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半生缘》究竟有没有抄袭？

“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很多人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想必都泪目了，但是，这个桥段、这句话，据说是从另一本小说，美国普利策奖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里面搬过来的。

有人就说，原来杰出如张爱玲也是个抄抄，果然天下文章一大抄。但很多张迷就反击说，张爱玲是化腐朽为神奇，《普汉先生》早已无人问津了。这个我要为马宽德说句公道话，《普汉先生》这本书还真没这么不堪，人家还上了大批评家布鲁姆《西方正典》后面的附录书单的，某种意义上已经取得某种经典地位。

那么，到底是不是抄袭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探个究竟。我最终决定自己来阅读，把这两本书，做一个比对，同时，如果不是抄袭，也可以趁机研究一下，张爱玲是如何把人家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二手素材，熔炼成自己的艺术作品。

故事结构

《普汉先生》这个小说，如书名一样，是一部个人史，以小说主人公亨利·普汉的第一人称来讲述，从重逢哈佛同学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往，一路讲述童年时光、校园生活到参加一战，战场归来他留在纽约，在好友比尔·金的引荐下，进入广告公司，认识了同事玛文·梅勒斯，两人相恋。父亲生病去世，普汉被迫返回并滞留波士顿善后，因为去留问题，他和玛文分手，同时，门当户对的世家女子凯，经历了与他的好友比尔不了了之的地下恋情之后，误打误撞和他结为夫妻。多年之后，四人再次重逢，比尔和凯旧情复燃，又终于割舍，普汉和玛文感怀落泪，但也算作了了结，都各自归位，重回轨道。

显然，《半生缘》故事框架差不多就是从《普汉先生》十三章开始的内容进行改写，不过，张爱玲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也变了，改换到了曼桢，女性的视角。整个空间结构也是设置了双城记，《普汉先生》是纽约和波士顿，《半生缘》是上海和南京。添加的地方，是从曼桢的家庭背景里面，生发出了舞女姐姐曼璐这条线，再与主线进行交织。因此，《半生缘》的重心就不是人物了，而是事件，是缘。这个改动直接让小说呈现了与《普汉先生》完全不同的小说质地，《普汉先生》明显带着强烈的内在化倾向，笼罩在普汉先生个人的省思里面，而《半生缘》更加外在化，通俗地说，就是更事儿。尽管有着张爱玲细致的心理描写，但推动事件发展还是更为积极，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普汉先生》其实容纳了一个人大半生的事件，而《半生缘》的场景总体比较日常化，比较柴米油盐，但反而是《半生缘》更富于动感，这就是写法带来的结果。

所以，就故事结构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不算是抄袭，尽管基本把后二十五章的大结构拿了过来，但是，这种四角恋爱的推演，更多只能说是一种模式，模式也就是对应人类生活中常见的关系类型，这个不是某种发明，不能说不允许复制，同时，张爱玲还做了改造，来适应自己的经验，这就是创造了。

人物设定

显然，世钧对应普汉，曼桢对应玛文，叔惠对应比尔，翠芝对应凯，性格也很相似。

普汉和世钧都是世家子弟，都是家里有产业，有老钱，两人都比较老实、木讷。世家子弟往往都比较出产这种性情，这种气质的。那种一看就特别八面玲珑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般家庭出身不会特别好，因为这说明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挤压和磨难，逼得他很伶俐，孔子不就说嘛，巧言令色鲜矣仁，而出生好的，大多没有这种生存训练，比如曼璐这种阅人无数的，从照片看，就一眼看出世钧比叔惠家世好。其实，普汉比世钧更极致，家庭条件更优越，从事金融行业，而世钧家是做皮货生意，不是一个量级。马宽德对普汉的家庭着墨特别多，普汉因为家庭教育，因为从小上的贵族学校的严格教育，头脑中的条条框框特别多，上流社会的的教条深入骨髓，也是他情感贫血的后天原因，但世钧还不至于。

《半生缘》中的几个人物总体都比《普汉先生》中的对应人物，有特征弱化的倾向，比如同样的世家小姐翠芝，相比之下，凯更有活力一些，而叔惠尽管非常活络伶俐，但却没有出身中产阶级的、有个毒舌怪咖父亲的比尔那么尖锐，那么自由，那么有魅力。曼桢和玛文两人家境都不好，曼桢是家里曾经靠着姐姐曼璐做舞女来养活一家老小，而玛文是出身于小城市，故事开始父母已经亡故，一个人打拼。两人都比较上进，但玛文更直爽，更奔放。尤其不同的是，玛文比曼桢更为肉感，可能也是因为马宽德通过普汉的眼睛，在第一次见她时，就对她的身体进行了审视，比如特别写到，她的一只高跟鞋滑脱出一半，能看见穿着金褐色袜子的脚跟，相比曼桢就更为精神化，当然也和小说从她的视角讲述有关。

所以，就人物来说，《半生缘》的人物其实并没有《普汉先生》那么分明，有一种拓印，印糊了的感觉，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仍然不能算是抄袭，因为《半生缘》人物的本土化非常彻底，而人的性格，概括起来也就那么多，没有专属性。

