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纽斯

十一月初的维尔纽斯，天气总是阴沉沉的。但就此判定维尔纽斯的冬天凄凉，未免武断。我只去过维尔纽斯三次，每次都是在十一月初，待上个三四天。本地人会说，研究样本量不够，或我的运气糟糕。机上饮食难以入口，还没走出航站楼，我就开始想念市区的咖啡馆和酒吧了。在前往酒店的出租车上，三潘给我发了条短信，问我是不是住在老地方，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一顿。两周前，他误打误撞闯入了一家酒吧，名字叫西克里（Sikiri），里面有各种好吃的汉堡，份量给力。他在那干掉了两个单价超过五十里塔斯的汉堡，还有一瓶本地啤酒，一种温热但又不醉人的感觉从脚趾慢悠悠升起到耳根。他还说，那家酒吧和我住的酒店很近，不过二十分钟脚程。

我从来没喜欢过维尔纽斯，最愉快的体验是离开的解脱感。当然，我必须感谢某个自视清高、顽固无比的基金会，它给了我每年一次去那出差的机会。主题相同的培训、内容重复的讨论、换汤不换药的报告模板，让我对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期待。然这未尝不是对于日常工作的解脱——从一群不懂常识的乌合之众中跳将出来，走进另一群虽然很难聊到一块但毕竟还算可爱的人中间去。有人还记得我喜欢吃一种圆形长棍绿巧克力，特意买了在办公室里备着。

酒店主楼和前台之间，有一个梯形院子。穿越院子走向前台大厅，梯形逐渐收窄，我尝试辨识拉莫峰的方向，可视线被右侧一群瘦高的树木阻挡，在那有一家以拉莫峰为名的书店。书店位于街角，无论晴雨，总有一个人在那里弹钢琴。在书店墙上贴着的布告栏里，写有这位街头音乐师的日程安排。一个冷雨飘零的夜晚，我站在书店门口，犹豫着是否该步入那片开始飘雪的天空。一个帮音乐师搬钢琴的朋友和我攀谈了几句，说他们要冬眠了。那是2016年11月10日，那年演出季的最后一天。他们有一辆黄色的大众面包车，经过改造，容得下一架朴素的钢琴。加上他们在车上安装的牵引搬运设施（滑轮、轨道、绳套、泡沫垫），两个人搬起钢琴来得心应手，全程没超过一刻钟。他们关上面包车后门，挤进车内，和我挥手告别——一种属于陌路人之间最真诚的告别，让我想起了飞机离开停机位进入滑行道的时候，地勤人员懒洋洋的招手，那是我不愿意错过的场景。大众面包车离开后，书店斜对面横躺着的广场再一次抓住了我的视线。那里总弥漫着的大麻味道在湿润冷风中格外冲鼻，在垃圾桶里能见到废弃的一次性针具。

三潘说他被堵在了路上，而我已走到了西克里门口。西克里的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大上不少，上下三层，一楼有一个吧台，靠窗只有两个座位。三潘建议我去楼上坐着，因为暖气供应充分；但我更喜欢挨在窗边看外面的人流，翻手头的书。我要了一杯咖啡，前台的年轻服务生提醒我，西克里以各种啤酒著称，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咖啡，只有简单的手冲清咖——但这已足够好了。我不禁比较起东京那家咖啡馆，店主老爷爷会根据来客的言行样貌替他选择符合他个性的咖啡杯和碟子。那家已经营业五十多年的咖啡馆，因为老爷爷年事渐高，如今已经关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爷爷手冲咖啡时慢悠悠的动作、一丝不苟的神态，以及享受每一秒的满足感。

身在寒冷的东欧，我沉浸的世界却是越南的热带雨林。Black Virgin Mountain是又一本关于越战的回忆录。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作者太多的愤怒（从脏话里溢出来），三十年后仍未消散。关于越南的书，这是第二本我拿起来后却没能读完的（上一本是主万翻译的《文静的美国人》）。我问三潘，知道了历史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解了谁在某个时刻干了啥，这有啥意义？能改变什么？没人会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因为在决策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决策者的眼前利益。一本历史书，不过是一部八卦而已。三潘说他很少看历史，也不懂历史，或者说根本不想知道历史。他只读小说。小说里，有他需要知道的一切，有他享受的一切。小说是他的全部世界。

