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利斯·亚历克萨基斯：亚尼纳的女儿

一团烟雾在乒乓球桌上方定格，消失。我坐在屋子另一头的办公桌后，此刻，我并没有抽烟。乒乓球桌上摆着一卷已经用了差不多的卫生纸，一个球拍，莉娜的照相机，还有一个我应该还给格里斯母亲的塑料盒。几天前，她用这个盒子给我带了些鹰嘴豆的汤。我盯着前方，想着另一个球拍在哪里，而且怎么乒乓球也没影儿了。昨天晚上，我和瓦索打乒乓球，谁也没赢谁。快到午夜了，莉娜才来，在这儿过了夜，刚刚离开。

我在听《意大利的土耳其人》，这是一部特别欢乐的歌剧，由罗西尼作曲。讲的是一个土耳其人疯狂爱上了一个已婚的意大利女人，并打算把她买下来，女人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在意大利没有这种买卖。事实上，我对歌剧并不太上心。我的心思游离在别处。我感觉那团烟雾正在移向敞开的阳台拉门。现在其实还挺冷的，但我并不愿意起身去关。莉娜白天应该会回来取她的相机吧。

按理说，我现在应该准备下一期节目了——海商部部长要做客我们台。或者，我应该在给《投资者》杂志写专栏了。我现在做的事情让我很惊讶，因为我平常不太习惯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交代出来。我正在用铅笔写作，这让我更惊讶：好久以来，我已经完全用电脑写文章。也许，此刻我用铅笔写是因为我对写的内容不重视吧，因为我早就想到，我会很快把它揉碎扔进废纸篓。扔的时候，也许一小片纸会落到地上，我低头捡它的时候，刚好有人敲门：搞不好就是萨乌拉，那个自称是我的女儿，昨天又没有赴约的年轻女孩。

一周前，她打电话到报社找我。电话中，她说已经关注我好多年了，她看我的电视节目，读我写的文章，“您一定是搞错了，小姐。”尽管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这样说，她还是坚持要求见我一面。“您该不会是从亚尼纳来的，又跟我来这一套吧。”事实上，我的确是在亚尼纳服兵役的时候认识她妈妈的。我那时二十二岁。现在这个女孩是十九岁。“您真的连和我喝一杯咖啡都不行吗？”我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约她昨天早上十一点在克罗克咖啡馆见面。

我带上奥赛阿陪我同行。不是因为我觉得需要个证人，而只是为了避免谈话变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奥赛阿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喜剧演员的缘故吧。我们提前很久就到咖啡馆了。这儿人非常多，特别是周六早上。我们在室外找了个靠边的地方坐下，旁边有报亭和电话亭。一个个子不高却很健壮的金发女孩在我们右边坐下，拿出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读了起来。坐在我们左边的是一对老夫妇，妻子化着特别浓的妆，她把一张报纸叠成四折在扇风，尽管现在一点儿也不热。她老公在读同一份报纸的另一页。我们刚到了十分钟，露台就坐满人了。

“万一她长得和她妈妈一模一样，你一见到就爱上她了，怎么办？”奥赛阿又开始了他一如既往的不正经。“对了，她叫什么来着？”他觉得萨乌拉这个名字很土气，一听就不是巴黎的。我承认，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又让我给他描述那女孩的长相，以方便在她来的时候能一眼认出。

她不高，很瘦，留着褐色的长头发……她在电话里就是这么描述自己的。她母亲也是小个子，褐色头发，但一点儿都不瘦。

一个留着褐色长头发，但是蛮高的女生从我们这一桌和老夫妇那一桌之间穿过。她看起来不是在找人的样子，径直就进了咖啡馆里面。当时钟到了十一点整，我开始有点不安，这让我回想到年轻时等萨乌拉母亲的那种不安。我那时非常非常爱她。我从来没有像爱玛丽亚那样去爱第二个女人，甚至包括我后来娶的瓦格丽。毫无疑问，第一次情伤的确会使我们爱的能力大打折扣。她比我大十来岁，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有几根白头发了。她还挺喜欢我的，仅此而已。她那时还在被年少时的一次情伤折磨着。我还清楚地记着我和她躺在床上时那种冰冷的孤独感。

