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做那个只是会鼓掌的人

很多年前，那是中学。男生经常课间、午后，在学校的操场上打篮球。每个年级，总有那么几个“风云人物”，球打得不错，学习成绩也好，成为明星学生。球场边，总会有围观的女生扎堆，目光随着心仪的男生。一旦进球，叫好声、掌声不断。

那些男生里，也有过我喜欢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去操场看过他们打球，顶多路过的时候瞥上一眼。中午写作业、看课外书，有时候叫好声太大，从窗外灌进来，我还会嫌它吵了我的清梦。

我总想，凭什么作为女生，只能成为围观鼓掌的那个。我也想有我的舞台，想有属于我自己的掌声与喝彩。

那时候，我有一个科学家梦，想成为生命科学家，因为听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我从初中起，就参加生物课外小组，得过北京市生物竞赛一等奖，全国联赛二等奖，还在高一，参加过华大基因承担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的测序工作。

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作家梦。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发表作文了，一直到高三，几乎大小考试，我的作文都是全班、全校的范文，每个月，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高二那年，我报名参加《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个人坐火车去上海参加复试，和郭敬明同年获奖。

但我高中的男朋友看不上我的雄心壮志，他觉得我没他聪明。他靠化学联赛一等奖保送进北大，我祝贺他。而我在《中华活页文选》上新发表了关于苏轼的文章，兴奋的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放在一边，继续给我讲他刚在《科幻世界》上读的刘慈欣。

直到我拿到北大理科系的录取通知书，他还是在说：“女生不适合学理科”。我高考分数其实比他高，为此他很受刺激。那年夏天，我们就分手了。原因可以讲出很多，但大抵还是因为，我不愿意做一个单纯为他鼓掌的人。

这些都只是小时候的高光时刻。我深知，好女不提当年勇，说出来是要被人笑话的。

我亦不是生活在少年“辉煌”里无法自拔的人。大学后几经辗转，世态炎凉，尝过很多挫败和低潮，而立之年后很久，才完成学业，在海外谋到一份教职。无恒产，有文债。但心也很笃定。我最好的时刻，就是现在的时刻。

今天讲这些，是因为最近越发被一件事情困扰：

我感觉我身边的同龄女性友人，一个个都非常优秀，很多年少时负笈重洋，皓首穷经，现在名校任职。才华横溢，赤子之心不泯，为人又可亲可敬，自有一番敦厚温柔。

但她们大多特别低调，很少炫耀什么，也不恃才傲物，在学术场合，由于神态超然，还常会被误认为学生！我和这些女性友人，经常在私下反思自己所得，多少是特权，多少是靠所谓个人的才华天赋，答案是我们只是幸运而已。交流多了，会觉得个人其实没那么重要，名利一世，不换姐妹围炉夜话一宵。平常心看一切就好。

而同龄的不少男性同事，固然也不乏有才的，却分配了不合比例的、更多的聚光灯的焦点。他们出版的书籍，得到更多的报道；他们被更多邀请接受媒体采访、播客对谈；他们对拥有众多“粉丝”这件事，更坦然接受；他们互相之间很容易就称兄道弟，让以他们为榜样的那些更年轻的人，心里升出一种羡艳。这里面，有时候，还有些小姑娘对才子的懵懂倾慕。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出于“专业精神”吧，从不谈自己的婚姻家庭，仿佛钻石王老五。他们中如果有些是好父亲，在朋友圈常常晒自己的育儿经，那更是博得大家的好感。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自然。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同事，我用善意理解他们。但我为我的女性朋友鸣不平，为什么即使她们拥有这些男同事拥有的一切（学位、教职、出版、才华——甚至很多远超男性），也很难驾驭同样的人设，成为小有名气的偶像？或者很难因为自己的艰辛育儿工作，得到同样多的赞许？难道对于学术母亲来说，育儿就是份内的事情？

我想给我这些女性朋友，以及我自己，更多的喝彩。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障碍，是太过于自省。我们会反思作为极少数的幸运者，自己的经历有多少值得分享？这种分享，更多的是励志故事，还是给他人带来一种虚假的幻想，或者经验层面的压迫感？

我们也会反思，在一个“academics can have it all”的神话下，有多少被遮蔽的牺牲与劳动。在一个父亲乐此不疲地晒娃的背后，是他的妻子的各种配合，也有老一辈家长们的免费劳动，不是吗？而后者，比妻子的身影，更少出现在我的朋友圈。

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们还会自责，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对着一个全男性构成的学术会议或者“学术委员会”，进行指责。在我们的批判被当真之间，我们首先会被贴上“那个就知道拿性别说事儿的疯女人”的标签。

但问题是，如果这些事情没人call out，就会打哈哈地过去了，然后这个毫无性别平等意识的学术圈结构，就会一遍遍地被复制，兄弟俱乐部会代代不息。50后被淘汰了，还有60后正在忙着骚扰女学生。60后被metoo掉了，还有70后娶女学生。70后情债还完了，还有80后家暴，90后前PUA后继——没有人可以放下一切，做得起那个“疯女人”，去怼天怼地怼一切。

而我们的男性盟友在哪里呢？口头上抽象支持“平权”的人，如今有很多。再进一步能准确理解“女权”不是“女人要踩在男人头上”的，会少一些，但是也有。而敢于承认自己是“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就已经很难得了，屈指可数。

而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一种盟友，其实可能都不必懂女权理论，他只要愿意做饭、平分家务、在我们赶论文的时候多带带孩子，就很好。

他能在自己参加的学术活动中，主动提出多邀请一些女性，就很好。

他能在女同事说话的时候，不打断，耐心听完，就很好。

他能在接受媒体采访、杂志约稿的时候，推荐一个女性同事，就很好。

他能在女性同事出了新的学术成果的时候，帮忙转发一下，就像转发自己孩子的涂鸦一样，就很好。

他能给女同事的朋友圈多点赞几次，正如那个女同事给她点赞的频率一样，就很好……

关键就在于，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对天怼地怼一切“的疯男人，就可以做到以上一切。

当然我不会幼稚到，觉得随便呼吁一下，事情就能起变化。我也相信很多我的男同事，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委屈——“我并没有恶意呀”。偏偏有些时候，越是“没有恶意”，师出无名，越是难办。

我始终相信，深刻的变化和可见的进步，首先会来自女性内部，来自互相扶持、慷慨分享、积极共情的力量。

更小的时候，我也嫉妒过比自己有才华、漂亮、机会好的女生。越长大，我越觉得女人之间的“嫉妒“，是某种内化了的性别治理术。现在的我，想为所有在这条路上的女人喝彩。

道阻且长。没有人鼓掌，那我们为彼此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