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正重要之事”
小城故事多，人间很值得，“当且仅当”这人间还有书可访、有酒可贾、有来日方长。毋庸置疑，在我当下所在的这座小城里，哪怕鹿港三义镇和邓丽君都已经是相见不如怀念，但诸如《成都》里的玉林路的小酒馆还是不少的。但我现在想说的不是那个叫“小城故事”的小酒馆，而是在它的对面，正好有一个旧书回收站，它才是我“流放”此地后最为念念不忘之处。而这或许可以说明，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须偶尔去喂养一下自己的灵魂。无论这是否出自我们原本设定好的意向、愿望或期许，它们同样都是“重要之事”。
塞缪尔•谢弗勒在为德里克•帕菲特的《论真正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一书写的导言中这样讲道：“许多哲学家相信，我们行动的理由都是由我们的愿望（desire）所提供的。我们最有理由去做那些将最能实现我们既定的愿望或理想条件下将有的愿望的事情。虽然这些被帕菲特界定为“主观理论”的基于愿望的观点（desire-based views）在哲学内外都有极大影响，帕菲特相信这些观点都是误入歧途的，并对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帕菲特争论说，这些论点不仅会有完全不合情理的含义，而且最终是‘奠基在沙土之上’。它们意味着：我们的理由从那些我们毫无理由地具有的愿望中获得规范力量；然而，这样的愿望自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最终，基于愿望的论点的含义就是：我们的行为根本就没有理由，而且，更进一步，就我们没有理由关心那些我们确实关心的事情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nothing really matters）”（这里采用的是江绪林老师的译文）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我们的愿望最好是一块大理基石，如果它们不是恰好被嵌入到诸如西斯廷大教堂的建筑之间，那么，它们或许就无法配得上“重要”二字。但是，在我们的那些小家小田园里，难道就不能生发出一点卑微而美好的愿望了吗？抑或，难道私下里存点小野望，这也要受到一种重要的客观理由（或外在理由）的“规训与惩罚”呢？当然，我是不愿承认于此的。
作为一个长期对“客观化过程”有些抵触情绪的读书人，我并没有打算做一位伟大的纸上建筑师。但是，做一名纸上书后或者前尘旧梦的拾荒者，我常常是乐此不疲的，因为这才是我此时此间的重要之事。比如说，当我在一堆破烂不堪中，又一次发现一九八零年的一辑品相尚好还有点新的《中华文史论丛》，我的小心肝立马软了下来。这就似你在一个夏天雨霁初晴后，不经意在野外邂逅了一方池塘里的初莲，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感，无论如何是你无法好去拒绝的。尤其是见到《中华文史论丛》是辑中不仅有罗尔纲的《铁公鸡考》补证，还有金性尧的《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这无疑比那些虽然很真但无趣的纸上建筑们更具吸引力。据说，当下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其以能否吸引人的眼球流量为当红之则。就算你因为眼力不济绝了去做一个时代的网红之念想，还是可以看看这本《中华文史论丛》中王元化先生的《韩非论稿》。因为其间有权有术，且会告诉你一点做真人真事的道理：“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可以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生乍死，初盛后衰者，不可谓常。”（韩非《解老篇》）是啊，无常即常，而有定分则能立判。由此来回转我们的小家小田园，哪怕其房子不是建在圣经传统或论语传统的坚定磐石之上，只要我们不是三只小猪故事里的倒霉的那一只，我们何必在乎“狼来了”这件重要或声称重要的事呢？