“她一定能认出你来，她肯定早就在电视上看过你。”奥赛阿打断了我的思绪，也把我从记忆中的孤独中拉了回来。“她是大学生？”

“对，文科的。”

奥赛阿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一种似笑非笑的声音说：“我猜她一定是想做新闻吧。”

玛丽亚以前是亚尼纳中学的历史和地理老师。我们是在她父母的地下室相遇的。墙有些泛黄，我还记得那里空气的湿度。在那儿，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楼上酒吧的嘈杂声和音乐。也是在那儿，她向我宣布要离开我，那时离我服完兵役回雅典还有好长的时间。

在亚尼纳度过的最后的几个星期算得上是我人生中过得最差的时光之一，我常常连续几个小时，甚至整晚等在她父母家对面的广场上，她那时和父母住。有一天早上，天蒙蒙亮了，她应该是以为我走了，就到阳台上给鸽子扔面包喂食。她看到我之后，马上就退回去，并拉上阳台的拉门。我那时感觉她透过百叶窗在观察我。于是，我捡起地上的面包屑，揉成一团，吞了下去。我已经忘记那个广场的名字了。

“那个女孩是怎么知道你和她妈妈在一起过的？”

因为那些信……她找到了那些我从雅典寄给玛丽亚的信。我曾经特别天真地以为那些话能让她回心转意。我有段日子每天都写信给她。

“萨乌拉一定是读了那些信，就好像信是给她写的一样……你那时候的文笔好吗？”

现在让我重读那些信，我也会很乐意。我感觉我还是有些才华的。我甚至想过搞文学。很可惜新闻学的那些条条框框不允许我发挥文学的天赋。慢慢地，我就不相信文字能创造奇迹了。是新闻学让我的文学梦退温的。

邻座的老头和他老婆一句话也不讲。他读完了报纸，她也停止了扇风。他们像我们一样四处张望。新来的客人站着等位子，叫服务员点餐。很多年轻的女孩走来走去，其中有旁边表演艺术学院的学生，也有大学生。她们大部分都是褐色的头发。我时不时地为了看得更清楚而微微起身。我甚至向一个背着包的女孩招了招手，她完全没有反应。

“冷静，冷静。”

奥赛阿看着我紧张的样子接着说：“至少，你确定她不是你的女儿吧。”

“她爸爸是一个士官，据我所知。在我回到雅典很久之后，玛丽亚才怀的孕。第一次她给我写信，就是通知我她怀孕了，并让我娶她。她那时执意要留下这个孩子，但孩子的父亲并不知情。她也没有想过要告诉那个人，也许她不怎么中意那个男人。她宁愿跟她父母说孩子是我的，因为他们至少还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

我应该是把这封信和之后当孩子四五岁大了时，玛丽亚又写给我的信一起放到了什么地方。她年轻时一直没有结婚，据她女儿说，她最后嫁给了一个卖房子的经纪人，并又生了两个孩子。

“也许是那个男人没看上她。他一定是在知道把她肚子搞大了之后跑掉了。”

“哦，我倒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们的对话开始让我觉得无聊。“其实提起这件事情挺让我厌烦的。”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我丝毫不想也没有理由再去重游的地方。“玛丽亚现在也应该五十多岁了。”我脑子不由自主地想象她现在的模样。

“我不知道让那女孩来是不是做对了。”

“你跟她提起过那个士官吗？”

“当然……我感觉她不太想要个士官爸爸。”

奥赛阿大笑起来，“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也许他已经成为将军了呢。”

我也笑了。

身旁读报的老头把报纸推给他老婆。

“你读一下这个。”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一副让人厌恶的表情。

那一页报纸写的是生气的农民占领国道的事。很明显，那个老头不支持这种躁动的行为。

“我没戴眼镜。”他老婆回答道。

他们又开始陷入了新一轮的沉默。右边的金发女孩看完了一页，她时不时地在书的空白处写下点什么。她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其实长得并不丑，“就是那种不会在男人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的普通女人，”我心想着。

“这本书特别棒，您不觉得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以示同意。在电视二台对我的采访中，我曾坦言狄更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啊，她终于来了！”奥赛阿大叫着，并站起身来。