作为一位资深小说读者，三潘经常会和我讨论外国小说的译本问题。一些小说，他会阅读不同的中文译本，比较其中的异同，并能由此推断出某个译本的某个句子是否翻译正确。两天前，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三潘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原因是他终于找到了康拉德的《吉姆爷》的一个好译本，译者是贾文渊。我知道，三潘对于译本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文字是否“雅训”，贾文渊的译文虽然不够精确，但足够通达流畅，有时甚至为了确保文字的流畅而故意漏译一些细节的字词。他还亲自读了两段他认为很精彩的译文，录了音给我发过来。

维尔纽斯的夜来得扭扭捏捏，日光很不情愿地退场，谢幕的时间拉得极其漫长。我在桃木桌面上一边转着手机，一边想象着岘港、顺化、会安、西宁、芹苴……三潘走近前时，我有些恍惚，无法感知当下的时空，还想到了离西克里不远的一家叫Tuy的越南餐馆，那也是我们经常签到的地方。

西克里的菜单上满眼全是肉食，我们点了一份香肠拼盘，还有华夫饼烤鸡。所有啤酒，都是我不知道的玩意，我只要了一罐AW Root Beer。三潘说我很没劲，在一个啤酒让人挑花眼的地方喝碳酸饮料。三潘已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半，他是辞职后出来写小说的，但他如今不知道方向在哪。小说读得越多，越是觉得没啥好写的，因为所有的故事前人都已写过。在二楼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暖气确实很足），我们谈到了当代小说的文体。当代小说家如此热衷于文体形式的变化与创造，是因为故事本身已经构成不好小说了（昆德拉的《不朽》算吗？）——所有的故事，前辈小说家都已说完了。我说，在尝试写小说的过程中，我最害怕的是演绎对话。该给每个人物设计鲜明的个性，然后想象他们各自言语的模式，还是让不同维度的自己（一个分裂的自己）互相对质？对话一定要符合人设或大环境吗？比如陀翁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在那个时代，俄国佬真的会那么说话吗？动不动就来一篇演讲？我也不知道自己写作的出路在哪里，上次的转型尝试是失败的。

三潘喝完了三杯啤酒，严肃地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点，我不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也许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这么几年一直乱跑，不回自己家，如今又在搞什么项目跑来这里出差，什么能让你安定下来？你为什么不安定下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反问他：“如果你啥也不干，就一直在这里读书写小说，你还能撑多久？”“再一年吧。”三潘的维尔纽斯也许等同于村上春树的希腊。村上春树是一个典型的写了一辈子、却一直写得乱七八糟的作家。他没有一部作品能让我读上两遍，他属于畅销书作家中比较有才华的一个吧。“可他至少一直在坚持写作，这一点就很难得。最近，我还买了他的《刺杀骑士团长》。”他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了精装版《刺杀骑士团长》的封面。在照片中，我看到他所租住公寓的书架和书桌上又已经堆满了书。身在维城，却能搞到这么多中文版本的实体书，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在书桌的左下角，有一本施咸荣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本他读过很多遍的小说——主人公被他妹妹救赎的情节，让他感动不已。“我写小说，有时刻意模仿塞林格。他的《九故事》是我最欣赏的短篇小说集，你知道吗，那个痞子王朔，也几乎为《为艾斯美而作》掉眼泪。”

匈牙利汉学家高奕睿说过，语言是一个人的浏览器。如果在自己的语汇中不存在A这词，那么在大自然中看到A的对应物的时候，通常会视而不见。认识黄姐前，我不知道维尔纽斯是什么地方。她在那里读了正经的社工硕士（我不知道不正经的社工又会是什么），如今在昆明定居，从事着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偶尔地，她会和我说起那里的时光，以及想回去读博士的愿望（她可以享受学费折扣）。当时我对整个立陶宛都毫无概念——除了知道他们篮球水平相当不错。但过了半年，维城就开始和我产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则起源于那家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的乡愁。基金会总部在纽约，项目负责人出生在维尔纽斯，如今在香港定居。选择在维城开会，是他假公济私的表现（“合理的腐败”）。参与项目的十几个国家，大部分在东南亚和南亚，和维城没有半毛钱关系。三潘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北欧——更精确一点，是挪威的某个海边小镇。他对于我的旅行经验的总结是：我经常去一些灰不溜秋的地方，比如寮国、缅甸、土耳其、印度。而他自己则向往干净、整洁的地方，有秩序，没有历史的重负，没有宗教的缠绕。但他一直在分享自己和躲避人群两端间徘徊，如果寻求便利，就要忍受喧嚣；如果寻求认同，就要面对嘲笑。

