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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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萨考斯基说：“东松照明透过他作品的观念、作风、方法论，确立了日本年轻摄影家衡量自己存在的标准……在他的摄影中，名义上的主体变为更平凡、有时甚至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些照片本身，却转变为对其生命经历的直觉回应的更尖锐、更丰富的记录。”森山大道说：“我刚开始摄影时，就被他吸引，我尊敬他，崇拜他，模仿他，我眼中没有其他摄影师。”“我们俩（荒木经惟、森山大道）就是东松先生身边扛枪的和持盾的。”

（元朝）划省之目的在于统治及控制。故纵的方面，指挥系统务求严密，不惮阶层繁复；横的方面，区域划分，旨重率制，不厌支离破碎，自难求其符于地理。——傅角今

《创世纪》系列是萨尔加多用8年时间完成的一个史诗般的探险项目，在深山中、在沙漠和海洋里，纪录了那些逃脱了现代社会印记的人和动物、土地和生活、他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的星球。“这个地球上大约46%的区域仍然保持在最原初的状态，”萨尔加多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存在。”萨尔加多的创世纪项目展示了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人们需要做的是逆转对它的伤害，保护它的未来。——《时代杂志》

4/3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相。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历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尼采

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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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认识器官，都是起抽象和简化作用的——不用来认识事物，而是驾驭。“目的”和“手段”就像概念一样，都是远离本质的。人们用“目的”和“手段”来驾驭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不过，人们利用了构成事物过程的“概念”。——尼采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鲁迅《读书杂谈》

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简明的句子，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赢得在后辈中持久的名声。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这三个词对抗着混乱和虚无。 —— 米沃什《寻找我的家》

米沃什论诗：——我我经历了二十世纪恐怖的一幕又一幕——那是现实，而且我无法逃避到某些法国象征主义者所追求的“纯诗”的境界中去。虽然有些诗歌仍保有一定价值，比如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华沙、在犹太人居住区熊熊燃烧时写的《菲奥里广场》，但我们对暴虐的愤慨少有得当的艺术性文字来表现。——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二者若必择其一，我选择客观的艺术，即便它的意义并非由理论阐释，而是通过个人努力来领会的。我希望自己做到了言行一致。——既要认清事实举足轻重，又要拒绝诱惑、不甘只做一个报告员，这是诗人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诗人要巧妙地择取一种手段并凝练素材，与现实保持距离、不带幻想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种种。——诗歌一直以来都是我参与时代的一种方式，我同时代人身处的为人所控的现世。

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这不会使我们获得成功。因为，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定理，这里面没有“必然性”，而只是无能。——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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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国王，某天患了一种身体渐渐融化的可怕疾病，医生和药物均不见效。于是国王制定了新的律令，凡是看见国王模样的人，均处以死刑。这条律令十分有效，即使国王鼻子融化了，手腕不见了，脚消失了，也没有一个人怀疑国王的健康。不久，国王的身体开始融化，一动不动的国王打算求救，甚至连嘴巴也开始融化了。最后，国王怎么样，还是变成了什么，谁也说不上来，谁也不曾怀疑国王的存在。不仅如此，这个不说话也不能动的国王反而被逢为明君，长久地赢得民众的喜爱。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马克吐温

生活——是无边无际的、浮满各种漂流物的、变幻无常的、暴力的，但总是一片澄澈而湛蓝的海。——三岛由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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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与年龄等条件无关，考验一直都很严苛，我们终此一生都得迎接最后的大限之日，无法回头，因此当下根本无需介意年龄，只要努力、任性地活着就好，生命的滋味就在于此。我早在许久之前就已破釜沉舟，每天为了应付生活上接踵而来的挑战而活。——森山大道

18年前洛尔卡说：诗歌存在于万物之中，无论美的、丑的，还是互相矛盾的，问题是要善于发现它，善于搅动灵魂中那深深的湖水。18年后他如是之说：诗歌是一种漫步街头的东西，它在动，它走过我们的身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神秘，而诗歌是一切事物共有的神秘。它会从一个人身边走过，它会注视一个女人，它会猜测一条溜掉的狗，人事万物都有诗歌。

4/7

我花了大半时间研究照片的构图，结果是，那些并不重要。完成度太高的照片，会让人想要马上销毁哦。在照片完成的那一刻，就会产生这种心情。甚至还在拍摄时，就想毀掉了吧。——荒木经惟

