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谈后现代
使用“后现代”这一表述意味着关于“古代”和“现代”概念的古老争论——自文艺复兴以来贯穿欧洲文化的传统主题——已然得到解决。在当代，当我们想起现代的概念已经与进步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进步的概念与先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对这一观点的肯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神义论就形成了。如今，后现代的概念对这种进步的连缀（concatenation）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历史的伟大壁画——无论是投机性的还是宗教性的——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我们：“普遍性已经坍塌”，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宣称。但是，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思想危机的标志，那么它也表明，无论是在政治和社会分析内外的贫乏中，当今文化都有许多新的和不可否认的创新。在后现代概念较为平庸和悲观的版本中，现今文化的新颖之处在于其所接受的语言、意义和表达方式的彻底瓦解，是其基础的构造性滑坡。相比之下，在更为复杂但源于同一基础的概念中，后现代是语言的多元性，判断的不确定作用，交流视野变得越来越绝对。然而，就新颖性而言，后现代可以变成一个更丰富的概念。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对现代的否定与对我们这个时代新特点的肯定，似乎是在模仿浪漫主义者对启蒙运动革命的否定和对十九世纪将要出现的新文化特征的肯定。那么或许属于后现代的本质是一种积极与消极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后现代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更广泛地说是为了充实我们的定义，我们将依次介绍它的每个方面。
那么，首先是一个消极的方面，它包括对危机的认识。这种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几乎所有后现代概念的作者都能从那种现代性的形式和把历史表述为进步的形式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渊源，而这种形式就是 “左翼文化”。现在，正是构成这种文化框架的伟大价值陷入了危机。它们的制度化暴露了它们的异化。所谓的自由已经变成了专制，平等变成了奴役。劳动与价值的真实交换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交换，是生命的模拟和死亡的影像。在价值的流通中，每一种商品都变成了货币。每一个参照物都出现在一个等价的总体性的回路中，每一个奇点都因此失去了所有意义，存在感变成了纯粹的偏执。我们可以继续无限增加这种令我们沉浸其中于对存在完全无足轻重的感知所带来的痛苦物质的编目：一个我们不再感知其框架和方向的存在。隐藏在政治危机背后并使之持续的是一种理想的、哲学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形而上学——危机。在伦理政治世界中已然得到验证的方向的缺失，在概念和语言的理想世界中感受更为强烈。于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无感慨地认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当代思想中最重要的潮流（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禁欲主义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神秘主义，从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最新版本），将其理论上的困难卸下，并在某种程度上汇入新的现象学，而新的现象学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描述的。
虽然后现代主义以折衷主义的方式诠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危机，但是它还是具有高度的描述力。分析领域的频繁结合，学科界限的打破和领域的重叠，都加强了它的分析力。而恰恰是通过政治危机和理想危机之间的毗连性，它表明了技术和生产价值的混乱、颠倒与异化。最终，现代主义的危机与后现代主义选择的悖论显现并突出地表现在美学领域。如果说现代主义由风格和建构性组成，如果说它是艺术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最后一种形式和技术的可行性综合，那么所有这一切结束了。如今这些物质如此彻底地虚无缥缈，而且被管理得如此不精确，以至于被界定为 “非物质”。后现代主义收集奇特的东西，拒绝每一个选择，并让作者服务于一系列无尽的实用工具。此外，正是由于缺乏任何本体论的参照物，水鸭（teal）、想象、想象的辩解书及其盲目的生命力之间的互换能力，通信工业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首选领域。生产和技术不再是进步之路。自从现代主义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幻象产生以来，时间已然过去太久。今天，生产和技术可以冷漠地被指定为生命或死亡生产：不可能将两者区分开来。例如，不清楚核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目的……。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在于意识到这种存在的循环性，在于这种商品的持续性循环（其速度快得无法形容），在于计划和行动的意义和意义之间的完全剥离，最后没有任何可能的方法摆脱这一切。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由无限的原子组成的世界，这些原子偶然地形成了一种存在（它们同样可以摧毁它），它是一种象征的、想象的和模拟的秩序：但由于没有任何一种现实可以与之进行比较，它自身就是现实。
然而，不仅仅只有自相矛盾，除了对危机的定义之外，在后现代主义中还存在着对一种积极时刻的认同。事实上，这个政治、理想和生产危机的世界，这个升华和不可控的循环世界是什么？如果不是超越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的划时代的飞跃，那又是什么呢？后现代主义所作出的理论贡献的积极方面恰恰在于记录了这一基本的不连续性：它准确指出并强调了人类社会问题以全新的方式提出的那个时刻——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传播领域。人类社会的远景（它首先是一种哲学的远景，然后是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产物和受制于其主体的产物，最后是信息传播手段大发展所产生的传播的具体化），虽然破坏了一切进步的意义，但却揭示了通过这一过程所实现的人类工程的巨大潜力。它同时构成了所有意义的毁灭和新的潜力。它是一种绝对的环境，以至于成为所有绝对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这种悖论特征必须适应于主体和主题（subjects）：这种关系的偶然性必须被抛到命题、通信和行动的概念上。因此，后现代主义不仅预设了一个巨大、通畅的通信体系，而且在大量通信线索的每一个延伸中确定了矛盾、冲突，尤其是新的力量。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方面主要是由那些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和危机哲学出发的作者们处理的，他们以某种方式试图恢复语言学和交际视角的绝对性，确定和描述其超越性的特质。
