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Feature | 是枝裕和：就好像唱歌一样，我不想用假声
「就好像唱歌一样，我不想用假声。我想在我自己最真实的声线范围之内，去非常朴素的把自己内心反映出来，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是枝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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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当下的日本电影，是枝裕和无疑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和广为人知的导演。在25年的创作磨砺后，如今的是枝裕和已经树立起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毋庸置疑，从他的处女作《幻之光》（Illusion,1995）开始，是枝裕和就开启了自己殊荣不断的电影节之旅。这位凭借《小偷家族》（Shoplifters,2018）成为新千年后第一位摘得戛纳金棕榈奖的日本导演，刚刚将自己首次全外语演员班底、异国拍摄的《真相》（La vérité, 2019）送上大银幕。
从《步履不停》(Still Walking,2008)、《如父如子》(Like Father, Like Son,2013)，到《比海更深》(After the Storm,2016)，是枝裕和对日式家庭伦理举重若轻的拿捏有目共睹。他的作品流淌着如小津安二郎那样注重家庭间细腻日常的日本电影先辈的脉流。而在平淡节制的表面下，是枝裕和的作品也不经意地解剖开一个个平凡家庭背后的日本社会变迁。
作为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的收官大师，是枝裕和与在上海的朋友视频连线，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师班。是枝裕和分享了对文学、电视、电影等不同媒介的创作思考、自己迫近60岁的视角转变，和对日本电影的新展望。
家庭题材的创作
是枝裕和因对日式家庭间细致入微的描摹为人喜爱。提到对家族题材探索的起因，是枝裕和表示，母亲的离世，让自己更多地开始着墨于平凡家庭中流动的细碎情感——就好似一种用镜头完成的缅怀。
“我开始拍摄家族题材的电影是从《步履不停》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在近些年来，家庭的题材比较多，在当时的情境下也最切合我自己的感觉和心情。”
虽是枝裕和不认为拍摄家庭题材的电影是件容易的事，但他觉得相较其他题材类型来讲，家庭片的拍摄较为小型，演员人数也比较少，而且他十分享受这种小制作的感觉。
是枝裕和坦言，家庭的主题也随着自身的年龄增长与家庭情况的变化发生着转变。“确实，像《无人知晓》（Nobody Knows, 2004）是在2004年摄制的。在16年前，那个电影是从孩子的视角来拍摄的。之后因为我自己的父母去世，再后来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开始拍摄的电影也随之发生了视角上的变化。比如说，开始要拍父母，开始拍其他的一些东西，自然的从孩子的视角发生了到父母视角的转变。”是枝裕和认为，反观自身，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但他还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60岁之后会拍什么样的作品。
“我自己本身从没想过说以10年为一个区分。发生变化的契机，也不只是年龄。”不过，是枝裕和认为，自己确实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去拍摄社会性话题的倾向，从以家庭为主，在一个小区、一个家庭内发生的故事，转向像《第三度嫌疑人》（The Third Murder, 2017）中对社会性问题的关注。“整个镜头的视角是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转换。”
想成为作家的导演
“用作品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文艺科的是枝裕和，毫不避讳自己对文学的向往。是枝裕和坦言，“现在大多数都是我自己来写剧本，然后再自己拍摄。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追求这样一种方式。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无论是作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塑造自己的一种世界观。我自己拍电影也已经拍了有25年的时间，所以基本上都是能写的话，我都自己写来拍，自己来创作。”
就在大师班连线的同时，是枝裕和的手边还放着新买的书籍，涉猎广泛，甚至不乏关于恐龙发掘的专业主题。“我自己其实是一直梦想做一个小说家的，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拍电视第一步是可以离我自己内心中的对铅字、对印刷物的（向往）更接近。”
在走上电影的道路之前，是枝裕和投身于电视拍摄。“其实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电视时代的孩子。我是1962年出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生活在一个电视的时代。我每天看的就是电视剧，所以其实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很自然地，电视就融入到了我的生活当中。”是枝裕和坦言，在开始拍电影之后，因为觉得自己不是电影出身的，所以最开始抱着一种自卑的心理。
谈及电视的拍摄对自己的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枝裕和认为这是自己所不自觉的。“比如说拍《步履不停》，我并不是说要把它拍成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或者是拍成一个和文学作品不一样的电影，其实只是我把我自己内心的东西非常朴素地反映出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等到拍出来之后，可能有人会说这完全是电视。我只是觉得，电影拍出来之后，我自己感觉很舒服，而且很多观众他们会觉得自己最喜欢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就好像唱歌一样，我不想用假声，我想在我自己最真实的声线的范围之内，去非常朴素的把它反映出来。”
是枝裕和表示，自己很大的遗憾之一是在近10年间不断忙于电影拍摄，读书的爱好被搁置了。如果能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激发新鲜尝试的可能性，“和自己的内心产生冲突”，他也非常希望将一些好的文学作品改编上大银幕。
谈《真相》跨国拍摄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法国电影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上的一种感觉。因为你走在街边，你看到随处就有电影院。大家进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也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在《小偷家族》问鼎戛纳后，是枝裕和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法国，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非日本境内、非母语拍摄的电影作品《真相》。电影的阵容堪称华丽：法国的影坛常青树凯瑟琳·德纳夫（Catherine Deneuve）、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与文艺片男神伊桑·霍克（Ethan Hawke）。