4/8

我啊，看起来像是因为非常非常喜欢摄影，所以才摄影的人，其实，我根本不是真的喜欢摄影，难以置信吧。我倒是想反问那些很喜欢摄影的人，摄影真的那么有趣吗？——森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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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窥视、聆听、窃听吧，知道些东西再死去，因为你不会在世上很久了。——沃克·埃文斯

4/12

摄影将你的目光集中在表面的事物上，它遮掩了那隐藏的生命。摄影是简化的苍蝇的眼光。人们为事物拍照是为了将其赶出心中，我的故事则是一种闭眼的方式。——卡夫卡

我始终认为摄影是件下流的事，这也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我处理的都是拙劣的东西……拍摄臭照片非常重要，而这些臭照片恰恰与你以前所没干过的事有关。——黛安?阿勃丝

4/14

18世纪，康熙看到绘有欧洲住宅的画作，摇摇头说：无疑欧罗巴乃狭小可鄙之邦，盖臣民无足够地气可接，以安家重土，竟至居于半空。

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因为世界上的目的和手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动了这个也就改了那个；每条不同的道路都使你看到其它的目的。———（马克思的学生）费尔迪南·拉萨尔《弗朗兹·冯·锡金根》

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一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贿买、监狱和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凡尔登主教）狄特里希·冯·尼海姆

我们可以在后果问题上进一步区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对自身或他人的利益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另一类则是那些做了这样的估量但毫不在意地将其强加于他人的人。我愿意为了一个未知但可能更好的未来而忍受现在是一回事，但以同一个无法证实的假说为名证明他人的苦难是正当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正是20世纪智识上的最虐所在：以你所认为的他人之未来为名，对他们的命运做出裁决，你可能不会对这个未来有任何投入，但你宣称自己对之具有独一无二的完美知识。——托尼·朱特

4/15

历史教导我们，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因为人类是懒散的，在他成长的每一步之前得牵着穿行沙漠四十年。得用威胁利诱、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安慰来驱使他穿过沙漠，这样他才不会过早地坐下来休息，因崇拜金色的小牛而分心。我们比别人更加彻底地学习了历史。我们与别人不同在于我们逻辑的一贯性。我们知道美德与历史无关，罪恶仍旧不受惩罚，但是每一个错误都有它的后果，一直报复到第七代。因此我们集中全部精力要防止出错误，消灭它的一切种子。在历史上对于人类的前途从来没有像我们那样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数人的手里。我们遵循的每一错误思想都是对后代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像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我们被视为疯子，因为我们把什么思想都推演到最后结果，据此行动。我们被人比作宗教迫害，因为，我们像他们一样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上感到超个人的生命来临的责任的全部重量。我们同宗教迫害者相似的地方在于，我们不仅迫害人们行为中邪恶的种子，我们也迫害他们思想中的邪恶的种子。我们不允许有隐私，甚至一个人的脑袋里也不允许有。我们生活在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后结果这种强制力之下。我们的头脑受到了强烈的充电，稍有碰撞就会造成致命的短路。因此，我们命运注定要遭到互相的毁灭。——《正午的黑暗》

张之洞论诗：诗之上乘，自以雄浑超妙为善。又云：有理、有情、有事，三者具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方臻极品。又云：作诗必学有余于诗之外，方为真诗。惜乎今之诗人，不能知也。

4/16

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可能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了，什么都想到、想透，想得很周全、精细，对各种事情有太强、太清醒的判断力，这样反而会丢掉生活和思想情感中那些感性的、偶然的、独特的、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扭曲自己的才能去适应社会，既要作品得名，又要生活得好，有名有利，但这在创作上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家应该按自己的直感、“天性”、情感去创作。我觉得作家不必读文学理论，但可以读点历史、哲学等，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有敏锐和独特的感受，保持这种感受才有文学的新鲜。读文学理论的坏处是创作中会有意无意地用理论去整理感受，使感受的新鲜性、独特性丧失了。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能更大一些，不必太着眼于发表，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不要迁就各种气候。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怕被埋没的。——李泽厚

我认识一位年长且有智慧的佛教僧人，他曾经在演讲中对他的国人说，他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某个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笑很丢脸，而当他把“我”换成了“我们”并告诉大家，“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时，在他的祖国就会有很多人兴奋地鼓掌，称他为爱国者。——贡布里希

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入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重要的，是在正视生命的诸般现实时，那种经过磨炼的一往无旁顾的韧性，和承受这些现实以及在内心中料理这些现实的能力。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韦伯《学术与政治》

