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笔记5

现代主义的长盛不衰倒的确表明，当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心理焦虑预期的解决被拖延的话，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于适应性和痛苦以及对痛苦的习惯的那些不容置疑的能力，怎样会在间歇的当儿一下子增强。

前现代作家能有的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了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

前现代文学均来自把写作视为非个人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成就等这样的古典主义写作观。现代文学则提出另一完全不同的理念——浪漫主义写作观，即写作是一种媒介，独特的个性在其中英雄般地展现出来。对公开的文学话语的这种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涉及并不要求读者对作者有多少具体的了解。尽管关于波德莱尔有丰富的生平资料，而对洛特雷亚蒙伯爵[插图]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恶之花》和《马多侯》均依赖于这样一种作家观，即作者是一个蹂躏其独特主体性的痛苦的自我。

根据浪漫主义感受力首先提出的观点，艺术家（或哲学家）所创造的作品作为一种具有制约作用的内部结构，包含了对主体性劳动的描述。作品从它在一次独特的体验中的地位获得证明，它假定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个人整体性，而所谓的“作品”只是其副产品，一次不充分的表达，如此而已。艺术成为自我意识的一次声明，该意识预设了艺术家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的确，艺术家的努力是由其与（“理性”的）集体声音之间的决裂程度的大小来衡量的。艺术家是试图成为的一种意识。“我是一个为了存在而必须鞭笞天性的人，”现代文学中在自我苛责方面最说教、最不肯妥协的英雄阿尔托如是说。

理论上讲，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意识这东西在艺术中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构成其自身，而必须尽力突破自身的边界，从而改变艺术的边界。因此，任何单个的“作品”均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次特别的、已经展示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经常刺耳的、有时反讽的）元文学宣言，该宣言指出在意识和艺术的理想状态方面文学的不足。意识作为一种工程，创造出一种标准，这种标准不可避免地批评某一“作品”是不完全的。文学以旨在整个地占用自我的英雄意识为榜样，因此，其目标在于“整体的书”。对照整体之书的标准，所有写作在实践上皆由残篇构成。开篇、中段、结尾的标准也不再适用。不完整成为艺术和思想的第一属性，导致了反文类作品的产生：文艺作品故意写成残篇或自我取消的东西，思想也宣布无效，并自动撤销。但是，成功地推翻旧标准并不要求否认这样的艺术的失败。正如科克托所言，“惟一成功的作品即是那失败的作品”。

安托南·阿尔托是文学现代主义英雄阶段最后的伟大楷模之一，他的生涯全面地概括了这些价值重估。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生活，阿尔托都失败了。他的作品包括诗、散文诗、电影脚本、影评、画论、文学批评、随笔、讽刺文章和剧评；还包括几个剧本，许多没能完成的戏剧工程的笔记，这些工程中有一部歌剧，他还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四幕独角广播剧，关于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佩奥特仙人掌崇拜的论文，此外，他还在两部大片（冈斯的《拿破仑传》和德莱叶的《圣女贞德的受难》）和多部短片中扮演过光彩照人的角色；他还写过数百通信札，书信是他最拿手的“戏剧”形式。所有这些加起来，构成了一部破碎的、含义丰富的作品集——一部由残篇构成的卷帙浩繁的集子。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在阿尔托身上，作为先知的艺术家第一次将艺术家定型为其意识纯粹的受害者。波德莱尔散文诗中的恶和兰波对地狱一季的记录所预示的成为阿尔托的一种声明，他不间断地、令其深深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意识本身的不足——一种认为自身已不可弥补地隔绝于思想的情感折磨。思考和运用语言成为永远的磨难。