在这一点上，应该提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但很少被研究的文本。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是在《资本论》未发表的第六章中，马克思都区分了劳动在资本内部的“形式上”和“现实归属”（real subsumption ）。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归属”是指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这种屈从的产生，不是因为每一个生产模式中的生产过程都是按照资本主义路径组织起来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行使有效的霸权。古老的生产形式、财产形式和市场形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资本主义霸权有序共存。但资本随即开始渗透并征服了整个社会，而旧的生产形式、财产形式和流通形式也到了崩溃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霸权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劳动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形式也成为唯一存在的形式。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厂，或者说，工厂遍布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是社会性的，一切活动都是生产性的。但是，由于旧的生产形式已然被取代，整体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具体的生产场所似乎在整个社会中被消解。这就使得资本——在其自身社会化之后——可以掩饰它对社会的霸权和对剥削的兴趣，从而以普遍利益的方式掩盖它的征服。显然，马克思关于事件进程的预言和他那个时代可能有的共产主义愿景不能被归结为后现代主义将“真正的征服”神秘化为一种冷漠的环境，也不能使之变得不可分割：然而，前者确实预见到了后者的一些基本种类。在后现代主义中，对立框架实际上被消除了，这个框架是由马克思建构起来的从属架构的动态密钥。然而，即使在后现代主义中，对立的消除也无法掩盖人类社会的成熟——即在这个社会中，劳动最完全的抽象化悖论连同其非凡的生产力被消解，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成为一种集体性个人的权力，成为奇异性的解放，自由和公共活动的探索和满足。
这种巨大的矛盾潜藏在后现代主义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后现代主义对政治的定义，即出现在系统论中的定义，特别是由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阐述的德国系统论。通过阐述一种全面循环、绝对灵活和彻底简化的综合体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理论试图将西方民主国家的运作从有组织的利益冲突中解救出来，以确保可治理性并打造适应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和战略。简言之，该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现象学，旨在解决现代的政治问题。减少政治和社会复杂性的运作包括将具有本体论基础的二律背反抽象化，将其纳入模拟项目，简言之，通过替代现实的模式重新定义它们。在系统理论中，模拟体系的模式成为干预的标准，因此，我们见证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现实替代过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复杂性必须为适应系统顺利运行而加以简化。这一模式的行政特点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相关实例的力量。然而，即使在这一复杂的提议中，我们也可以证实，与其说是模棱两可不如说是名副其实的矛盾的持续存在。事实上，为了揭示矛盾的缺失，系统理论模型发展了一个后现代框架，这应该是当代社会所特有的东西。然而，该理论并没有因此证明这些社会仍然是可以治理的。相反，它只是最终强调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流动性、流通性和沟通性。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成熟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在后现代主义框架下得到解决，而只是转化为恶性循环，甚至在替代现实的层面上被放大。另一方面，在行政方式和法学定义中也暗示了建立一个更丰富、更宜居的人类社会的目标。
后现代主义模式的政治理论应用的第二个例子是在过去二十年危机期间开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个例子再次显示了它的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的论断也有助于构建理论框架，即关于市场和市场中的代理人完全顺利运作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国家当局的唯一作用是通过消除市场障碍、降低税收、放宽劳动力市场……等等方法来促进这种顺利运作。这样一来，带来更多社会投资和经济体系完美运作的目标就会实现了。唯一的问题是，经济的极端自由化揭示了它的反面，即社会和生产环境并不是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在这些个体存在的地方，在真实的环境是由集体性的个体组成的情况下，它们相当于边缘或残余现象。此外，新技术和新生产力的扩张增加了这种集体生产基础的重要性，并突出了它的新矛盾而不是旧矛盾。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一个已然成为恶性循环的矛盾，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政府陷入了不自治的游戏中，当他们试图通过调节市场来战胜通货膨胀时，他们发现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当他们试图通过市场自由化来增加投资时，他们发现投资在下降。
最后，我更愿意将后现代主义解读为新集体主义的神秘化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是对新主体的科学化确定，这是一个原始但有效的暗示，在马克思的真正归属阶段（或者更简单地说，在普遍流通和交流阶段）新主体正在形成。这个方案是模糊的，但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从这些条件出发，才有可能建构新的集体主体性概念。主体性的界定问题一如既往地涉及到空间、时间和其最基础的形而上学特质等基本问题。在后现代主义中，或者说，在马克思的“现实归属”（ real subsumption）中，空间的特质是绝对的灵活性。每个社会主体都是灵活的，就像工作日和主体间性交流一样。这些限定关注并限定了其基质。因此，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根据界定是完全流动和灵活的。最后，完全抽象的基质已经被生产、消费、知识和转换与平等的欲望所决定。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没有创造出平等、可互换的个体。恰恰相反，这些抽象的特质联系在交际潜能的普遍性之中，这种集体的、人性的、交际的潜能构成了它们卓越的实质。真正的悖论是，人的特质越是机动灵活，生产能力越是抽象，世界和主体就越是集体化。正如经典所描述的那样，资本的“原始积累”打破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把主体贬低为一个单纯的数量实体和市场上纯粹的数字化存在。相反，今天所形成的抽象是贯穿于人与人之间的可交往性，在这个层面上，它将公共关系的稳固性建构于主体的新现实之上。
因此，后现代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似乎比照着浪漫主义者的做法确定了一个危机时期以及社会和工作受资本主义统治的时期。考虑到马克思对形式归属和现实归属的区分，以及浪漫主义者在形式层面上所做的记录和描述，后现代主义显现为现实项（postmodernism registers in real terms）。
（译自Negri,Antonio.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A Manifesto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