4/17

我既不拥有读者群，也不想影响任何人。我从事写作既没抱任何目的，也不为写给别人看。如果说我的文字真有什么可以用语言表述的目的的话，则是在形式和语言上忠实于题材，此外别无所求。有一点必须澄清：这是在既荒唐又可悲的、受控于国家的所谓“责任文学”时期。我对“为谁写作”和“为什么写作”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将我与文学、思想以及与文学概念相关的精神分隔开来——就跟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条界线的名字，就叫奥斯维辛。我们要写奥斯维辛，就必须知道：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斯维辛中断了文学。——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我也像所有喜欢读五花八门杂学书籍的人一样，从童年时代起，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尘世生活和书中生活。尘世的生活，那是忍饥挨饿，无尽无休的排队，居住简陋、浑浑噩噩、疲于奔命人群中的一员。而书中的生活则是宫殿、剑客、北美的草原、海盗的大船、隐身义士、形形色色的强盗暴徒、高贵的骑士，当然还有名门闺秀。——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树号》

4/18

有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困扰，就是每次往事在回忆中浮现时，我从来不能确定事情真的是这样发生，或者这只代表我当时的想法，或根本就是我自己捏造出来。我就像个一生都在半睡半醒间的人，拚命想知道自己清醒过来之前的模样。所有事情都诡异地以慢动作发生，而且模模糊糊。——丹尼尔·凯斯《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4/19

跟芮德娜一样，我们感觉既幸福又悲伤，既充实又空虚，既渺小又伟大。我们感觉到一种勇气——有时它会被误认为是一种自私。但那不是自私，那只是自我。（恰如书中对戏剧奇才卡森的形容：“自我感强烈到被当成自私，两者已合而为一。”）自我与自私的区别是：前者需要勇气，而后者是出于怯懦——出于对自我的逃避——逃入貌合神离的婚姻、友谊、工作（因而很多时候，自私会伪装成某种表面上的“无私”）。所以这就是芮德娜的最动人之处：一种勇气。一种敢于面对自我，投入自我，并创造自我的勇气。这也是那一丝凄楚的来源。因为真正的勇气、力量都带有一种天生的悲伤。这是一场必败之战。一趟必死之旅。但一切也因此变得更美，甚至更令人愉悦，也更值得我们去——全力以赴地，无所顾忌地——享受和珍惜所有真实的爱和欲望。因为一切将逝。我们应该鼓起勇气，但并不是那种盲目、轻浮、短暂而充满激情的勇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冷酷、坚定而又持久的勇气，一种芮德娜式的勇气：“充满力量”，“从不抱怨”，“没有自责或自怜”，也没有幼稚的希望或梦想。可以说，这是一种艺术家的勇气——如果我们要把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对这种勇气，格雷厄姆·格林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它常被用来形容詹姆斯·索特，但也同样适用于芮德娜）：“作家心中必须有一块小小的冰。”——詹姆斯·索特《光年》

4/20

年轻时人们眼前的岁月那么漫长，以至于他们很难意识到，总有一天那些日子会成为过往；甚至在中年，对生活抱有平常的期望，人们也还是很容易找到借口拖延该做却不想去做的事；然而最后，不得不考虑死亡的时候还是到来了。各处的同龄人相继离世。我们知道人总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因此——众生皆如此），但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逻辑前提，直到我们被迫认识到在事物发展的普通历程中，我们的终点已经不再遥远。——毛姆《总结》

一个人只要能不随波逐流，能站稳自己的脚跟，生活得有主见，不为任何诱惑所动，自求温饱而决不从公家锅里舀取一杯羹，也就是说不为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不好酒贪杯，不走邪门歪道——这样的人就能在生活中，在人世间赢得一席之地。——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鱼王》

4/21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曾提过，托马斯·曼借了一本卡夫卡的小说给爱因斯坦读，爱因斯坦奉还时说：“我读不下去，人脑没有那么复杂。”

一件事物，其为不善之处无碍于其为美。不美、不神圣、不善，皆无碍于其为真，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这实在是项日常的智能。——韦伯《学术与政治》

约翰·穆勒指出：无论一个人所持任何意见，别人都无权压制他。“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唐诺：唯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唯有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一次次重读中，作品的伟大才会一点一点显现，一次一次给予我们启示与勇气，面对生活的琐细与生命的虚无。唯有重读，那些伟大的心灵才得以唤醒、重放光芒，不再只是一个沉睡的名字。伟大的作品，值得一读再读。好书像真爱，可能一见钟情，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杳远理解和同情却总需要悠悠岁月。