在人行道的那边走来了一个完全符合萨乌拉描述的年轻女孩。她背着大大的旅行包，目光跳跃于每一个座位上的人的脸。我很失望，因为她不是那种有魅力的类型。

“萨乌拉！”奥赛阿冲她喊道。她没听到。

“萨乌拉！”奥赛阿又喊道。

奥赛阿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他应该早就在脑子里预演了无数遍这个真假父女相见的场景。他迅速穿梭于桌子之间，抓住了那女孩的手臂。

“您从亚尼纳来的，是不是？”他用全世界都能听到的音量对女孩说。

女孩儿脸一下子就红了。

“不，我不知道亚尼纳。”她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那您应该也不叫萨乌拉！”奥赛阿用一种几近得意的口吻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陈词。

此刻，我在找玛丽亚的两封信。我在乒乓球桌上摊开了所有尘封已久的文件夹，却不见信的影子。尽管这样，我应该没有把它们扔掉。玛丽亚对她父母说孩子是我的，我完全相信她能做出这种事。我脑子里想着，“等我找到了那两封信，我复印一份给萨乌拉寄去。”

我还记得玛丽亚的爸爸，方脸，白发寸头，手很粗糙，老婆女儿都很怕他。至于玛丽亚的母亲，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莉娜来了我家，取走了她的照相机。格里斯也来取走了他母亲的塑料盒。他本来想和我打一会儿乒乓球，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另一个球拍，球倒是在吸尘器下面被发现了。我和格里斯一起去饭店吃了午餐，我又睡了一小时的午觉。

我绞尽脑汁地琢磨了一下农民游行这事儿，因为我打算在专栏里写这个题材，但脑子里净是些没头没尾、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我当然是反对这种占领公路、破坏经济活动的行为。只是我一直都没坐到电脑前，我还在认认真真地削铅笔。刚刚下午四点，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不喜欢十一月里越来越短暂的日光。

“你应该给机场打个电话，她的飞机肯定是晚点了。”奥赛阿对我说。

那时，已经是十一点半了，电话亭前排了长队，我于是到咖啡馆里面准备用洗手间旁边的电话。在那里，我遇见了米勒，他在摇晃一个木柄的铃铛，就好像法院里法官喊“肃静”时用的那种。

“你最近怎么样，米勒？”

“不怎么样，”他皱了皱眉头，“我从白天跑到黑夜，以前，我也是赚一样的钱，只需要工作五小时，现在需要十小时！”

像往常一样，他装扮成古希腊人，肩膀上是两片白得发亮的铁片，屁股和大腿上也都套着亮闪闪的铁皮，头上套着一个被锤子敲打过而变圆的橄榄油桶，算是头盔吧。橄榄油桶上又粘着羽毛和彩色的丝带。在这套算不上盔甲的盔甲下面，他穿着一件迷彩衬衫，和一件脏兮兮的红裤子。他脚上没穿鞋，脚趾头上还套了个戒指。

“你不打算给点吗？”他又开始摇铃，眼睛盯着我，像是在挑衅。他就是这么工作的：摇铃，一直到对方给他钱。

“你儿子怎么样？”

突然，一抹温柔在他的脸上散开。

“他通过牙医学校会考了，考了前十名！”

飞机八点二十分就到了。整个白天，雅典到亚尼纳之间没有别的航班了。

“她一定是到早了，到处走走，结果迷路了。”奥赛阿对我说。

我想的是，公路的封闭一定使乘飞机的人一下子增多，她可能没买到票。

“我希望她跟你一样，也带个人来，这样，就能一起看到两个美女出现。”

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事无巨细地讲述这一切。我认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后通常是很严肃的。但这次完全没有。我感觉我在利用这个故事，来看自己是不是能写出不同于我以往写作风格的更个人化的文字。又过了一会儿，昂迪加入了我们，她是骑摩托车来的，把车停在了电话亭旁边。奥赛阿又站了起来。昂迪径直朝我们的桌子走来，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没有放在眼里。她的到来在咖啡馆的露台还掀起了点小骚动：因为一方面她挺出名——她主持一档益智类的电视节目，更重要的是，她是个大美女。

“你们在等谁吗？”

我们桌还有一个空座。

“你坐啊，”我对她说。

“你肯定猜不到我们在等谁！”奥赛阿又开始了。

他甚至都没有耐心等昂迪想一想。

“他女儿！”

