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艺术——十六国、北朝时期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是敦煌地区石窟之总称，包括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的五个庙石窟。这些石窟虽规模悬殊，但同在古敦煌郡境内，它们地域相近，内容相同，风格相似，同属敦煌石窟艺术范畴，人们通常将它们统称为敦煌石窟。现共有洞窟窟812个，分别为莫高窟735个、西千佛洞22个，榆林窟42个、东千佛洞7个、五个庙石窟6个。
敦煌石窟中首推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莫高窟。它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自4至14世纪，连续开窟造像不止，形成南北长1680米的石窟群。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鳞次栉比分布于高15—30多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1—4层不等。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的492个洞窟乃礼佛活动的场所，拥有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木构窟檐5座；北区的243个洞窟（另有5个洞窟已编号），乃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所，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灶坑、烟道、壁龛、灯台等，但多无彩塑和壁画。
敦煌石窟开凿于石质疏松的砾岩之上，无法精雕细刻，便采用泥塑彩绘和壁画的艺术形式。彩塑以人工制作的木架为骨，束以苇草、外敷草泥，通过塑造和描绘的结合，表现人体的肌肤，面部的表情，须发的蓬松，服饰的质地。壁画在整治过的石壁上，涂抹二至三层草泥，通过布局定位，起稿、涂色、定形，完成壁画形象的绘画。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石窟建筑形制根据内容、功能之不同而定。彩塑是石窟艺术的主体，崇拜的主要偶像，置于石窟佛龛，或中心塔柱龛，或佛坛的显著位置，并与周围的壁画内容相连，色彩和谐。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适于表现复杂的场面和丰富的内容。石窟的佛龛，四壁和窟顶，布满了色彩缤纷的壁画。与居于主体位置的彩塑，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完整的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艺术，是在传统的汉晋艺术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艺术的营养，创造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民族民间佛教艺术。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涵深邃，艺术精美、保存完好，享誉国内外，是我国乃至世界佛教艺术的瑰宝，在中国文化史以至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十六国、北朝时期石窟艺术
包括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是敦煌早期石窟艺术。无论石窟建筑形制、彩塑艺术或壁画艺术的思想内容和形式风格，都明显地受到西域佛教艺术的深刻影响。但在中原文化扎根很深的敦煌，这种西域佛教艺术，自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本土魏晋艺术的特点。至北朝后期随着中原艺术影响的西来，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一）石窟建筑形制
共有三种：1、禅窟 供僧人禅行的洞窟。此类洞窟由印度毗诃罗窟发展变化而成，禅窟主室为长方形或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坐禅者）修行者（坐禅者）观像之用，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修行者在内坐禅修行。窟顶有平顶，或覆斗顶（其形如同倒置的量米之斗）。最初禅窟内素壁无画，后来窟内壁面与窟顶均绘壁画，如第268（包括第267、269、270、271窟）、285窟。
2、中心塔柱窟 又叫中心柱窟、塔庙窟。是这个时期流行的主要洞窟形式。来源于印度支提窟，即在石窟中供奉佛塔。其形式主室平面长方形，中央偏后凿出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塔柱，柱的四面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中心塔柱之前的窟顶为仿汉式建筑的中间起脊两面斜坡的人字披顶。塔柱周围窟顶为平顶。如第254、288、428窟。
3、殿堂窟 为修行者礼佛的场所。其形式受到中国传统殿堂建筑的影响，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或仅塑像而无龛，洞窟的其余三壁大都绘壁画，也有个别洞窟在两侧壁上部开列龛塑像，窟顶为覆斗顶或人字披形顶。如第275、249窟。