4/23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狂热分子》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低于2018年的4.67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较2018年少了0.48本。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有7.6%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报告》

自我纪实是一种船夫的苦役。我像坚持划桨似的执著于此，饱尝磨难，艰辛向前。船行的方向是否正确？也许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克莫德（Frank Kermode）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小说家。”——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我不会可怜那些二十几岁饮酒饮死的人，但我同情那些出卖尊严的人，因此我对人类挣扎谋生是有兴趣的。一个人需要多少钱生活，你不需要八间房，一间就够了。——尊龙

4/24

在极权国家的刑讯室里，展示着独特的行为心理动机。然而这一切都徒然无用，因为在这里，只有角色才是实质，换句话说：人就像那些能使死亡机器运转的轴承，无论是做刽子手，还是做受难者，都要好自顺从：无论怎样，他们都不是值得被关注的个别事件。在这里，假若有谁能被轮上说一个字，那才是特例呢；即便这样，他们最多也只能哀悼逝去的时光。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人性，不存在复杂多重的性格，尤其不存在独立的个性。因为，“雷同”恰恰是极权的实质。——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据《宣和书谱》载:“自汉晋宋以还，以草书得名者为多。姑以流传于今者……汉得张芝，蜀得诸葛亮……唐得张颠、释怀素”，丞相留下的墨迹，流传有序、较为可信的，只有相传为王羲之临摹的《远涉帖》，在《远涉帖》已经佚失的题跋中，明确指出这是王羲之临仿诸葛孔明的作品。全文为：“师徒远涉，道路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回，驰此，不复云云。亮顿首。”最后落款三个字中，“亮”是工工整整的楷体，在通篇草书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这应该是为了表示对收信人的尊重。

4/25

周恩来评切·格瓦拉：他每天都有日记（《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反动派把他杀了，因此，全世界都闻名了。青年就是崇拜英雄嘛。知识分子开始辨别不清，尤其在初期找出路的时候，各种想法都有……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没有完整的人生。只有碎片。我们生来注定一无所有，让一切从指间滑走。然而，这种流失，这潮水般的偶遇、挣扎、梦想……你必须不思不想，像只乌龟。你必须果断、盲目。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甚至无论我们不做什么，都会阻止我们去做相反的事。行动摧毁行动的可能性，那便是悖论所在。因此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每个选择都不可更改，都有细微的影响，如同将石头扔进大海。我们有孩子，他想，我们永远不能没有孩子。我们微不足道，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会溢出我们的人生……——詹姆斯·索特《光年》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因之，每一种促成团结的工具也是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做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于失去生命。——《狂热分子》

4/26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最凶暴的狂热者，往往是一些本来自私但却出于某些原因（内在缺陷或外在环境）而被迫失去对「自我」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把高明的利己手段拿来服务其无能的自我，转而用于服务一件神圣事业。但即便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鼓吹爱与谦卑的宗教，他们既不会去爱，也不会谦卑。——《狂热分子》

一些外国人集中写的中国医药史，虽隔，亦能看出一些隔的好处。有时我们把这种隔，称之为道法自然、玄之又玄。扁鹊曾自嘲道：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孙思邈总结道：上工治未病之病、中工治欲病之病、下工治已病之病。对于中医的治疗方法，有些或许会持保留态度；对于其思想，所谓大医医国，还是有所激赏的。

4/27

此画名《盛开的桃花》，是1888年梵高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而画的作品。在给提奥的信中，梵高写道："我把画架摆在果树园里，在室外光下画了一幅油画——淡紫色的耕地，一道芦苇篱笆，两株玫瑰红色的桃树，衬着一片明快的蓝色与白色的天空。这大概是我所画的最好的一幅风景画。我刚把画带回来，就接到姐姐寄来的追悼安东·毛威的通知。一种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把我抓住了，堵住了我的喉咙，我在我画上写上：纪念毛威，文森特与提奥。如果你同意，我们就以这个名义把它赠给毛威夫人。我不知道他们将会对这幅画说些什么，但这无关紧要。我以为一切纪念毛威的东西，一定要既亲切又愉快，而不可以带着丝毫悲哀的调子。不要以为死者是死了;只要有人活着，死者就会活，死者就会活。我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加使我伤心的了。他的逝世对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梵高在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这幅画时说："我正埋头作一幅以像海那样广大的丘陵作背景，有黄色与绿色微妙色彩的广漠麦田的画。这一切存在于青色、白色、粉红色、紫色等色调的微妙天空之下。我现在非常的安宁、肃静，可以说很适合于作这幅画。"

