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江南”系列丨江南诗性文化解读：诗性文化与江南城市
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云上江南”系列活动之一“中国古建科普十讲”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开启“云上江南”之“江南诗性文化解读”，随着人文学者的脚步，探寻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踏上现代人的精神还乡之路。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生花草梦苏州”“人生只合扬州老”，江南城市之美，不仅美在风景，更美在人文，美在意蕴，美在人诗性文化和审美精神。
一
江南和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生活世界中最奇妙的一个对象，说到江南或来到江南，每个人心中都会涌起一种奇妙的愉快感。但如果问你究竟体验到了什么？又真的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而这就是美学上讲的最典型的美感。
斯宾格勒有句名言：“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也可以说“江南的文化，就是江南城市的文化”，还可以说“江南文化的美，也就是江南城市文化的美”。这是因为，各种零零碎碎、遍布江南大地的文化创造，最后都是由于汇集到了苏州、杭州、南京、扬州等大城市，才被发扬光大并传承下来。如人们经常想到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生花草梦苏州”“人生只合扬州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清词丽句，不仅把江南城市的美和人文魅力表露无遗，本身也是中华民族心目中最看重的审美意境和精神。一言以蔽之，江南城市文化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它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诗性文化和审美精神。
二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可从三方面来解读。
首先，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理性文化，中华民族对世界最独特的创造是诗性文化。前者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后者则能较好地控制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对立。源自西方文化中“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对立”，转移到城市领域，必是引起不同城市的同质发展和恶性竞争。而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的诗性文化，则会引导城市采取更为温和的竞争与合作方式。这是古代江南城市功能能够发育良好的最深的文化基因。
其次，从区域比较的角度看，受南北不同的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生态、文化风俗的影响，中国诗性文化又进一步生成了两种主要形态：一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中原诗性文化”，二是以经济-审美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前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治压迫经济”“群体淹没个体”，并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活力；后者则善于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与精神、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融合发展。这是“江南诗性文化”在很多方面又比“中原诗性文化”略胜一筹的主要根源。
再次，从城乡差别的角度看，江南的城市与村镇有共同的一面，就是经济和文教都比较发达。但由于在财富积累、社会管理及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江南村镇与江南城市也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在已相当富裕的江南村镇，人们的生活观念依然倾向于“耕读为本”“勤俭持家”等传统农业社会的素朴生活方式，而对“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江南城市生活持批判与抵制态度。这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对市场经济挣脱自然经济束缚、人的审美天性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设置了障碍。傅衣凌先生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在前者，“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而后者的“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傅衣凌《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也可以说，江南村镇文化更多地与中原政治-伦理文化相近，而与江南城市文化的诗性与审美精神有较大的差距。
三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古代江南即当今的长三角。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今天的江南越来越不像江南，这只能说是失去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结果。如果我们认可那种典雅、精致的江南诗性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乡愁之一，它的传承和重建与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江南城市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对应对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危机，促进长三角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态的保护建设具有重大战略资源价值。同时，以内涵优雅的江南文化为文化资源，培育高品质的长三角城市文化，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三角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摘自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