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的“废柴性”

在学问的“有用性”上，我早已不视为一个问题。然而对于一般人来说，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有用性”在当今时代已经构成“价值和意义”的压倒性内容。

从各种学问来说，工科比理科显得更有用些，理科比文科显得更有用些，而文科中的社会科学显得比文史哲更有用些，文史哲中最找不到用处的，就是哲学了。哲学也叫做“玄学”，玄学近乎于“玄乎”同义。

于是，人们经常问，学哲学有什么用？

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层出不穷，但最为彻底的一个答案应该属于庄子。这答案有某种后现代的思辨气质：无用之为大用。玄之又玄的东西确实没什么现实的用处，但没有现实用处则恰好有额外的对于自身的“好处”。树木不直，不能取来用作木材建造房屋，于是这树反而得以终其天年。但也有反例，有一只雁能鸣叫，另一只雁不能鸣叫，主人杀了那不能鸣叫的，此雁可谓“以不材死”。前后综合考量之后，庄子“无用之为大用”的策略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大抵而言，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两个辩护方向，一个是区分“为人”和“为己”的用处，一个是区分“大”和“小”的用处。所谓“人才”的标准，主要根据其对别人的可能贡献和益处而定；然而人的价值为何必定要以他人做基准，这就是“为人-为己”之辨中的关键处：学问为己，但求心安。另一个是“小大之辨”，大学问有大学问的用处，这不是“ 蜩与学鸠”能够明白的，“夏虫不可语冰”，大鹏展翅其翼若垂天之云，而有些人用大瓠之种种出了大葫芦，却不知道怎么用。

如果我们被这“为人-为己”之辨和“小大”之辨说服了，不去纠结别人搞“大”学问对他“自己”到底有什么用，但还是得问问庄子，对我们自己来说，该怎么“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很多“修身学”、“处事学”、“权谋学”、“成功学”研究的都是这种学问，但我以为这里没什么知识的营养。

如果一个学问是“大”学问，它肯定是从其自身而言，也对他人有很大的“用处”。揭示这种学问的“大”在何处，就自然可让人敬畏、学习，乃至趋之若鹜。只是大学问通常不以“用处”来衡量自己，而是以它自身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至于这“自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标准，我们能粗略想到的词大概是：真、善、美。

“真、善、美”都是大词，大词让人头痛。难道我们只有首先明白这些大词的含义，才能理解“大学问”的成就和意义吗？也不尽然。因为对真、善、美的教条主义理解反而会使我们离真正的大学问更为遥远——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这些大词通常以教条的、词条的方式摆在我们眼前，所以才让我们觉得离生活遥远而显得“玄乎”了。

为此，我们要说一句老掉牙的话来廓清其中的迂腐气：一切大学问都在生活中。如果没有生活，不从生活中来，也不是为了生活，那么大学问也根本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关键的关键始终在于，我们是否切身地在生活中。在生活中，也作，在生命里，在活物中，在活之中。

一切活动的根本在于创造。我们甚至无需把创造想得过于宏大或庄重，甚至于“作”也是一种创造。无中生有的情绪，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创造吗？当然，隆重而不失切身地想想的话，作诗（Dichtung）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创作（Poiesis），它甚至比制作（Herstellung）更为纯粹些。换言之，文学的创作比手工艺制作更纯粹些。语言的结构比物的机构更为精巧、丰富、细腻和辽阔。

结构是制作的根本内容。在过去的哲学中，结构也被称为形态、形式或理念。但我们从“现象”上来揭示的话，它们无非是结构，是一种聚集（congregate）、格局（constellation）或格式（formel）。每个结构本身也并非凝固不变的。换句话说，结构的存在论对于过去的存在论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形式是动的。

一切创作都是结构的重组。新意代表了结构可能性被斩获。同样，“套路”意味着被观众熟识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创造跟化学家或者基因学家们整合出一个新的高分子或者切断一个基因链，有异曲同工之妙，恰如钱德拉塞卡一眼就认出了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牛顿进行创作的灵光乍现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一样。

所以，文科当然不是废柴。文科恰恰应该拒绝“科学性”，而专注于思考“结构性”。

202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