维尔纽斯的风景，与三潘定居十年的北京，或者他出生的运城，没有任何相似点。这儿的旧城区老建筑密集，但他并不感冒。三潘学画画出身，但最后选择了房地产规划之类的行业安身立命，并在这一行做得风生水起。他日常工作的习性与常人相反，中午起床，下午上班，到凌晨三四点收工回家。晚上总有酒局。这份职业，他谈不上有多喜欢，但由此他积累了不少自信。如果说干一行恨一行是普遍现象，那么三潘如今对于建筑规划、建筑保护之类的话题兴致缺缺是意料之中的。“一些古建筑，毁了就毁了吧，没啥可惜的。”对于这个态度，我倒是心有戚戚焉。我很难想象，比如今天的东方明珠、鸟巢在几百上千年后成为被保护的对象。“整旧如旧”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标准。修复一个建筑，就应该修复到它刚落成时的模样，所以“整旧如新”才应该是最高标准啊。一个建于1350年的寺院，整修后整出了1980年的感觉，这又是哪门子逻辑呢？我们喜欢的只是那些建筑年老色衰的模样，而不是它们青春靓丽的时刻？今年五月底，我去了一次蒲甘。回来后，我和三潘说，大家对蒲甘的热爱，恰恰源于政府对于维修工作的冷漠造成的破败。蒲甘王朝鼎盛时期，所有建筑表面金光灿灿，现在的人是不会喜欢的。1980年的感觉是一个可以用来当作卖点的商品（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断壁残垣对照着绚烂的花朵，是摄影的好题材），但1350年的最初模样则不是——按照当今的审美标准，一个全金色的城市得有多难看啊。

二楼吧台的灯光倏一下熄灭了，原本灰暗的角落更加灰暗了。还不到晚上九点，西克里的生意依旧红火，但当班的服务生越来越少，上菜的速度越来越慢了，接水、拿刀叉的活计都要顾客亲自上手了。另外一位刚搬家到维尔纽斯的女孩加入了我们的饭局——我觉得自己简直认识了所有在维城生活或生活过的中国人。我们又点了一份华夫饼烤鸡，我开始为第二天的工作焦虑。谈话主题转变了，风格也从饱经风霜的沙哑腔调（并非三潘故意为之，他的烟瘾造成了严重的咽炎）切换成了轻快活泼的进行曲。我们开始谈论冰岛的风景、英超/意甲联赛和美国男足在世预赛上被淘汰的消息。三潘安静了，他找到了溜出去抽烟的绝佳时机——维城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背景，外面街道的轮廓可以是任何一个城市的，而他内心的挣扎则会继续伴随他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我问那个女孩：“三潘和你是不是之前一起吃过饭？”她说，“是啊，就在那家Tuy。我当时还问你什么菜好吃来着。”“哦，我记起来了，那里的虾啊鱼啊都不错，还有滴滴咖啡。”“对的。你知道现在意甲排第一的是谁吗？你简直不敢相信的。”“那不勒斯。曾经的马拉多纳、现在的哈姆西克的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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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y餐馆的老板和伙计一大家子来自邦美蜀，那是一个以咖啡闻名的小镇。越南如今是全球第二大的咖啡出口国，邦美蜀被称为越南的咖啡之都，人们相互串门就是一杯一杯地喝咖啡。在越战结束前的1975年初，他们家一个个通过关系转道永珍、昆明、北京、莫斯科、基辅、明斯克，最后在维城定居下来（不知道他们家卖掉了多少吨咖啡豆才攒够的路费）。在店里，他们相互间说英语；在厨房里，他们说越南语。我第一次去维城，第二晚（2015年11月4日）约三潘逛完书店后，在找地方填肚子的过程中找到了这家餐馆。彼时，三潘对于越南菜尚无概念，问我吃什么，我说我来点吧，他自己只点了一罐越南啤酒。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吃过的最棒的越南菜。虽然我去过河内，喜欢那里所有的街头小吃，但要论到一个具体的餐馆，真没啥特别中我意的。然而作为一个喜欢聆听、收集故事的人，一个好餐馆万分重要。酒足饭饱后的三潘会给我讲述一个个故事，有时是他自己的经历，有时是他身边人的传说，更多时候是对他读过的小说的复述——而这往往是重头戏。