情节拐点

《普汉先生》情节的第一个拐点是在一战，普汉在战场上直面了dead，受到心灵创伤，所以他回来后远离家乡留在了纽约；第二个拐点就是两人相恋；第三个拐点是父亲去世，为留不留在波士顿，他和玛文产生分歧，两人分手；第四个拐点就是他和凯结婚；第五个拐点是他参加同学会和玛文重逢。

《半生缘》第一个情节拐点，对应《普汉先生》第二个拐点，就是世钧曼桢两人相知相爱。另外，结婚和重逢这两个点都有，但在分手这个拐点上，有着非常不同的处理。尽管两个小说都是由男主角的父亲生病带出幺蛾子，但《半生缘》没有让世钧和曼桢因此分手，而是引入了支线交汇，带来一个强烈的外部因素，就是姐姐曼璐为了留住丈夫祝鸿才的心，设计帮助祝鸿才把曼桢强暴了，并拘禁在家中，生下孩子，世钧被曼桢家人误导已经嫁人，最终这段缘分才断裂。这样的处理，不仅让《半生缘》后半段衍生出很多不一样的情节拐点，同时也让两个小说的质地进一步区别开来，张爱玲显然认为《普汉先生》那种内在化的爱情慢die，精神化的悲剧，不像一个中国故事，也不符合中国读者热衷传奇的接受惯性，她选择叠加了一个故事上去，让小说的转折变得更为悲怆激烈，由此可见，在情节安排上，《半生缘》其实是有很大原创性的。

细节和桥段

确实有很多直接的搬运和移植。比如说，《半生缘》中翠芝和叔惠最初建立情感，是在曼桢与叔惠到南京时，同游清凉山的那一次，那时翠芝已与叔惠的老同学一鹏订婚，但翠芝与叔惠两人却在出游的过程中离群消失，两人一起迟迟归来，第二天翠芝就与一鹏解除了婚约。这一段是完全从《普汉先生》里移植过来的；另外，像曼桢和世钧刚刚要好，世钧回南京前，曼桢帮他理行李的一段也是完全的移植。还有在细节与对话上也有很多雷同，比如世钧总在他和翠芝的家中闻到煤气的味道，还有翠芝总是要世钧去溜狗，世钧夫妇出门吃饭，和普汉夫妇在开篇时出门赴宴也非常相似，当然还有开篇提到的那句最荡气回肠的“回不去了”，只是称呼改了，玛文对普汉说的是“亲爱的”。我觉得这些地方，不做法律判定，仅从一般的阅读感受来说，够得上抄袭，但不得不说，张爱玲把这些有着英文情境的桥段和细节，放在自己中国情调的小说中，居然不违和，也是才华的表现。

做一个总结吧，我看下来，尽管有这么多明显的相似或者雷同，但最直观的感受是，《半生缘》和《普汉先生》还是两本不一样的小说，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作是抄袭，因为里面明显有张爱玲的创造。从感性材料方面来讲，全是本土化的东西。《半生缘》本质上还是一个张爱玲式的故事，《普汉先生》是她借用的一个壳。

两部小说虽然类型不同，但都是优秀的小说，艺术水平在伯仲之间，如果一定要做比较，我个人觉得《半生缘》略胜一筹，主要是戏剧性更强，《普汉先生》略为散漫了一些，可能我是中国人，文化惯性使然。但是，《普汉先生》其实比《半生缘》写得更扎实，里面的人物更鲜明不是没有道理的，张爱玲还是吃亏在没有真正地在社会上工作过，《普汉先生》里面人物的各种工作部分，包括战争部分的经验，一看就是一手经验，而张爱玲在人物的工作方面就写得很虚，更多是靠戏剧性在遮掩。

当然，我觉得看了《普汉先生》，肯定会觉得《半生缘》的原创性还是打了折扣，这个没有什么好为张爱玲辩解的，她自己都承认了，她在给宋琪的书信中提到，《半生缘》其实就是根据《普汉先生》一书所改写。张爱玲用的词就是“改写”。从创作角度来讲，完全说得通，当年张爱玲从中短篇跨到长篇小说创作，之前的《连环套》夭折了，她一直没有走上长篇小说创作的正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结构，这个对于她写惯了中短篇来说，是一个坎儿。这时候，她看到了《普汉先生》，从其中的主要结构，得到了把自己的经验装进去的办法，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显然是写作学习的结果。这种操作方式，放在那个版权公约没有建立起来的时代，是不奇怪的，也不违法，张爱玲还敢直接告诉人，就说明她根本就没认为这种改写是个问题，也没有影响的焦虑，后来她还跟人家原作者马宽德在香港见面吃饭，盛装出席，看来她真没有心虚，她压根儿就没有认为自己干了剽窃的勾当。

但是，放在今天的环境里面，估计就有问题了，光是现在的舆论环境，一个名作家这么干，可能舆论就给你定罪了，唾沫星子淹死你，但这种文学影响在法律层面上，究竟应该怎么衡量，怎么拿捏恰当分寸，只有就教于法律界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