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8.6

《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恋恋风尘》，《千禧曼波》再到《悲情城市》。今天我花了两个小时三十八分钟看完了我的观影历史中第五部侯孝贤导演作品。每看新的一部，便刷新一次我心里的排行榜。这一百五十八分钟，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甚至几度想要放弃，尤其是文清从出狱后的那一段，我看了很难过。

日语，粤语，台语，零星的几句普通话，动荡的局势，为理想舍弃生命的有志之士，这些名词，放到别人手中，成就的必然是一部沉重而又沉重的历史大片吧，但只有侯孝贤，能够将它拍得那么打动人，举重若轻。

从林家着眼，通过一家人的命运反应出时代的变迁与动荡，往往会比直接拍摄历史事件带来更深刻的感受，这让我想起高中时最喜欢的女作家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比起宏大叙事，往往小人物的感受才更为真实和动人。

印象很深刻的有几幕，一是天皇投降，日本撤侨，静子与宽美兄妹道别；二是在酒楼， “自己人，讲腹内话，亲象陈仪这款土匪也被祖国重用，对祖国，我看，也免太期待了！ ”然后窗外传来了革命歌曲，大家一起歌唱着，歌颂回归祖国的怀抱；三是在屋内，埋怨着物价与失业，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倒卖物资，“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四是国民政府实行汉奸条例，警察来抓人，大哥的一句感慨“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这几幕是深深刺痛我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时常为台湾人感到难过。尤其是每每看到网络上掀起一阵阵捕风捉影的讨伐，一个个没有实证就将他人打入地狱恨不得生吞活剥的样子。我们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期盼祖国的统一，期盼台湾的回归，“这是全国同胞共同的期盼，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背的滚瓜烂熟。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粗暴地用“同胞”这个词，就代替了那些在那片土地上生长生活生存的，与之有着最最深刻的情感联结的人们的口舌了呢？先后经历了日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迁往台湾后的不公平对待的真真正正的台湾人的声音，在历史上被缺席了，可是又有谁愿意去了解呢？张悬因为在现场接过青天白日旗被谩骂的时候；周子瑜被全民讨伐的时候；欧阳娜娜在镜头面前唱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们有什么资格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他人上升到人格层面的攻击来侮辱，攻击与谩骂，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粗暴的扼住他们的咽喉呢?只有非黑即白的二元认知，而不愿给别人留一点喘息的余地，如若不然就疯狂侮辱与泼脏水，咒骂着，什么时候竟疯狂至此而不能理智地听一听他人的看法，不能允许在政治的两方立场中存留中间地带？

除此之外，历史的残忍，在林家四个兄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动荡年代，二哥是征兵一去未反，三哥和大哥一个入狱折磨至憨傻一个死于枪下，这些都并没有过多着墨，更多的镜头语言放在生活平稳的林文清身上，一个聋哑人。朋友们谈论着时局政治，他和宽美分享着声音的样子，从台北只身返乡坐在医院台阶上被吓到没缓过劲来然后晕倒的样子，入狱时他怯怯从小窗望着外面的样子，出狱后他一个个替死去的狱友传递口信的样子，和宽荣争论着着急又说不出话愤恨自责的样子，整部电影里，梁朝伟是安静的，又不是安静的。“狱中已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的我都能做”他沉默地经历着这一切，但又是那么的无力，退一步经营着自己小小的照相馆，偶尔为他们提供一些资金以在担忧中获得些许慰藉。可即便如此，也还是逃不过噩运。

电影结尾，宽荣被捕，文清和宽美收拾行李想要逃，他们站在路边，火车一节一节地过去，镜头一转还是回到家里，照了最后一张全家福，然后画面是林家的日常生活，画外音是宽美写给小雪的信，

“到今天才写信，是因为心情总算平静了。这张照片是你小叔被捉前三天照的。被捉的那天，小叔在替客人照相，他坚持做完工作，然后平静地被带走。我到过台北托人打听，却毫无消息。阿朴长牙了，常爱笑，眼神象极你小叔。有空来看我们，九份天气凉了，满山芒花，白茫茫的一片，象雪。 ”

然后片尾字幕浮现，“1949年12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台湾回归始，大陆易守终，这部影片并没有直接的斗争镜头，捉捕，台北戒严，死伤好多人 ，都是在文字，广播或者画外音中交代的，九份的外景看起来是那么平静，但就这样把一家人的悲剧和一个时代的悲剧都说尽了。大陆易守，这是动荡的终止么？不是，这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开始，历史的洪流不断裹挟身处其中的人们身不由己地前进，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悲剧，一出又一出的“悲情城市”。

侯孝贤导演说的那句名言被引用很多次了， “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这也是我从恋恋风尘和悲情城市中感触最多的。平淡，简单，缓缓地推进着，没有什么高潮，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就把该说的都说尽了，就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