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来”小说家在上海

首发在“三明治” （2018）

2010年，王咸开始重新写作， 那时他已在《收获》杂志当了十多年编辑。他的写作速度不快，平均一年完成一篇：有的一两个礼拜就写好，有的等了大半年后才去写。这些作品放进了他首部小说集《去海拉尔》，今年一月上市。出版社告诉要出他书时，王咸心里觉得奇怪，“我又没什么名气，写得又不多。”

我和王咸在巨鹿路675号碰面。这里是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思南文学选刊》《收获》等办公地。门口保安告诉我，几乎每天都有人想要进来看，有路过的，更多是拿着稿件要见编辑的，年轻人、退休老人都有。这些人都会被拦在外面，院内的世界是安静的。

王咸是山东人，个子不太高，留着短发，带有稀疏的白发。给人印象很温和，时常对人微笑，他领我进了大门，进楼后要走三层老式旋转楼梯。他所在的办公室不太大，四五张桌子。王咸的案头上堆满了书，和一台黑色台式机。每周一、三、五，王咸要来这里办公，和同事聊天、交流最近的工作，更多时间在家里看稿。

在这个堆有一摞摞纸张的房间里，坐着两个来实习的年轻人，他们用着笔记本电脑，显得格外年轻。王咸读研究生时，到《收获》杂志实习，毕业在上海大学教了两年书后，被调入到杂志社工作。

我们见面那天，雪还没化，不知道屋子什么朝向，窗和外墙对等分，阳光完全打了进来，像是在温室玻璃房子里。王咸告诉我，原来单位门口有个咖啡厅，朋友来时总会去那谈天。店招上显示，那儿马上要变成“作家书店”。

下午三点，《收获》杂志的下班时间。王咸通常不在市区停留，直接回到18公里外的家，挨着苏州河的村子里。《去海拉尔》里的故事很少在上海市区，在城市最西边，离都市生活很远。但如高耸的“上海中心”大厦一样，这个大城市是书中许多故事遥远却有力的背景。

王咸称和上海的关系很融洽，“先一直在学校里面，大学虽然在城里，但自成一体。又从学校直接进《收获》工作，虽然在市区，但也像是独立的感觉。”

小镇，上海

1999 年，旧历年年底，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的西郊买了一幢农舍。那个地方叫大桥。大桥不是一座桥，而是一个村子。房子坐落在村子的东头，右边是一个池塘。池塘边长着芦苇。”——《邻居》

王咸住在红卫村，离工作的巨鹿路有 18 公里。现在看来这个距离不算太远，但当时上海地铁线只有两条，人出行主要得靠公交。村子在虹桥机场的西北边，闵行区华漕镇，挨着苏州河。现在面临拆迁，原来有近千户的村庄，变得冷清很多，人都搬走了，只剩下包括王咸的七八户人家。

这之前，他在大学的职工宿舍住过两年。结婚后，同妻子搬过好几次家，包括长风二村，然后是更靠西的清峪路。他的朋友、书评人项静告诉我，可能王咸有些浪漫，喜欢漂泊，后来是妻子执意买了现在的房子。王咸对我说，2000 年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没必要买房子。

1999 年，王咸第一次参加放生活动，他们来到红卫村附近的苏州河畔，刚好看到了现在的房子——带院子的农舍，价格不到七万块。王咸称，当时在《收获》的工资比现在还高，在妻子的坚持下，他们买下了这幢房子。

上班算是件麻烦事，王咸需要搭两趟公交，通勤时间要一个半小时。离红卫村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五公里，是今年刚通车的 17 号线诸光路站。2004 年，王咸买了一台高尔夫小汽车，结束了漫长的公交出行生活。

上班时间外，他大多时间呆在家里，杂志编辑总有看不完的稿。项静和王咸妻子关系很好，她听说王咸平日很宅，“他老婆会叫他出门去电影院，但很远。他很宅，很喜欢在家里看电影。”除去偶尔去全国各地开研讨会外，王咸和朋友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苏州东山，在太湖边。日本北海道是王咸这几年去过最远的地方，他对旅游不太感兴趣，“也可以去，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去。”

在《去海拉尔》这本书里，故事的背景也大多发生在村子和镇上。早年红卫村的稻田、小河让王咸觉得和故乡的小镇有些相似。不过，老家的小镇都是白杨树、麦田和玉米地。在山东莘县的一个镇上，山东西北部，地处平原但生活贫瘠。他父亲在工商所上班，妈妈在家干活。

镇上离农田很近，王咸家里也有地要务农，在几岁时就要帮家里做拔草、除虫、收割这样的农活。这段生活对他的现在还有影响，在王咸向我回忆当年发现红卫村房子在具体哪月时，他先脱口而出的是，“水稻长得很高的时候，应该是初秋。”

