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第一次城市徒步（上）
1
这会儿是我完成第一次城市徒步回来的第二天早晨，小腿肚子又酸又涨，平时穿的松口袜子也觉得勒皮，被登山包带磨了三天的肩膀头子和肥腰上都露出刺痛的血痕。心里不是特别满足，有一种门开了还不知道怎么关上的困顿。
端午节前一周，我终于下决心趁此3天完成徒步行走的愿望。节前一天我给主编申请了调休，准备好好收拾和试试装备，当日，主编照旧发来了工作安排，我没有回复他，直到今天也没有。我那天不回复他，是因为横着“反正不过多久就（实在）不想干了”的心，今天不回复是因为累得脑子里只想着他大概已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给自己添堵。
昨夜回到家后，我第一时间背着那个要命的登山包站在电子秤上——109公斤。减去体重，一个包足足40斤。我卸下负重，直挺挺倒在床垫上，狗在脚边闻来闻去，见我不理它就死叫个不停。我给土豆哥哥发微信，说：“你猜我这趟一共背了多少斤？得亏是我，这个分量我硬扛下来100多公里。”
自鸣得意的都是蠢货。
但累久了对于恐惧就会麻木，这倒是真的。自离开市区起，我基本都在沿着109国道走。开始的一段路，车道旁还有绿色护栏分割出一条步道，步道上每隔五六米就栽种一棵侧柏或其他乔木，右手边不远就是黄河，即便已经走了将近7个小时，来到这里的心情还算尚好。我从市区最西端尘土飞扬的南滨河路、南环路和京拉线的三岔路口走出，在西固黄河特大桥的巨幅阴影下休息。桥下，稀泥浆似的黄河里竟有野鸭泅水，一下子抻头扎下去，十几秒后又噗一声浮上来，收紧翅膀继续悠哉漂流，它们大多是成对显摆，但偶尔也有寡行的，看上去更欢腾，更悠闲。河中央是一长片绿岛，再远处的对岸是施工中的北滨河西路和柴家台村的民房。
我拧开瓶盖要喝水，不知道何时的步道上走着三个穿着有些散漫的黝黑小伙儿。我看他们，其中两人也在睨我，三个人不快不慢地走，四下再无一人，只有百米高的大桥上车来车往。他们不急不忙地冲我走来，互相交头接耳两句，三人又抬头看我，脚底下脚步加快，离我只差二三十米。
我从护栏上扛下来包，扎紧腰带，头也不回地快步前进。我脑子里估摸了一遍包里所带的小航拍飞机、灵眸运动相机、两个手机的总价值。
一边估摸，我又觉得自己的幼稚多疑很可乐。他们不过是附近的村民，在这百无聊赖的和他日一样的午后出来闲晃。可是萍姐嘱咐我“一定要机警，外出不露财”的话在耳边响亮地死叫个不停。
再回头，我准备起横时，三个人与嘲笑我的此地小鬼承诺好一样没了影子，仿佛只是因为疲劳产生的幻觉。手边的河水中没有野鸭子了，护栏分割的步道也快没了，前方快要到柴家峡水电站，眼前的宽阔国道被施工铁围挡分成窄细的两条小路，头顶上，一架又一架等待焊接的T字型桥墩通向看不见的天边。
2
我盘算着做徒步有两三年时间了，自奶奶去世后，我就一直想走。起初，我规划要走遍中东部省份，或者沿着东边和南边的海岸线走，甚至能去台湾环岛，等最后有经验了、胆子大了、牛逼了，就进西藏和新疆去。喀纳斯湖上游有个白湖，我非去不可。
奶奶在时，所有人都觉得我被她宠坏了——狂妄、胆小、不经事儿、脾气差性格差、不结婚。我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能做些什么来扇他们的脸。可直到奶奶走了我都没扇到，那口气已经不能撒给她看了。我在姑姑虚脱无力的哭声和已不愿扛事儿的父亲的嘱托中接下来所有丧礼的活儿。我在告别厅里平静地读着前夜我自己写的悼词，余光会不时瞟到从不涂脂抹粉的、今日却冷的白的滑腻腻的奶奶的脸上。
我以为我这算是壮举了。待奶奶进去焚烧炉，再被我抱出来时，我有点儿泄气，却也自傲，高昂着流泪的脸走在人群的最前面。之后一段时间，我总能听到他们说我“长大了”之类的话。那时起我就想走，想着终于能离开他们，离开那个住得太久的家，竟也离开了爱我、喂养我、管教我、霸占我的奶奶。我仿佛一夜间脱掉了身上所有的束缚，没有准头地胡乱飞上了满是乌暗密云的天。
