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纪念”的悖论：我们真的在乎纪念碑吗？

（本文首发于The Conversation，作者Sarah Gensburger。原文为法语，中文翻译自原文的英文版。原文网址：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paradox-of-de-commemoration-do-people-really-care-about-statues-141807）

6月7日，在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奴隶贸易者Edward Colston的铜像被推倒。自此，争议人物的公共纪念碑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有些人物本人早已几乎被遗忘。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当代社会中公共呼吁纪念行为的社会效应，将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这一路径被称作“记忆的社会学”。“记忆的社会学”并不是讨论什么应当或不应被纪念，而是希望引导我们思考：为何我们要拆除那些几乎没有人感兴趣的纪念碑？

作为“（去）纪念”的纪念碑拆除行为

拆除纪念碑是一项由来已久的社会实践，例如，这类事件曾在苏联解体时非常普遍。1991年，在法属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约瑟芬皇后的雕像被斩首，以抗议其丈夫拿破仑一世在1802年重新建立奴隶制，并且她本人是该岛一位地主的女儿。

“去纪念”（de-commemoration）一词有时被用来描述从公共空间移除指涉过去之物的行为。这一概念将这些行为视作纪念活动——虽然“去纪念”行为并没有政治权威授权，并且有时诉诸暴力。一些人断言拆除纪念碑是在以当下的标准来评判过去，并由此批评这些行为错置了时代。然而，纪念物本来就在被不断修改，其意义更是一直被当下经验着它的人们所挪用。因此，一个社会重新审视曾经建立的纪念物，这样的行为既不新鲜，也非独一无二。

然而，自21世纪以来，这种做法越发普遍了。这种加速的重审纪念不仅限于示威活动或社会运动，也未必与奴隶史或殖民史相关——远非如此。例如，法国在1954年到2000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仅设立了四个新的全国性纪念日。而自那以后的20年里，法国却创造了至少十二个纪念日，每一次设立都涉及立足于当下的、对过去的重审。

漠不关心的路人

通常，大多数纪念日、雕像、牌匾以及其他纪念物并不受关注。可以做个实验，让你身边的人列出他们家附近的纪念碑。大多数人列不出来。即便一些人记得雕像的存在，他们或许也无法告诉你那些人物是谁、他们有哪些事迹、以及雕像的铭文有什么含义。

哪怕是对近期事件的公共纪念也是如此。2016年1月，巴黎栽种了一棵“纪念橡树”，以缅怀2015年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一项正在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表明，附近居民或路人很少意识到这棵树的存在，更不用说了解树的具体含义了。

即使在纪念碑被推翻后，这种冷漠也常常持续存在。2017年，纽约成立了关于城市艺术、纪念碑和地标的市政咨询委员会（Mayor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ty Art, Monuments and Markers）。委员会所审查的案例包括哥伦布以及二战期间法国合作主义国家元首菲利普·贝当的雕像。

当时安放在中央公园的J. Marion Sims医生的雕像就是其中之一。Sims是一名妇科医生，曾在黑奴妇女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委员会建议保留纪念碑的底座，并添加介绍性质的牌匾，另一方面将雕像本体替换成新的纪念黑人妇女的雕像。Sims的雕像已经被移到他的坟墓，成为一座私人雕像。截至2019年春，原来的底座上尚未树立新的雕像。

在我与学生们研究巴黎与纽约的“去纪念”活动时，我在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的学生们访谈了到访中央公园的人们。结果表明，仅有少数曾支持移除雕像的受访者察觉到Sims的雕像被拆除了。绝大多数受访对象，包括一些非裔美国人，充其量只是注意到“某个雕像”不在了，而现在空荡荡的底座成为了孩子们新的玩乐场所。

记忆政策的真正影响是什么？

问题的关键不再只是是否应当保留某个特定的纪念碑，而是在公共场所中树立指涉过去的纪念碑目的为何。现有研究提醒我们应当谨慎考虑这些纪念碑以及其他纪念活动的社会影响。

与通常认为的相反，记忆的重塑行为很少改变目标受众对过去的再现。现有的研究表明，引导性的信息实际上只影响了已经相信这些信息的人。有时，这些刻意为之的信息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原有的刻板印象。

许多为种族、性/别、宗教歧视的受害者们抗争的人似乎认为，在公共场所纪念他们的英雄是促进反歧视事业的有效途径。因此在近几个月以来，虚构的纪念牌匾被张贴在巴黎的一面面墙上，以此作出象征性的姿态。

因此，与大多数政客评论所说的不同（比如法国总统6月14日针对特朗普总统发表的讲话，后者认为那些推倒雕像的人是“暴力的极端主义者”），那些要求“去纪念”的人并不是为了与其他同胞割席。相反，他们的诉求恰恰证明他们正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他们与他们的反对者一样利用记忆作为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当代记忆政策的主要功效不是改变过去的再现从而引导未来的行为，而是动员更多的社会行动者并且创造共享的政治空间——即使这个空间本身充满冲突。

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一直将暴力过往的重塑与当代针对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也难怪纪念性的诉求会成为反种族歧视斗争的主张，而纪念碑与牌匾只是其中一例。这种情况是行动者参与政治场域的完美例证，而这一政治场域则由西方国家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建构。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辩论，首先就要承认上述事实。因此，正是通过这种漠不关心与行动主义之间的悖论关系，记忆政策才发挥了作用。

应当实现系统性改变

也正因此，想通过推崇或移除（这两者为一体两面）单个人物的纪念碑来实现系统性改变是徒劳的。

改变社会不是把“坏人”转变为“好人”，而是要转变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对记忆政策效果的研究表明，改变个体的再现方式远不足以改变个人的行为。同样，仅仅将过去的宰制或未来的解放局限在几个典范人物身上，忽视了根植于这些宰制、歧视和不平等的内在机制。

举一个不幸的例子：2015年非裔美国人Freddie Gray去世后，被指控的六名警察中有三名是黑人。在美国，种族问题深深嵌入警察队伍中。一些警察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肤色的污名而成为潜在受害者，他们在工作中也许仍然会以种族主义方式行事。

类似地，社会学研究指出，要改变女性的地位，施行强制性陪产假或者有约束力的公时规定，也许比宣传女性英雄或者设立反对刻板印象的项目更为有效。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世界各国将成立公民与专家委员会来讨论“记忆”在公共场所应当采取的形式——无论这些讨论是有关殖民主义、奴隶问题还是女性地位。像J. Marion Sims在纽约的雕像一样，这些讨论无疑会激发更多的建议。但是，为了消除歧视并实现真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平等而作出的努力不应局限于“拆除这个或那个雕像”的讨论。的确，针对奴隶制及废奴的结构性和经济性后果，媒体（对纪念议题）的热烈报道有可能遮蔽与之相关的全面、开放的辩论。赔偿不能只是象征性的。如今，真正重要的是立足于当下的系统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