到了高中，王咸在县城读书，周末骑 30 里地自行车回家。那个时候，王咸接触的课外读物有限，除了父亲单位订的报纸《参考消息》，他还记得这份国际新闻摘选类报纸有文艺版。高考完填志愿时，王咸决定要离家远一些，就去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他从小喜欢吃稻米，“我听说上海可以顿顿吃米饭。”

大学期间，他开始了个人阅读。学校的图书馆是王咸看书最多的地方，他也常去上海福州路的二手书店，能买到许多便宜的早年出版外国文学书。这也是 80、90 年代文学热留下的礼物，当时出版的翻译文学书籍，很多此后都没再版过。

那段时间，王咸读了许多现代派作家，他也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模仿过卡夫卡、格非、乔伊斯等人作品。这些文学创作，对他进入《收获》杂志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工作后，他对写作不太着急了，很少再去练笔。在学佛的那几年，彻底中断了小说创作，很少再和文学上的朋友来往。

有一年，单位派王咸外出学习一个月。这让他对现实世界有了更多思考，让他意识到佛学这个“出世间”的学问在当下有些行不通。慢慢地，他放弃了“宗教信仰”，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很开心，因为学佛时他对工作很不上心。与此同时，王咸不好意思再去联络过去的“文学朋友”，他感觉到孤独，人到中年也觉得有些与世隔绝。

这个时候，他开始重新尝试写小说。除了同办公室的走走外，大多数同事、朋友过了好几年才读到王咸写的东西。“听到好多人在谈王咸的新书《去海拉尔》，我还奇怪谁是王咸呢，搞半天是《收获》的王继军。”在二楼工作的作家吴亮对我说道。

谈话，文学圈子

每次云游回来，他都会坐到我们单位楼下的咖啡馆里，等我下来‘见个面’。每次他来，我都要先处理一下手头上的事，延迟一会儿再下来。其实，我心里十分期待这个久别或暂别的‘见个面’。 艾特加入我们以后，李朝再来的时候，总会带一纸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艾特爱吃。”——《去海拉尔》

王继军并不热衷什么圈子。2010 年，他给自己取了个叫“王咸”的笔名，给广州的《花城》杂志投稿，信上以新人口吻称对方为老师，表明是通过谁谁谁才得知对方姓名。不料，信封上显示了单位地址。对方直接来信问道，“你是《收获》的那个王继军吗？”

此后，他在《小说界》《江南》《青年文学》《野草》上陆续发表作品。小说写好后，他会用QQ发给同办公室的走走看。院子里没人知道王继军写作，直到走走向很多人推荐了他的作品，《回乡记》在朋友间开始传阅。当时在《青年文学》工作的黄德海看了小说后，非常喜欢，过去只是点头认识的关系，在 2015 年后才算“真正认识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大学时代一天要读三本书”的同事，主动扮演起文学经纪人的角色。去年，黄德海要为王咸小说写评论，找他要来所有小说的电子档。他又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希望能出版。最终，在中信出版的王苏辛拿这些文稿送审。送审成功后，王咸才知道出书的事情。

听到出书，最开始王咸有些不相信。尘埃落定时，他又担心销量会不好，给编辑添麻烦。在思南的新书分享活动时，比起嘉宾的滔滔不绝，王咸讲起话来吞吞吐吐，他向观众表示，介绍自己的书时会有些不好意思。

现场，走走在谈到王咸时，会自然地说到他本名“王继军”，偶尔改口说王咸。他的朋友们在习惯他的新身份。但项静认为王咸很纯粹：“我们单位是文人扎堆的地方，都很想彰显自己。或者给自己造一个人设，思考以什么样的文学形象给大家一个印象。王咸比较内敛，他不参与这部分。”

最开始，走走是王咸的作者，发表了新锐实验性小说《 961213 与 961312 》。走走告诉我，“他给我的感觉吧，是个慢条斯理，喜欢汪曾祺的人，没想到他看得懂，并且送审，我那时蛮惊讶。” 走走在 2011 年到《收获》编辑部时，他们常为选稿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生活中，走走是王咸的好朋友，他们看起来非常不同，走走更加锐利，她会更无顾忌地对他人表达自己观点，很职业化穿着打扮。王咸则“有所保留”，他常会笑呵呵的，外表看起来有一些羞涩，他出门会背着个单肩包，除了戴了副眼镜，外表看不像知识分子或文学编辑，更像是小地方公务员。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诗人朋友。那段时间，王咸不再学佛，也没和过去文学上的朋友恢复来往。这个诗人常来巨鹿路找王咸，他们会去临街的那家咖啡馆聊天，参加的还有走走。走走之前一直不理解这种做朋友的方式，“有什么好成天聊的”。王咸写的同题小说《去海拉尔》，以他们一次咖啡馆长谈为原型，诗人是谈话主角，他是话题的中心，在场的王咸是倾听的人。