我的愤怒、怨怼，我的盼望、渴欲，一下子都被假释，它们疯狂地拽着我的生活四散开来，我又害怕又欣喜，白天里按着曾受着的牢笼的模样打造出一个新的牢笼，夜晚又为它们悄悄降下铁网……我养鱼、花和多肉，来回折腾那些旧家具，配上新床单新挂饰，很快，我厌倦了这些自以为新营造出的生活——这差不多跟我同岁的家属院我没法改造它，楼下的老邻居的咳嗽声更频繁，阳台玻璃上的L型天空日日不变。我身边所有的关系都让我不愉快不平静。我起横，让鱼和植物都自然死亡了。
我索性搬了出来，可还是治标不治本。狂妄胆小不经事儿。我其实一直知道应该怎么对付自己，现在也是正确的时机。这是我想做徒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漫长无边的T字型桥墩下、被分割的国道上只有用白线画出来一米多宽的界线。左侧身后不断驶来满载的或空的货车、客车、出游的越野车和轿车；右侧是恣意生长、不停逗弄我的树枝。我被它们搅闹得心烦意乱，但也绝对不敢跨出白线一步，紧张感盖着怒气，高压锅气阀似的旋转。我又把罪名归于头顶的这些水泥桥墩，它们不时掉落灰土，一个个还在看我笑话。
下午4点半，我已经走了差不多10个小时，42公里。从109国道拐上了兰永公路，这时的身体敏感度全部被放大，隔着厚厚的靴底我能感受到脚下每一小块碎石的形状，耳朵也能较准确地分辨出身后来车大概的体量和速度。
5点半，我从兰永公路又走回109国道，穿过一座不知名的短桥，迎面而来的却是一段漫长的上坡。这里并未完全修缮，几乎无车，而第一天的目的地应该就在那条长坡的尽头。这坡的起端有两户孤零零的人家，一户的门前有一排花圃，粉红色油漆喷涂的轮胎里栽种了几株向日葵。我举着“灵眸”，呼哈喘气，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停下来仔细欣赏，匆匆录下来，踏上坡去。
长坡旁的挡土墙上被人用黑笔刷上很多字，笔迹像是小学生誊抄课文，但仔细看又肯定不是。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活着始终快乐，死也并不难过。钱是生活工具，钱多没用。欲望越少人生越有力量，顺其自然地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之道。”
继续爬坡，脑子里却习惯性分析着最后那句话到底该用“地”还是“的”，前半句在句中是什么成分。我突然特烦躁，想起主编前一天发来的没求屁眼的文件学习安排。
这是我决定走的另一个原因。
手中这份编辑工作我并没有做很久，算上试用期也不到3年。我24岁时回到国内重新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在老家立马找到一份剧院市场部的工作，跟着老员工们一家家拜访客户、送去剧院剧目的宣传物料，一个个给观众打电话确认订票信息，月工资仅仅高于本地低保线，每日都像是赶着还之前不努力的欠债一样。干了3个月，我和小我六七岁的本科同学决定一起报考北电的研究生，我厚着脸皮逼萍姐，萍姐厚着脸皮托关系帮我请了三个月病假。
没人觉得我能考得上，我自己更不觉得。但不用再拜访客户打电话真让我松一口气。考完后走出考场，我和同学在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对面的一家烧烤大排档里吃了最后一顿饭，我问他明年还考吗，他看了眼埋头吃饭不理他的女朋友说考，我敬他一杯子燕京，当天晚上我俩便各自遣散回家。
那时正是2017年的正月，所供职的剧院每年度的新年音乐会刚刚结束，剧院里再无观众，空空荡荡，头顶的巨型陶罐装饰更显老旧。但仅仅一周后这里又会因为省两会而热闹非凡。我走进总经理办公室，交上去辞呈，对方早已有所准备地爽快答应了。