对于我来说，重要之事是我在上述金性尧那篇文章里突然发现：原来孙楷第在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绝对是一个可与鲁迅先生媲美的大家，而我居然把他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好不容易翻出来又犹豫再三后放弃了。我想，这只“漏网之鱼”之所以会出现，不能证伪我不是一个好“渔人”，但是至少可以证实一点：我因为不了解孙楷第是何许人也，对他的书没有产生太大的愿望。尽管将之不论东西地收入囊中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这本谈日本的小说目录书，于我还是太偏深难过。总之，不是所有迂回曲折的“巷子”我都愿意去进的，如果它既没有入口的酒香，又没有走心的书香。
说起来，人间的重要之事，大都会因人而异，而且要特别讲究一下此时此地的，过了这村就找不到那店。在我今日所淘的旧书中，我觉得有些书收来也是一种累人的麻烦。比如《毛公的读书生活》一书，要不是看在作者是龚育之、逢先知和石仲泉三人，加上1986年的三联书店以及邓伯的题签，我不知道我收了此书是出于什么样的愿望。这种失败之书，无论是收还是入，大概只能诉诸客观理由而无法诉诸主观愿望。如果祛除那些在认知上非常可笑的领袖欲和偶像崇拜的心理，我认为收入此书，大概只能是出于一种阿伦特所讲的事实真理：“与哲学真理相反，事实真理总是与他人相关的：事实真理涉及到事件和状况，而许多人卷入了这些事件和状况；所以事实真理建立在许多人的见证基础上，依赖于多数人的证实；事实真理的存在取决于它被人们谈论的程度，即使人们只是在私人场合谈论它。事实真理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谁说不是啊？至于刘邦是不是读书，那与我又何干呢？我还不如去读读那本看起来似有着一张红扑扑的小姑娘脸庞的《西厢记》呢。一旦月上柳梢头，不管他们之间的约会是在黄昏后还是大约在冬季，我都对之抱有一点美好的愿望或祝福。
可以说，今日我的真正重要之事，就是谈谈风月，也只能谈谈风月了。无论是见收的《李笠翁小说十五种》，还是《李伯元研究资料》和《殷芸小说》，它们都可是我弄弄风月的见证和谈资之所出。但除此之外，它们还能是什么呢？那个我不太熟悉但一见倾心的库尔提乌斯在《文学：思想与形式》中有云：“数学和光学采用了晶格概念（概念？隐喻？自然科学也使用隐喻？）文学形式就起着类似晶格的作用。当分散的光线汇聚到透镜（如水晶体）上，诗歌问题便具体化为一种组歌模式。”由此来看古典小说和古典小说资料的话，保不准我就能从其间看到“七八个星天外”，进而透视一下小说的“星丛”之源：“小说，说之小者也……直到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作志人的短书，也不名小说，而是仿东晋虞喜的《志林新书》称《世说新书》，后来改名《世说新语》，或简称《世说》。最早以‘小说’名书的，当以《殷芸小说》为嚆矢。”
不过，所淘之书中让我为之一喜的，当是许寿裳写乃师的《章炳麟》和宋人王谠的《唐语林》二书。前者属于重庆出版社在1987年所出的“中国现代掌故丛书”。对于我这样一个以师为业为力，又以学为祭为愿的人来讲，还有什么能比那些大先生的掌故或“段子”，更让俺为此欲罢不能、温故而知新的呢？何况，章炳麟太炎先生在《文录续编》中这样说道：“……为师者不可直说事状以告人，是以遁而为此。能除耳学之制，则五弊可息，而史可兴也。”为人师者的这种隐秀不折之学，才会有学术史可言，才能让后生晚学对此有所期待，为之再兴起一番发凡之意的。至于“称量天下”这样的重要之事，我看，还是当看来者是否“犹可追”，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去追了。所谓薪火有传人，言木语林中可见一途一门一光影景响，能不信乎？
最后，不知怎么的，就想到昔年我读应师的《生活并不在别处》，见到他提及杨振宁和李政道这对西南联大的旧友之割袍断交事，后者后来于此释然道：谁的人生能没有一点抱憾之事呢？不由也随之一叹：是啊，谁的人生又没有一点错过或就算对过也非恰当之时和地的事情呢？我想，当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讲到“恰当的”平衡乃至“反思的”平衡时，他大概会同意：真正的重要之事，一般都是在事后才明白的，甚至要用眼泪洗过才会明白。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否有着客观还是主观的理由，我们那些多出自直觉的愿望或念想，是需要一个暂时的定点的。于我而言，这个暂定之点就是窗外的川北小城，而我与这个小城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无论能否续写出《三国志》，这个野望，就暂时先交给“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去平衡一番吧……
念兹在兹于川北行署旧地，202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