我在读这段时，总觉得诗人和王咸本人很像，没有被时代变化过多的裹挟。不过，这个诗人又像是小说家王咸自身所缺少的一部分。小说里这样描述，“他去西藏次数像比我去镇上的公园还多。”

我问王咸，他最欣赏或羡慕哪一类的人。王咸答，喜欢质朴中又有一些狡黠的人。

我好奇地接着问：“那你狡黠吗？”

“我很狡黠的，你没看出来是吧？”他笑了笑问道，又想了片刻后说，“黄德海他们知道，我喜欢讽刺他，他过一会才能明白，哈哈。开个玩笑。”

“我说的是生活之中的狡黠。”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王咸想了想回答说。

小说在保护我

后来他开始像小说中人物厄姆 .菲谢尔森博士一样熟稔斯宾诺莎的名著《伦理学》了，他觉得他从《伦理学》得到的快乐跟斯宾诺莎写作《伦理学》的快乐是一样的，混乱而复杂的世界随着阅读的展开慢慢地清晰起来，世界的结构、人的位置，未来的命运被斯宾诺莎安排得井然有序，就像杜原的农民父亲耕种的自留地一样，平整得像镜子，菜植得横竖都行。——《去买一瓶消毒液》

王咸喜欢摄影。在买车前，他就开始用胶片相机拍照，后来买了数码相机，现在会用手机拍照。他偶尔会把照片发在朋友圈上。镜头中，主要以风景、街景为主，出现了人也往往只是作为背景。他称自己也想画画，但习得画画要比摄影按下快门难得多。他曾和走走这样说过：“要像优秀的画家一样，画一个苹果，就好像画出一个世界。”

除了摄影外，王咸喜欢养花。他告诉我，有个朋友送了个月季，自那以后就开始喜欢了，还研究过嫁接之类的技术活。微博上，妻子有时会转发一些花草有关的内容，然后标记王咸。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种了许多瓜果蔬菜。

他的小说和日常生活有关，他会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故事更多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而非完全的杜撰。王咸坦白说，自己对小说艺术没那么感兴趣，他更希望能用散文写作。他看重“讲真话”，写作时会用“修辞立其词”来告诫自己。

同时，王咸觉得在这个时代，在公开场合去“讲真话”很难。如果用散文写，这个小说家担心触碰到当事人，或产生一些危险，但“小说可以披着虚构的幌子”。在项静看来，王咸像一个没那么激进的知识分子，不过“他可能有一点反抗，但我觉得是局限在自己心里面的反抗”。

也许，王咸的写作表达就在这种矛盾中进行的，他想要有所突破，但也有所顾忌。在很多人看来，王咸是个友善、平和的人，但他的朋友能感受到他锐利和主见的一面。

有次，王咸受邀参加略萨中文版新书研讨会，讨论的目的很显然是为宣传书。当场，王咸说道，略萨的小说没有内在性。书评人云也退很不客气地回击，在场所有的人加起来都没有略萨经历的一半要多。

走走对我说，这件事让她印象最深。她向王咸说，“那次书店都给了来的人购物卡”。王咸漠然地想了想，称不记得了。“有吗？”

黄德海印象最深的则是，王咸对一些人内心的不屑，“那些对艺术要求不高，整天琢磨人际关系的人”。但少有人会感觉到王咸的不悦，碰到这样的人攀谈，王咸往往会冷淡地应和，“可能在场的人能感觉到”。

这种“自敛的反抗”像是一种困境，王咸向我评论过《去买一瓶消毒液》里那个喜欢斯宾诺莎的同龄人，“他以为自己在慢慢积攒力量，其实在慢慢变老。他以后这个创伤会爆发，但其实在遗忘性愈合。”整本书讲了很多类似的困境：青年时从上海去援疆，退休后试图转回户口的保安、深陷家庭伦理纷争，后突得绝症回家看病的中年邻居、被小镇混混围困的城区年轻夫妻.......

在思南分享会上，王咸也谈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为什么节制和含蓄，“我总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也许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渺小。“

分享会结束后，有六、七人等着王咸，有他的同龄人，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王咸收到了一束花，有人来讲祝贺的话，有人和他手机自拍。他们要一道去吃饭。拿着花的王咸总落在人群的后面，好像他不是这次聚会的主角，而是突然被邀请来的羞涩朋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