赋闲一年，我参加国考、省日报社的几次招聘考试，都与录取线只差毫厘。奶奶和萍姐会背着我在电话里讲我的不是，如果不巧被我听到，我立刻会大声反驳她们，将这股怨气抛给久不见人的父亲身上。每说及他，她俩就要立刻打断我，仿佛我触了她俩信仰神明的霉头。“神明”知道了我的话，就更不愿显灵了，只在天边嗔怪她俩。萍姐和奶奶也有分歧，我又急又气，对奶奶吼叫也在临睡前亲抱她给失眠的她安慰。萍姐给我转来一条招聘消息，2017年底，我社招进入现在的单位。奶奶对我人生进程的担忧缓释一些。夜两三点，她能响起来清淡的呼噜了。
我宽慰她：“这是现阶段我能找到最好的安排。”她不肯定也不否定，就让我好好工作。那时她的肾脏已经很不行了。我入职后不久她就住进了医院，我勉强她做一次透析试试，肯定会比现在轻松很多。7个小时，我眼不离开那台白色机器的警示标志，但初次透析还是失败，体内毒素流入脑内，她神志失常，忘了我，又摔断了股骨头，很快离去了。
4
当下所做的编辑工作与我所学的编剧专业在名称和内容上都沾边，可实际上所操作的差距越来越大。起初，我偶尔会写一小段送审上去，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都能通过，可稍久，我又想表达，复审便会打回来。往复几次，我也就认了怂，不愿再写。隔两个月，实在憋不住又交上去一篇，若能过审，拿回来自己再看，早不是初衷了。我仔细看，不是谁改了我的词句，而是我自己竟然内化会了一些“搓捻行”的活计。这时，反骨尖儿的恨意又趴在左耳边怂恿我“走吧，走啊”，可如今渡船来右耳招安的已不是奶奶和萍姐，而是实实在在自己的生存需求。
这种矛盾感和工作内容一起占领我的白日，敌我两方实力不分轩轾。我相继与奶奶、与土豆哥哥、与萍姐，偶尔还与陌生人讨论，久了，他们对我逐渐麻木，从倾听转为表达个人意见，又从表达变得沉默，只有我更急躁。我想要快速、便捷地得到结果，得到改变。为了能改变他们的思考，向他们倾诉我的理想时，我极尽所能地展示自己内心的观念和规划，它们在我脑内委实是一片光明，奈何他们还是一脸茫然。我越不气馁，却心虚黯然。我也开始对自己的热情麻木，发了10来期稿子后，主编第一次说，我这次骟得挺干净的。
晚6点半，天色暗淡，我终于走到西固区最西边的河口古镇。手机导航显示，这一天我走了56公里。比预计的多了14公里。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西固区。但在这里生活过的记忆早已不复存在。
西固是兰州的工业区，也曾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我奶奶、父亲和两个姑姑都曾是这里的职工。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北向全国各地输送工业干部人才，西固区因此也和兰州其他区县大有不同：人的口音、饮食和交往习性。千禧年过后几年，大姑和全家闹得不可开交，那时我所看到的原因是她留恋于西固的生活，她想让奶奶把自己买断工龄的5万块钱全部给她，她要和这里的朋友一起做生意。时不时，他们一群人就能聚在一起，或者没日没夜地玩闹。但奶奶认定她搬下来兰州市区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会更好，奶奶说她太了解大姑的那帮朋友，从小看大，对大姑绝对不会有好影响。几次对峙，大姑拿回去她所有的钱，但也答应搬进市区，住在离我们不远处，她那种像是“被人嫌弃的松子”式的愤懑和不满就更进一步了。
我也很向往西固的生活。两三岁跟随奶奶进城生活后，我们还是不时地回来西固，在姑姑家玩。兰化、兰炼效益好时，我几乎每个月都能吃到厂里分给她们的带鱼、猪肉和其他福利品。带鱼新鲜肥厚，刮掉银粉刨开鱼腹裹上拌盐和胡椒粉的面浆，在油锅里炸上两遍，我一顿几乎能吃掉巴掌宽的两整条。那种被无限满足的欲望和刺激，伙同进入老厂区家属院那道绿油漆铁门时的感官体会永远驻留在我的记忆中。
