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的故事

小时候我爱看电视，家里却没有电视机。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有电视机的人家并不多，而且大都是14英寸的黑白小电视。彩色电视机更少见，全村仅有一两台。家里也没通电，因为交不起电费。每到晚上天黑下来，屋里就点了油灯。一家几口人，坐在油灯旁吃饭，或是就那么沉默的坐着。我和姐姐、妹妹在油灯下写作业，没有桌子，是趴在炕上写。用过的油灯有两种，一种是麻油灯，将少许麻油倒在浅瓷碟里，把棉花搓成细条，放在油里浸透，伸出一截做灯芯点着。还有一种是煤油灯，煤油透明无色，燃烧的灯焰却冒出黑色的油灰，长年下来，窗户和屋顶都挂上了一层黑，每年腊月二十三过后，临过春节前，都要清扫这种油灰。

在没有游戏机，没有课外书的那个环境里，电视机，对于小孩子来说，绝对是巨大的诱惑。我常想方设法去别人家看电视，有时闹着大人带自己去邻居家，有时去同学家，有时去姐姐、妹妹的朋友家，能去的都走遍了，也算“混”了不少电视剧。那时，电视频道就那么一两个，电视剧有《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晚上固定时间只播一集。这个时候，有电视机的人家，常常是坐了一屋子人，大家边看边议论剧情和演员，热闹哄哄。主人端着碗吃饭，饭香不时飘到人们鼻孔里。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一播完，大部分人离开了，仍有我这样的电视“死忠粉”赖着不愿走，还要等广告播完，再看“午夜剧场”。主人的白眼和不快自然是免不了的。不过，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对于如饥似渴的我来说，能“赖”一集是一集。

后来慢慢的，买电视机的人家多了起来。我也缠着父亲买电视，我想，自己家有了电视机，那才叫神仙日子呢！父亲每次都答应着，却还是没有钱。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小，母亲做家务又要忙着照顾我们，去不了田里。家里几十亩地的农活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干完繁重的活从地里回来，再骑自行车到县城边的国营铁厂打零工，深夜才回来。或是到村口小砖窑背土坯砖、然后爬着陡坡上窑，计件工资。别人背两次的量他一次就背完，而且脚步飞快，别人走了半程，他已赶完全程，把背的砖一块又一块卸下，又返回再来，一天挣几块钱。再或者，跟上村里的包工头，去附近建筑工地劳动。他干活从不耍奸，老实卖力，包工头们揽上了活，总抢着要他。然而，苦力只能糊口，日子仍然时时捉襟见肘。家里日常支出，幼小的孩子上学费用，一家几口人的吃穿，都等着他去寻找。每次挣到的钱，都是匆匆急用完，哪能攒下多余的。我和姐姐、妹妹的学费、书本费经常赊欠着，要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才能交上。每年冬天，村里收农业税的干部一遍遍到我家，父亲外出躲着不见面。家里是确实拿不出那几百块钱的税钱。

那个年代，农村的一位没文化的青年农民，除了苦力能有啥办法呢。父亲苦，愁，却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从成家时候开始，他就低头死命的用他的苦力、汗水，竭力撑持起这个家，那是他曾经的骄傲。可是，面对孩子们一遍遍对电视机的渴望与期盼，他感到了无能为力。那年冬天，农村流行起了卖血的风气，据说人身体里的血很贵。村里许多人纷纷到外县去，过一段时间回来，人似乎胖了，脸也白了。据他们说，抽那么一次血，休息好几天，天天能吃肉，很快能养好，然后再抽，没什么大不了。父亲听了，似乎无动于衷。

然而不久，父亲却悄悄的消失了。那时没有电话，家里人谁也找不到他。母亲焦急万分，但三个年幼的孩子时刻拖住了她，她也是毫无办法。过了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晚上，父亲回来了，是和村里几个人一起偷偷回来的。他给我们买了农村孩子平日里少见的零食。他不再是平时胡子拉碴、脏乎乎的样子，脸白了，胡子也刮干净了。他穿了一件崭新的新夹克，又黑又亮的皮鞋，他的手很温暖，眼睛发出明亮的光芒。他还给我们带回来一台崭新的黑白电视机，17英寸，六百块钱买的。我和姐姐、妹妹高兴的跳了起来。母亲猜到发生了什么，她阴着脸，并不理会父亲，后来呜呜的哭了。父亲自顾自的，也不说什么，他埋头鼓捣着给我们接通了电视机，装好了天线。我们终于有电视看了。

第二天，父亲拉着我，买了罐头和点心，去看爷爷和奶奶。奶奶带着哭腔问“儿啊，钱从哪儿来的？”。父亲一声不吭。奶奶哭了，说“你把这些东西扔了！我们不吃你的血换来的东西！”。爷爷责骂父亲“头脑糊涂”。父亲灰溜溜的离开了。奶奶哭完，把父亲买的东西仔细包好，喃喃的跟我念叨“这是你爹用血换来的，我们吃不下，也咽不进去。你拿回去给你爹吃。你爹为了你们，自己的命也不要了！”。

直到今天，奶奶的声音似乎还在我耳边回响。年幼时发生的这些事恍如昨日。那台电视机后来用了好多年，陪我和姐姐、妹妹度过了整个难忘的青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