（二）彩塑
北朝时期彩塑有主体性圆雕和附属性影塑。主体性造像都是身体紧贴墙面的高浮雕，有佛、菩萨、弟子像。佛像有弥勒佛像、释迦佛像、释迦与多宝并坐佛像。释迦佛像按其事态之不同，又可分为禅定像、苦修像、说法像、成道像、思惟像。前期佛像两侧仅有侍从菩萨像，后期佛像两侧又增加了迦叶、阿难侍从弟子像。
附属性影塑，有供养菩萨、飞天、千佛等。以泥制模具翻制的影塑，粘贴于中心塔柱或四壁上部，相当于凸于壁面的浮雕，用以陪衬主体性造像。北朝前期佛像的服饰或袒裸右臂的偏袒袈裟，或圆领通肩袈裟。菩萨高髻宝冠，辫发垂肩，上身袒裸或斜披络腋，下身羊肠裙，衣裙上装饰着密集的衣纹。人物面相丰圆，造型雄健厚重，肩宽胸平，姿态端庄，动态朴拙，神情宁静沉稳、含蓄。此时彩塑艺术和风格以中原汉晋艺术为基础，较充分地融合了来自于西域佛教艺术的营养。北朝后期的西魏时期，中原汉式衣冠传到敦煌，南朝“秀骨清像”艺术风格盛行。此时彩塑身着高领大袖襦服，胸前系小结，外罩对襟式袈裟。人物面相方瘦，身躯扁平。北朝后期的北周时期彩塑进一步民族化。
（三）壁画
北朝时期壁画，在石窟内大致有固定布局：四壁上部为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中部为壁画的主要部分，或满壁千佛，或佛说法图和千佛，或佛说法图和千佛及释迦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下部为绕窟一周金刚力士，或装饰图案。北朝前期的窟顶均绘装饰图案，后期的窟顶在覆斗顶与人字披顶增绘本生、佛传故事画、千佛等。按壁画内容可分为五类：
1、尊像画 表现佛教诸神，有构图严谨的佛说法图；有既千篇一律，又色彩缤纷的十方诸佛，即千佛；有排列有序，舞姿婀娜、作群舞的供养菩萨；有高居天宫楼阁欢畅地奏乐歌舞的伎乐天；有健壮有力，浓眉怒目，驱逐魔鬼的护法神—--金刚力士。
2、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 本生故事画表现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中为菩萨时行种种善行，救度众生事迹，此类题材有毗楞竭犁王身钉千钉、虔阇尼婆犁王身燃千灯、尸毗王割肉贸鸽、月光王施头、快目王施眼、九色鹿王（行忍辱）拯救溺人、摩诃萨埵太子舍身饲虎、雪山大士施身闻偈、须达拿太子以子妻施婆罗门、独角仙人为淫女所骑、须阇提太子割肉事亲复国、善事太子入海求珠、睒子孝养盲亲等；因缘故事画表现释迦牟尼成佛后说法教化众生、度化外道的各种事迹，有须摩提女请佛、沙弥守戒自杀、五百盲贼得眼皈依、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佛传故事画描绘释迦牟尼一生或某些主要事迹的故事。故事画的主题思想大多为坚持出家修行，强调布施、忍辱、持戒的修行方法，宣传惩恶扬善、因果报应、佛法威力的佛教思想。至北朝晚期的故事画逐渐地民族化，则渗透进中国传统的忠君、孝悌、仁爱、和顺、父子恩等的儒家思想。故事画的结构形式多样：主要有主体式单幅画，以一个画面表现故事的一个典型情节；异时同图单幅画，一个画面上表现故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若干个情节；多幅连环画，多个画面表现有时间、有地点、有完整情节的故事。
3、神话人物画 为佛教传入之前，中原汉地流行的道教神话人物形象，此类画出现于北朝后期，传自于中原，有乘坐龙车、凤辇的东王公、西王母，蛇身人面的伏羲氏、女娲氏，昂首飞腾的东方之神青龙，振翼奔腾的西方之神——白虎，展翅欲飞的南方之神——朱雀，龟蛇相交的北方之神——玄武，两耳竖过头顶，臂生羽毛，长生不死的羽人，兽头人身振臂运转连鼓的雷神、兽头人身手执铁钻敲击的礔电等等。
4、供养人画像 出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及其眷属为祈福求愿，在窟内绘画的礼佛画像。多绘于主要壁画的下方，形象较小，高不及尺，男女分列成行，僧尼为首，世俗人物随后，有王公贵族和侍从像，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服饰有中原汉装，西域胡装，汉胡混合装。
5、装饰图案 装饰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的纹样。北朝时期是以表现石窟建筑形式为特征的建筑装饰图案。图案分布于中心塔柱窟人字披顶两披的望板、椽、枋、斗拱及平顶，殿堂窟的覆斗顶，以及不同类型洞窟的佛龛龛楣、彩塑背光、四壁壁带等处。平顶饰平棋图案，均为三层方井叠套，井心绘大莲花，错叠的井角绘火焰纹、飞天、忍冬等纹样。覆斗顶正中饰华盖式藻井，井心垂大莲花，四边饰忍冬、云气、火焰纹，井外饰垂幔、彩铃。人字披顶的椽间望板、壁带边饰、龛楣的主要纹样有莲荷纹、忍冬纹、祥禽瑞兽纹、云气纹、几何纹等等。
前期壁画以土红为底色，人物造型健壮，比例适度，穿西域式衣冠服饰，面部与肢体晕染采用西域表现明暗的凹凸法，以表现人物面部和肢体的立体感，此时色彩质朴厚重，线描细劲有力。这是中原传统艺术和西域艺术的结合。后期壁画为两种风格，一种风格大体继承前期特征，传自西域的晕染法又有新的发展；另一种风格的壁画，以白色为地色，人物身材修长，相貌清瘦，眉目疏朗，神情潇洒，风骨飘逸，穿汉式方领深衣大袍，面部以民族传统晕染法在面颊涂红色，此时色彩清新明快，线条秀劲洒脱，运笔疾速，富于韵律感。这种风格是传自于中原的新风。
来源：敦煌研究院，内容节选自樊锦诗作《敦煌的地理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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