梵高：这是一次最新的尝试。一颗星星发出了被夸张的光，在群青色的天空中，呈现出玫瑰色与绿色的柔和的光辉，一些云朵匆匆掠过天际，天空下面有一条边上插着一些黄色长棍的道路，黄棍子后面是画面上显得较低的阿尔卑斯山；一家古老的客栈，它的窗户透出黄光；一株很高的、笔直的黑色丝柏；路上有一辆由一头带着挽具的白马拉着的黄色二轮马车和两个走夜路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是非常浪漫的，但是我认为，普罗旺斯本来就是很浪漫的。

“我想让它真正成为‘一间艺术家之屋’——没有什么昂贵的东西，但是从椅子到图画，每一样东西都有特色，”梵高这样告诉他的弟弟：“至于床，我已经买了乡间常用的床，不是铁床，而是大的双人床。它的外表给人坚固、耐久且恬静的印象。”重新装饰完成之后，他还得意地写信给他的妹妹：“我在这里的房子，外面漆成鲜黄油般的黄色，搭配着耀眼的绿色百叶窗，房子在一个广场中，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这房子里有一个绿色的花园，里面种了梧桐、夹竹桃和洋槐。房子里面的墙完全被刷成白色，地板由红色的砖块铺就。在房子的上空就是耀眼的蓝天。在这间房子里，我可以生活、呼吸、沉思和作画。”

梵高：对我来说，晚上看来比白天更有活力，更有丰富的色彩，晚上作画，看天上有闪烁的星星，地面有灯光，是一幅很美的与安详的作品。一家咖啡馆的外景，有被蓝色夜空中的一盏大煤气照亮的一个阳台，与一角闪耀着星星的蓝天。我时常想，夜间要比白天更加有生气，颜色更加丰富。

余光中：人间寂寂而天上热烈。下面的村庄有星月的微辉，但似乎都已入梦了，只有远处教堂的尖顶和近处绿炬一般的柏树，互相呼应，像谁的祷告那样，从地面升向夜空。而那夜空浩浩，正展开惊心动魄的一大启示，所有的星都旋转成光之旋涡，银河的长流在其间翻滚吞吐，卷成了回川。有些人熟视此画会感到晕眩。而这或许正是梵高的感受，在此之前，他久已苦于晕眩，并向贝尔纳承认自己有惧高症。在巴黎，他的症状严重得甚至不惯于爬楼，且说感到“阵阵的晕眩，像在做噩梦”，难得的是别人也许因此而自困，梵高却把自己的病症转引成艺术，带我们去百年前也是永远的星空。

余光中：画中人是梵高故乡布拉班特的农家，姓德格鲁特。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围着桌子叉食薯块，在旧里锄土挖薯的，也就是这些筋骨暴露的糙手。槎丫的梁木烟熏的旧墙、蒸薯的热气、污秽的桌布和上面咖啡杯的阴影，配合着一家人各就各位默默共餐的神情，烘托出一片又无奈又温馨的气氛。梵高父亲去世于在此画绘成之前的两个月，此时的梵高，心底隐然潜动着老家的回忆。画中表面上围坐的是德格鲁特家人，其实是他自己的家人。左手坐的是梵高自己，要是你仔细看，他的椅背上正签着Vincent之名。右手是他母亲，貌似专心在倒咖啡，其实是心恸亡儿，不愿接受他的关注。背对观众站在文森特和母亲中间的，正是文森特生前一胎的那亡儿，所以不见面目。当中面向观众的两人，左边是妹妹维尔敏娜，右边是父亲。妹妹一向是在文森特一边；父亲举杯向母亲，母亲却不理会。文森特的头顶，画的左上角是一座挂钟，正指着七点。其右是一幅画，隐约可见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正透露文森特的基督意识。

余光中：许多人以为这是梵高的最后作品，其实1890年7月10日那幅才是。不过《麦田群鸦》确是他一生艺术的回光返照，聚力之强前所未见。他曾写信告诉弟弟妹妹：“迄今我已画了两幅大画，都是骚动的天色下广阔的麦田，不用特别费事，就能够画出无比的悲哀与寂寞。”蓝得发黑的骇人天穹下，汹涌着黄滚滚的麦浪。天压将下来，地翻覆过来，一群不祥的乌鸦飞扑在中间，正向观者迎面涌来。在放大的透视中，从麦浪激动里三条荒径向观者，向站在画前，不，画外的梵高聚集而来，已经无所逃于大地之间。画面波动若痛苦与焦虑，提示死亡之苦苦相逼，气氛咄咄祟人。——他面对死亡，要寻找“近乎微笑之境”，最后，他终于在热爱的麦穗与阳光中举起手来，收割了自己。