我一直很羡慕三潘，他有超强的记忆力，熟稔读过的小说的细节，虽然这是他反复阅读，将笔记写满书页空白部分的结果。他能一口气花上半个小时和我复述情节错综复杂的《佛罗伦萨的神女》，还会强调他认为点睛的细节。这种完整地叙述一个故事的能力，也让我感到自卑；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我的叙述都是破碎的，没有条理的——尤其在口头表达方面。在Tuy，他给我复述过的小说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寓言》和《野棕榈》。我总不忍心插话，也实在觉得自己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干脆就跟着他的思路一路沉下去。三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只需要听他说就好了。他问我最近读的小说中最喜欢哪一本，那就讲来听听啊。我很想说麦克尤恩的《无辜者》，但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讲述那个故事，对于情节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也把握不住。如果要我复述一部小说，只能整本再读一遍——我变成了“没有意思”的人，虽然我还想“为我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战斗。”

小说里的人生要比现实精彩很多，也更能引发读者的宽容之心。即使读者无法认同主人公的选择，但当作者铺陈完所有细节后，读者总不至于轻易批判。而现实中的人，因为我们无缘了解更多，所以遇到奇人异事，我们即使不表现反感，也总会感到讶异。对于三潘，阅读小说的时间都不够，哪还有时间揣摩别人的心思？但矛盾的是，构建一个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要以对现实人生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为前提。他以前的一个好友整天在家里背手观鱼，如今的公寓室友一个土耳其姑娘不断地换女友，都是让他感到好奇的点。对于那些以旅行为业的人，三潘总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能折腾，背后的动力来自哪，但他又承认，“他们一股子喜欢一件事情，和你我读小说、写小说并没什么区别，都是有判断和决策的前提的。”

我问一个胖胖的侍者要了第二杯咖啡，侍者认出了我，问我去年是不是来过。是啊，三年了，每次来都要吃上几顿，有时一个人，有时和三潘一起。这里的滴滴咖啡很浓郁甜腻，一杯咖啡中有半杯炼奶。餐馆墙上挂着草帽，以及老西贡的黑白照片。去厕所路上会穿越他们家厨房，几位年长的女性穿着颇有些年头的藏青色奥黛坐在小板凳上摆弄鱼虾，圆桌上的电视机里放着《越南偶像》——家无非如此，在城市公园对面，离邦美蜀一万公里。

我怀疑三潘会不会在这里终老。历史上的维城被不同政权统治过，不同民族来来去去，这里的居民保有一种别把自己当回事的态度，说不定明天就会被另一股力量裹挟，被迫再次迁徙。这种氛围适合三潘，他期待的就是那种有些许牵绊但本质上又格格不入的感觉，这种疏离感确保了他写作上的敏锐。他也许永远无法靠写作过活，但他笔下的文字——至少在我眼里——让很多职业作家相形见绌。对我写作上的困境，三潘给出了他的建议：“你知道奈保尔吗？他写那些游记的时候并不会特意交代背景，而是描写现状，让人物说话。另外，他写作的时候，可谓信马由缰，不断写下去，直到一个篇章结束，他才回过头来删改。而你，写上一两段就反复斟酌一些字词、标点，没有必要。关键是叙述的那股气息。”

接近晚上十点，Tuy只剩下三潘和我两名客人，原本在厨房的一批员工到了外面，围着那台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液晶电视。一个侍者的手机里传来了Mean Old World的歌声，我竖起耳朵听了好一会儿。

Lord, this is a mean old world to live in all by yourself

Mean old world to try and live in all by yourself

This is a mean world to be alone

Without someone to call your own

Lord, mean world to try and live in all by yourself

“这的确是个残酷和不幸的世界。”三潘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道，“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困扰不在于在哪里生活，我讨厌北京，冬天那里有一股肃杀之气。我的困扰在于，我给自己列出来的书，因为生活琐事和阅读速度过慢而没能适时读完，而不读完它们又不可能真正开始写作。但我要读的那些书都很难读，我勉强读完了托马斯·曼和福克纳，最喜欢的康拉德和劳伦斯还有一半没有读，更别提最后归向的古希腊作品了。我很喜欢古希腊人处处表明的光明和力量的特质。这些书在我最初的阅读中为我建立了一个丝毫不受损的文体和艺术氛围。我绝望，是因为年岁已过半，可时间和精力是不容分配的，乃至记忆都是时不我待的，还有那么一丁点喘口气的自由也是太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