阿尔托用以描述其精神苦痛的隐喻把思想要么处理成人们从来就未曾有明确的资格（或已失去资格）拥有的财产，要么处理成不调和的、逃遁的、不稳定的、可变得让人讨厌的有形物质。早在一九二一年，才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声称，他的问题在于自己从来就无法拥有“整体的”思想。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都深感悲痛，因为他的思想“抛弃”了他，他无法“发现”自己的思想，无法“获得”思想，他“失去了”对词语的理解力并“忘记了”思想的形式。在更直接的隐喻中，他为其思想的慢慢丧失而大发雷霆，即他的思想在其身下消失或泄漏掉的那种方式；他自称思想已断裂、退化、僵化、液化、凝固、空洞、密集得无法穿透，总之，话语失去活力。让阿尔托受罪的并非是怀疑他的“我”是否思考，而是他确信他不拥有自己的思想。他没有说自己不能思考；他说他不“拥有”思想——而这在他看来，要远胜于拥有正确的观点或判断。“拥有思想”指的那种思想借此支撑自身、将自身展示给自身看，并能应答“情感和生活的全部情境”的过程。阿尔托声称不“拥有”思想就是从思想的这一意义上讲，即认为思想既是其自身的主体，又是客体。阿尔托明示黑格尔式哲学的、戏剧性的、关注自我的意识能够达到整体异化（而非独立的、全面的智慧）的状态——因为思想仍然是一个客体。

阿尔托使用的语言充满矛盾。他的意象是唯物主义的（这使得思想成为一种物或客体），但他对思想的要求则成为纯粹的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他只愿视意识为一个过程。然而，正是意识作为一个过程的特征——无法捉摸和流动——才让他感到有一种地狱般的体验。“真正的痛苦，”阿尔托说，“是你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在自身中变换。”“我思”，其存在明显得好像几乎不需要任何证明，在拼命地、伤心欲绝地寻找一种思考艺术。阿尔托惊恐地发现，智慧纯粹是一种可能性。笛卡儿和瓦莱里在他们伟大的乐观主义史诗中就追求清晰、明确的思想——思想的神圣喜剧作了陈述，阿尔托与他们的陈述恰恰相反，他报告了意识追寻自我的无尽的苦难和迷惘：“这种我在其中总是吃败仗的思想悲剧”，思想的神圣悲剧。他自称“在不断追求精神存在”。

阿尔托对自己下的断语——他对自己长期异化于自我意识这一点的确信——的后果是他的智力缺陷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其作品主要的、永不枯竭的题材。阿尔托关于其思想激情的一些叙述几乎令人不忍卒读。他很少对自己的情感——恐慌、迷惑、勃然大怒、害怕——细加描述。他的天赋不在于心理方面的理解力（由于对此不擅长，他认为这是鸡毛蒜皮，小事一桩），而在于更独到的描写方式，对他无尽的悲伤的一种生理现象学描述。在《衡量神经的尺度》（The Nerve Meter）中，阿尔托认为没有人像他那么清楚地了解“内在的”自我。这并非夸张之辞。在整个第一人称写作史上，尚找不到有人对精神痛苦的微观结构作出过如此不倦的详细记录。不过，阿尔托并非只是记下他的精神苦痛。精神苦痛构成了他的作品，因为尽管写作行为——赋予智慧以形式——是痛苦的，但是，这一痛苦也为写作行为提供了能量。蔑视文学——这个现代主义文学主题兰波第一次作了充分的表达——阿尔托在一个未来主义者、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使之变得极其平常的时代里表达出来，便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调子。阿尔托蔑视文学更多的是与对苦难的一种特别的体验而非四处弥散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关。对于阿尔托来说，提供给写作行为的能量一旦转变为艺术能力，即当它获得一部完成了的文学产品的有利地位的时候，那么，支持写作行为（并证明这一行为的确实性）的极端的精神——也是身体——痛苦便不可避免地被错误地陈述。对文学的口头羞辱（阿尔托在《衡量神经的尺度》中说“一切写作都是垃圾”。）捍卫了写作作为值得容纳作家的痛苦的容器这一危险而有点神奇的地位。羞辱艺术（正如羞辱观众一样）是防止艺术堕落、克服苦难平庸化的一种努力。

阿尔托反对所有分等级的、柏拉图式的思想理念，因为这样的理念认为意识的一部分高于另一部分，而阿尔托赞同精神诉求的民主，认为大脑每一层面、每种倾向和每种质量都有被聆听的权利：“我们心里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用任何声调讲话，即便是不合适的那种。”阿尔托认为没有什么知觉是微不足道的、粗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