搬进市区，我家对门也是兰化的老职工，两个和蔼温柔的老东北人同我们一起生活了10年。因此，西固区人们兼有东北口音的语言让我分外亲切。天鹅湖公园里那对水泥天鹅，难咬断肠衣的“梁肠子”红肠，还有大姑的油腻前夫和小姑的大嗓门司机朋友……
这天中午，我坐在西固西路最后那家华莱士汉堡店里细细回忆着那一切。但是这里已经物易人非，对面街道上新起的、无人入住的楼盘一幢又一幢，闲散的老人聚在树下玩着扑克——我小时候所见皆是桥牌。西固是我心底的故园，可我已快两年未见奶奶。两个便宜汉堡吃完，我不愿再多留一秒钟。
5
第一夜，我在河口古镇里的一户农家客栈入住，老板娘极好说话，我延迟一天才来，本可以不退钱的她在电话里痛快地允许我次日仍可入住。她健气的小侄子翻进窗户给我开了门，看见干净小床和安装了热水器的卫生间，我长出一口疲气。我盯着电视机屏幕发了很久很久的呆，才听到窗外淅淅沥沥下起来雨。一个小时前，萍姐发微信说：“兰州下的雨都是黑的，你快到了没？”我一直没回她。我先给土豆哥哥发去微信，他很久回我：“我刚在加班，你到了就好好休息，我先去吃饭。”然后我才想起给萍姐回复：“已到，安全。进屋后才下雨，感谢老天。”
我在成都上学、工作共5年，期间去过洛带古镇和另一个忘了名字的古镇。成都本地的同学也告诉我，其他一些出名的古镇都大同小异，统一的建筑，差不多的商铺和运作模式，还有人们吆喝叫卖商品的世故样子。我对比着两头儿，遗憾这大西北的河口古镇也是如此，仿古的崭新建筑嵌套在残留的黄土城墙、原始民房和几段旧石板路上，食品虽因地制宜，但花里胡哨得一通包装也分不出区别。唯独略有不同的就是人了，因为经济不发达，互联网+的触手也还未彻底深入，所以，每个老板身上会有一种属于西北人的懒倦，与想试图与这快速进步的时代接轨的欲望相交缠着。
我赞赏自己选择的落脚地是这里，因此还能看到这在网络时代演化过程中转瞬即逝的图像。我从古镇的戏台院子里走出，经过伟人雕像，走进一家装潢有些敷衍的ins风奶茶店中。我用哑嗓子对一个女孩儿说：“我要一杯热美式。”女孩儿迟疑一下，回头用当地方言问操作间里的两个女孩有没有美式的咖啡，得到确认后，再用普通话告诉我：“你先坐吧。”
细雨不停，短裤下的两条肿腿微微打颤。我查询手机，发现第二日还要下雨。同疫情一样，这雨打乱了我第二日原有的计划。距离河口古镇不到30公里处有一地方叫恐龙湾，那里有座“刘家峡恐龙地质公园”，这是引发我做此次徒步的导火索。今日两腿两脚几乎半废，若要明日在雨中徒步，加之浏览地质公园的时间，我敢断言，天黑时必到不了下一个落脚点——永靖县刘家峡镇。晚上9点，我坐在古镇里最后营业的一家餐馆内思虑再三，同好客的中年客栈老板要了个镇上司机的电话，约定次日8点半在古镇外的路口相见。我想了想，莫名其妙找话题似的把司机的电话发给了土豆哥哥，对他说：“这是明早司机的电话，你留着吧。我到了给你说。你在干吗？”
七八分钟后，土豆哥哥回信息：“我在刷视频。我弄个脸去。”
手机上突然显示父亲来电，他说“听说你出去了”，我回答是，他说“到哪儿了”，我说“河口”，耳卒中的他没听清，也可能没戴助听器，我又大声重复一遍，他说“你走过去的吗”，我说是，他停了一会儿，大声说：“你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我洗了袜子、护踝、脖套和毛巾，搭在竹架子上请电扇吹干它们。要就寝时才发现客栈屋子的窗户锁是坏的，我拿一根登山杖对角抵住，不放心，又用屋里两个玻璃杯倒扣在窗台上压住窗帘。我关了灯，厚实的金黄色窗帘透不进一丝光线——窗外也无一丝光线，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呼呼作响的电扇来回摇摆。这时已是10点50分，这是我几年里屈指可数的未到次日就已困意弥漫的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