“我以为你只有儿子。”她看着我说。

“这是才冒出来的一个从亚尼纳来的女儿，搞笑吧？”

她冲着我笑了笑，“真的吗？”

我又不得不重新讲了一边玛丽亚，萨乌拉，还有那个士官。我那个时候是很爱很爱玛丽亚的，爱到哪怕她怀的是别人的孩子，我也可以娶她。只是后来，那时寒彻心扉的孤独感又从记忆里跑出来，让我打了退堂鼓。我就给她回了封简短又不带丝毫感情的信。第二年，我就娶了瓦格丽。

昂迪听着我讲，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她那聚精会神的样子，像是我在给她讲天方夜谭。在我讲的时候，奥赛阿已经和咖啡馆服务员吵了一架，因为我们点的东西还没来，那对老夫妇也离开了。

“太神奇了，我能留下来看看那女孩吗？我打赌，她和她妈妈一定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昂迪说着，兴奋不已。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奥赛阿马上接过话，像是怕话掉到地上摔痛一样，“我甚至预测，他会爱上萨乌拉，然后，狗血剧情就此展开……”

“错了，”昂迪一本正经地纠正道，“他不会爱上她，但是，他会用尽浑身解数，勾——引——她。”

昂迪又转向我，表情夸张地说：“他希望从那女孩身上得到她母亲没有给他的爱！”

我们这边就差搭个台子唱戏了。服务员这时候终于来了，我喝了一杯啤酒，看了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

“咱们换点别的事聊聊吧。”

我的提议似乎让昂迪眼里的兴奋之光消失了几秒钟，但她的好奇心马上又杀了回来，“就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跟那女孩儿讲过你离了婚和你有小孩儿的事吗？”

“当然……她得知我有小孩儿很高兴……这很正常，因为她把他们认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的眼光还是在身边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身上，但现在更放松了，像是我已经确信萨乌拉不会来了。旁边电话亭的电话突然响了，此刻，电话亭里没人，附近也没什么人。卖报纸的从报刊亭里走了出来。我以为那电话是找他的，但他只是站在外面看了看电话亭。我差点就要去接这个电话了，因为铃声很吵，听着很烦，还好，它自己不响了。身旁的奥赛阿和昂迪都没注意到。

“这故事应该上电视的。”说完，昂迪自己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然后接着说：“你们知道我从萨乌拉这个角色上看到谁了吗？我女儿。”

“你女儿？”奥赛阿很配合地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感觉她要大吐苦水了。我们都聊了聊各自的小孩。我告诉了他们我目前的一些烦心事，我那个最小的儿子，很有可能就要留级了，他那个上中学的哥哥，成绩倒还不错，前一段时间，加入了共青团。

“他竟然说我是反动派！那天，我差点就揍他了。”

昂迪提议骑摩托车送奥赛阿回去。她临走前嘱咐我一定要写这个电视连续剧。

“肯定会的，她妈妈从来没有跟她提起过她的身世。”

“她甚至连问一问都会被制止。唯一那么一次她终于鼓起勇气要问出个结果，继父给了她一巴掌。”奥赛阿绘声绘色地帮我编着剧情。

“她一定在心里恨她母亲……你可别落下这一点哦，如果你决定要写剧本。”昂迪提醒道。

我们都站了起来。

“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可能性，”奥赛阿又发话了，“女孩可能长得像她爸爸哦。”

我终于找到了玛丽亚的那两封信。我把它们夹在一本大学时读的讲巴尔干半岛战争的厚书里。我迅速扫了一眼第一封信，看完第二封信后，我陷入了沮丧：玛丽亚写信告诉我，她女儿，那时六岁半，是金黄的头发。她用了好长篇幅夸她女儿，也说了，她女儿什么都好，就是眼睛有点问题。我脑子里突然闪过刚刚在咖啡馆坐在我右边不到一米处的女孩的脸。“是她，没错。”我试着说服自己应该是搞错了，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搞错。她在读《远大前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她在电视上听到过我讲狄更斯。我想她告诉我错误的长相特征，是为了不被发现地接近我吧。“她一定失望透了，”我想。我甚至想到她应该在回亚尼纳的飞机上哭了吧。

在书架上找玛丽亚的来信的时候，我找到了第二块球拍，瓦索把它夹到了两本书中间，天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