种量化研究如何与质化研究相结合，而不是赶大数据的时髦或迷信大数据？对传统的电影理论能带来哪些补充、变化或修正？加里·金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大数据，重要的不是数据》中强调：“大数据的价值不是在数据本身······大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数据分析。数据是为了某种目的存在······有数据固然好，但是如果没有分析，数据的价值就没法体现。”（25）社会科学研究的量化方法只是手段，应该服务于各种质化研究的目的，不能陷入为数据而数据、为量化而量化的陷阱。

上述种种，为我们对标国际计量电影学，返场中国电影理论场域及中国影片形式基因大数据库建设，开展中国特色计量电影学研究，提供了无限可能与想象空间，也是开展中国计量电影学研究的起点。这种研究不仅是因应国际数字人文潮流，更是中国电影研究、教学与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致。

中国的计量电影学在总体上尚属零星的起步阶段，突出表现为侧重认识论的拉片阶段，或偏重于观众、票房、院线等外部产业大数据，涉及影片文本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的内部大数据统计分析的专业学科意识不强。

不过也不乏一些敏锐的先行探索者。较早有意识地从量化角度分析影片特征与导演风格的当属卓伯棠的文章《电影语言的开创者：论胡金铨的剪接风格》。（26）内地主要见诸刘永泗、刘莘莘在《美的解构》一书中对单部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进行的拉片式分析，涉及摄影、录音与剪辑等元素；刘涛的论文《大数据思维与电影内容生产的数据化启示》强调七种用户大数据与与六大电影内容元素（故事、影像、导演、表演、声音和剪辑）之间的互动关系；杨健撰写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一书，通过14部电影、两部电视剧讲授编剧基本理论与技巧；笔者提出的影视导演“逆向式分层实训法”涵盖了影片文本解构、形式元素及参数提取、逆向仿拍等计量电影学从认知到实践应用的多个环节，与大卫·波德维尔倡导的“秉承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精神”有共通之处；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文化大数据实验室，其中涉及了剧本数据库建设与智能剧本创作系统；北京电影学院也成立了电影产业大数据研究所。

在这样的起点上开始中国的计量电影学研究，对照国际上计量电影学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应给计量电影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宽容与鼓励，促进中国传统电影研究观念和范式的多元化。国外的计量电影学从当初研究成果屡遭拒绝乃至封杀，到逐渐被英美主流学界接纳，着实不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这种量化研究方法不被偏重质化研究的传统电影学界理解和接受，更何况在这种量化研究基础上得出的一些结论，往往以其无可辩驳的数据统计为基础，对某些传统的电影理论和观点提出了挑战。比如，“当我们来看这些统计结果时，安德烈·巴赞（Andr é Bazin）按照是否使用长镜头及深焦镜头而将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导演们分成两大类的做法就很值得怀疑了。事实上，《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平均镜头长度与其所处时期的平均数差不多”。（27）中国的计量电影学研究将会如何呢？相邻学科计算传播学尽管已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进行着，仍不免遭到“计算传播学，可以休矣”（28）的奚落和反对声。中国电影研究要回答新时代和新业态所提出的问题，学界有必要秉持开放与宽容心态，努力促进电影理论与电影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计量电影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之一。

第二，应加强计量电影学的应用研究，超越国际计量电影学局限于电影（风格）史研究的狭隘视野。中国计量电影学研究应该承继20世纪80年代电影研究与电影创作紧密互动的良性循环传统，必须缩小理论研究与电影实务的鸿沟，不能为方法而方法，为数据而数据，为理论而理论，否则就是重走某些西方电影理论的老路。因此，像国际计量电影学那样仅仅满足于电影（风格）史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计量电影学应该自觉地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推动电影实务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

中国计量电影学的应用主要集中到两方面：其一是应用于教学，可从大数据库里抽取各种影视动画基础形式元素及参数，并在专门的模型中进行直观教学演示，克服传统影视传媒动画教学较为抽象与主观化的缺点，以此为基础开发系列多媒体教材及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其二是应用于社会服务，面向影视公司、众多自媒体机构、企事业单位推介专利产品，比如一个大型动作场面往往花费很大，而用直观的预演系统可以提高作品的完成度，保证艺术效果，节约成本。虽然目前有一些预演系统，却很少有大量经典影片的形式元素及参数大数据库的支撑，导演只能与自己心目中的效果进行比较，而很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新的创作。

第三，扩大影片文本种类、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的提取范围。除了传统的电影（含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还应扩大到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乃至网络电影等。具体到某部影片文本内部来说，把影视作品和动画作品文本中一切能够数字化（量化）的形式因素都抽取到大数据库，为全媒体时代更广泛的视听文化产业服务。

第四，中国电影计量学的研究当然应该以中国电影文本作为主要对象，但同时也应加强与国际计量电影学界的对话交流，开辟中外电影研究学术界对话交流的新平台、新形式、新话题，为当下的“中国电影学派”建设做贡献。多位国内电影学者强调指出，建设“中国电影学派”一定要有国际参照系统，要有世界和全局的眼光，不能老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开展中国本土计量电影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在世界电影形式元素基因测序中为中国影片占得一席之地，这种基于文本形式的比较视角则更容易与国际电影界建立对话关系。这不失为中国电影“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选择。

当然，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计量电影学可能会给中国当代电影研究带来哪些有价值的新东西。无论如何，它不是要进行所谓研究范式的转移，更不是要取代传统的电影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补充与丰富，以便促进电影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考虑到计量电影学在其诞生之际的种种遭遇，我们有理由为其在中国学界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的丰厚积淀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大发展，又让我们热切期待计量电影学会给予中国电影研究及中国电影产业新的赋能。

（杨世真，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 200234）

注释

（1）英文为Cinemeitrics，或Statistics/Computational Film Studies。

（2）Warren Buckland.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Literature and Cinema[OL].http://www.cinemetrics.lv/buckland.php.

（3）[美]大卫·波德维尔《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电影理论》，陈犀禾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BarrySalt.Film Styleand Technology:History and Analysis.London:Starword,1992,pp.5-6.

（5）同（4），PREFACE。

（6）[美]加里·金《重构社会科学：基于哈佛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反思》，黄建军、杨文辉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5期，第126—127页。

（7）同（3），第16、17、23页。

（8）乔晓春《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9）同（4），第142页。

（10）David Bordwell:Precise Tools in Film Studies(Brief Survey,1974-2005).http://www.cinemetrics.lv/bordwell.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