是枝裕和分享到，获得金棕榈实际上对《真相》的筹备并无太大影响，早在15、16年的时候，他已经在准备着这个故事。《真相》的拍摄，实际上是由法国导演欧容大力促成的。作为是枝裕和第一部与外国班底，非母语拍摄的影片，《真相》的制作过程对他的挑战不小。但在前作《空气人偶》（Air Doll, 2009）中与和裴斗娜（Bae Doo Na）和李屏宾的跨语言合作，为他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而在非母语拍摄的经验上，是枝裕和也承认自己向奉俊昊、李安等导演“偷了师”：“我有亲自问过他们。其实大家口径都是一致的，都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给我的回答都非常的乐观。这次拍摄我们都是用三国的语言来一起来拍摄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与语言相比，其实我们能够共享、抱有同样的一种世界观，是更重要的。”
而提到法国的摄制与日本不一样之处，是枝裕和则表示自己学习到了“新的教训”：“如果（法国电影）和日本电影相比的话，我们会觉得日本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就像真的有一个什么大的活动一样。所以一说拍电影了，我们就要一起吃、一起住，甚至大家都要剥夺一些睡眠的时间，不停地在拍。在法国拍电影的时候，坚持每天8小时工作制。有一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单身母亲，拍完了之后她就可以去幼儿园接孩子，过着自己正常的生活。我们觉得可能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变成了一种实现自己工作（价值）的一种可能性。这可能就是日本有必要去学，也必须要去学的东西。在日本我们也希望今后可以进一步离法国的这种拍摄方式越来越近，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拍摄环境。”
谈及日本电影产业
“走在了十字路口”
提到对日本拍摄环境的看法，是枝裕和的语气变得恳切而严肃。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日本电影行业尤为需要在这个特殊的节点“共享一种危机感”，以调整步伐，重新出发。
面对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是枝裕和说：“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新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趋势。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今后我们如何和新冠疫情共存。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反应会稍微慢一点，会需要时间去消化的人。比如说在2001年，那个时候在日本发生了大地震，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把这件事情消化掉，包括新冠疫情也是如此。我觉得真正到产生影响的话，可能还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去表现一些我们眼睛所看不到但能够感知到的东西。”
是枝裕和认为，日本的电影产业正处于过渡期，很多问题通过新冠疫情被展示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即使没有疫情这件事情，日本的电影产业也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日本电影行业能不能做到大家共享这样的一种危机感，联起手来去想对策，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深田晃司，还有诹访敦彦先生，我跟这两位导演也经常一起谈论一些在电影制作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些电影人应该去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我们应该怎么样给电影产生一些新的建议。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去发声，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有了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
是枝裕和恳切地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产业都有一个循环，而这样的循环是不能够被切断的。“作为循环当中的这样的一员，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循环不断保持下去。”为了切身力行让电影循环始终轮转的倡议，是枝裕和在扶持和哺育电影新人的一方面，为日本电影行业的这一循环竭尽所能做着自己的贡献。是枝裕和说道，自己出身的电视行业，都有导演带助理的行业传统，他将其形容为“接力棒一样的传统”，也并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特别。“我只是在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延长线上，把它这样来接过来，接着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作为电影的一种文化，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圈的，它是一个循环。在这个圈子当中，当我自己不在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圈子之间的联系可以更进一步去加强，我就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必要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把这些传统传下去。特别是在这10年以来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法，培养我的这些老一辈都已经不在了，我没有办法去替代他们。但是谁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自己的内心当中，我有一半的想法是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传下去传给下一代。”
“另外一半一般是什么？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是一种新的刺激。所以与其说我要去给予他们什么，不如说其实是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从年轻人那里去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是我自己的欲望太强烈，所以另一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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