余光中：一百年前，梵高在给妹妹维尔敏娜的信中曾道：“我给嘉舍画了一幅画，那表情悲哀而温柔，却又明确而敏捷……也许百年之后的人们再见此画，将会有人为之哀伤”。嘉舍是梵高一生为数不多的挚友，当初梵高去那小镇，原是要请嘉舍帮助治疗自己的精神问题，但不料医生竟然比病人还要忧郁，而且坐立不安。正如梵高在信中所云，这画像的神情“悲哀而温柔，却又明确而敏捷”。嘉舍左手按着一枝指顶花，右手托头的姿势，显示他有多忧烦，多疲倦。天的闷蓝、山的郁蓝，加上翻领外套的灰紫，呼应身躯的倾斜无奈、脸上的怔忡失神，真是梵高人像中的神品。梵高死时，嘉舍守在病床边为他画了一张瞑目的遗像，也算是无奈的报答了吧。

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作品……但是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泥土的精华。——《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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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 % ，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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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不再真实了。里面的东西只是虚假地复制了世界本应该是的样子，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应该发生。——保罗·奥斯特《4 3 2 1》

有人只活在当下的瞬间；多亏了记忆的连贯性，不管是个人的记忆还是集体的记忆(历史和神话)，我们才能将事物和事件连接起来。因为我们有往事可依，在说“我”这个字的时候，才不会质疑自己作为个人的自然延续性。……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混淆拉长了我们的生命，它使人得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像是得到某种不朽的允诺。当我们通过长辈讲的故事或是书本参与这些集体记忆时，就好像博尔赫斯凝视着神奇的“阿菜夫”( Aleph)，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一那里包含着整个宇宙：于是在这短短一生的旅途中，我们可以在一阵冷风拂过圣赫勒拿岛时与拿破仓一起颤抖，在阿金库尔战役大获全胜之后与享利五世一起欢呼，或在布鲁图背叛谋刺时和恺撤一起痛苦。——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

爸爸常常告诉我，他曾亲眼看见多少贫穷之家兴起来，多少富贵之家衰下去，他告诉我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依赖着金钱，人应当享受财富，也要随时准备失去了财富时应当怎么过日子。——林语堂《京华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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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的主题之间，奥斯维辛之所以对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是因为艺术家们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他们就像残疾者一样，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蹒跚前行，目光盯在路面上，其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走弯路。他们丧失掉所有的勇气，整个一生都在深思熟虑、唯唯诺诺或者说闭着眼睛进行屠杀。——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霸王别姬》上映后，本·金斯利感慨：“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的演出让人见识到什么是完美表演。”陈凯歌回忆和张国荣第一次见面时，那个时候张国荣刚凭《阿飞正传》拿下了金像奖影帝，和陈凯歌见面时却无比谦虚，听着陈凯歌讲了两个半小时的剧本，说了一句：“我就是那程蝶衣”。为了演活程蝶衣，张国荣开拍前提前到北京生活了6个月，专心学戏。陈凯歌回忆道：“一开机，张国荣就是做到头了，简直人戏不分啊！”要拍他脱去戏服，穿中山装走路的一幕，本来就是走的一个简单动作，但他却突然停住，提起脚轻轻地抖了抖，再往前走。陈凯歌才注意到地上有很多煤砟子：“就这样微小的一个细节，传神地表现出了程蝶衣这个人的洁癖，这人眼里容不得沙子。也更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什么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很喜欢写日记，可以自己整理好自己的内心。我喜欢看叙事干净的电影，像《这个杀手不太冷》，所有的故事只发生于两个人之间。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尽量慢慢地吃，好好地吸收；和朋友一起开心大笑、吃饭，会成为我明天的动力。一年四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喜欢每个季节的和服款式，每次系上腰带的一刹那，连带着心也美丽了起来。植物发芽，会让我从心底觉得开心。我曾在阳台上种了18种盆栽，被大量植物包围，我的内心就进行着和它们的热烈交谈。小时候一家人一起看银河，长大后自己也开始看星星。我很喜欢那种感觉。那种好像不在城市里的感觉。真的特别悠闲，各种声音都离我很远。汽车的鸣笛声那么微弱，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和天空。——苍井优

亨利·福西隆论凡高：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吴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