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皮埃罗》——美学的政治或非政治

作为时代背景的颜色

在青年时期就尝试过绘画的戈达尔无疑是导演中的色彩天才，但《狂人皮埃罗》经典的蓝白红在喧哗的60年代诞生，这些颜色的使用和分配便有了多重意义。

这是一部交织着爱欲的非典型的犯罪电影，甚至与真实空间里西方世界的反战游行相比，这个故事显得很“空”、漫无目的。

主角Ferdinand离开了她上流社会妻子，被卷入一场犯罪活动中，然后往南方逃亡，和Marianne（Marianne是法国的象征，许多国家机构和组织都会印有Marianne女神的头像）一起过着一种爱情乌托邦式的生活。而Marianne的“哥哥”Fred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头头。Marianne逐渐厌倦了逃亡后的虚无主义生活，有一天她突然消失，加入Fred的犯罪行动，而被Marianne叫做Pierrot的Ferdinand最终发现Fred并不是她的哥哥，而是她真正的情人，失去爱情的他在绝望之中开枪杀死了Fred和Marianne，随后全身绑着炸药自杀。

60年代的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在全欧洲刮起了一阵哲学思潮，他提倡的“个体的绝对自由伴随着绝对的责任”影响着这一代人的精神思维，而戈达尔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法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全民公敌Pierrot Loutrel——他真实的外号就是“狂人皮埃罗”——作为故事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主角的外号，似乎是在挑衅所谓的“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两个主角的名字合体同时又产生了一层讽刺的意味：法兰西女神Marianne背叛了杀人不眨眼的法国头号公敌Pierrot。

还是60年代的法国，戴高乐在持续了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认清了法国在军事、财力、物力和道义上的“弱势地位”，终于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处于“战败”困惑中的戴高乐主义法国转向了“消费社会”，与此同时，法国也正在经历经济高速飞跃的“黄金三十年”（1945-1975），人们满足于物质和商品的增长，佩雷克的小说《物，六十年代纪事》正是这一消费时代物欲增长、内核又空虚的集体心理的佐证。然而戈达尔并没有选择像佩雷克一样，描绘一个像社会学数据表明的“大多数人”、“平均者”来表现这一社会的精神风貌，狂人皮埃罗所选择的生活无法让大多数人感同身受。

那么，有如此多政治、实事元素的《狂人皮埃罗》到底是不是一种介入政治的电影呢？戈达尔想要通过皮埃罗之死传达的信息到底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他的政治立场是否有连贯性？这是一部纯现实主义的电影还是纯美学的电影？这些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部“例外”的电影。

景观、符号及“成问题的元素”

图1

单色滤镜下的这一场景（图1）使Ferdinand从演员成为了观众。Ferdinand去参加一个上流社会聚会，他发现大家都说着像商业广告词一样的机械式的语言。戈达尔在这一场景中用一层单色滤镜转化了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这一场景成了影片中的戏中戏，让本来大家习以为常的广告变得陌生化，对演员的要求不再是很好地融入角色、合为一体“以假乱真”，而是希望他们与角色保持距离。在这一场景中，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让观众冷静地感受到广告华丽说辞的空洞与中产阶级话术的虚伪。就好像电影中的人物真实地生活在了居伊·德波定义的“景观社会”中：“景观就是当商品成功地完全占领社会生活的时刻。我们与商品的联系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我们只能看到这种联系：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一联系的世界。”[1]

图2

除了从观察者视角出发的对商业社会的讽刺，片中还充斥着一些商业符号，TOTAL的商标成了他逃忙途中随处可见的风景。对法国陌生的人可能不知道，TOTAL（道达尔）是总部位于法国的全世界第四大石油及天然气公司，Pierrot在TOTAL加油站杀死了一名职员，开着车逃跑，烧毁车的他又坐在了一家车库的TOTAL加油机下翻看漫画。对于TOTAL的呈现显得意味不明，它仅仅成为了Pierrot“旅途”中的风景，这一风景直白地点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现实：对商业社会的逃离其实无法真正摆脱它物理空间的无处不在。这是戈达尔最接近世界真相的地方——他对电影拍摄的素材不加挑选，又或者说，他刻意地保留了那些相对异质的部分，一个表现虚无主义的艺术电影、甚至是一部犯罪电影就应该完全清除掉商业符号吗？

利奥塔曾提出过“非-电影”（通译作反-电影，acinéma）的设想，他认为电影不应该删除或是驱逐任何对于情节来说无用的元素以达成统一的形式，而应该做随机的挑选，不去识别、鉴定对情节发展有利的元素，甚至保留“成问题的元素”[2]，追求与商业社会生产效率的逻辑相反的“不育”“贫瘠”（stérilité）。戈达尔的表现形式无疑契合了利奥塔的这一概念。商业标志形同荒木、河流，变成了这一社会最真实的自然背景，世界本身并不围绕着人的活动铺设陈列，人的主体地位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遭到了质疑，在戈达尔眼中，“重要的不是描绘人，而是描绘人与人之间的东西”(il ne faudrait pas décrire les gens, mais décrire ce qu’il y a entre eux)[3]。

戈达尔的红：“不是血，是红色！”

红色是《狂人皮埃罗》中最醒目的颜色，它或许代表着暴力、血腥……戈达尔的“红”究竟有什么美学意义呢？

首先是关于汽车的红，Pierrot与Marianne开车逃走时，并不像急于藏匿的罪犯，闪烁着霓虹灯光的车在午夜的路上漫步，“丝毫不担心留下可被追踪的痕迹”[4]，那些灯光一闪而过、无法捕捉。戈达尔说，挡风玻璃上光的倒影是在重塑当我们行驶在午夜巴黎街头时的感受，是红绿灯留在脑中的印象，简单来说，就是现实。[5]霓虹灯的转瞬即逝来自“懒散”“闲适”时的才能观察到的现实，而非一部情节快速推进的电影应有的节奏。

图3

在林中漫步的一段戏中Marianne也穿着红色的裙子，Pierrot看着她红色的背影唱道，“你的臀线”，而Marianne则唱道“看我短短的生命线”。这一场景里，演员似乎从导演的安排中跳脱出来，在林间漫步，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漫无目的又毫无逻辑的歌词，我们再一次忘记她们“法外之徒”的身份，也渐渐忘记她们活在电影中下一步的目的。作家王安忆经常在复旦的创意写作课上说：小说应该有内在的逻辑。如果《狂人皮埃罗》是一份写作班同学的作业的话，一定会令她大为火光。

图4

Marianne的裙子之后又被用作擦拭死去的侏儒血液（其实是红色颜料）的抹布，罪犯们用这条裙子蒙住Pierrot的头，用水刑，逼他说出Marianne的下落。红色是否代表着施加于身体上的暴力？答案并不确定，因为镜头随即又转向了Ferdinand走在一片荒废之地时的独白，他重复着有些诗意的台词：“血，我不愿意看到”，“啊，多么糟糕的五点钟”。

情节和镜头的断裂显示出戈达尔并不愿意表达连贯、统一的思想。如果说艺术政治化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诉求、传达对现实的愤懑的话，那么想要实现这一目的，理应保持思想与路线的连贯——“如果介入政治的特性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力求逻辑严密的观点与诉求体系……戈达尔展示的是介入的反面。”[6]戈达尔的回应则是“：在《狂人皮埃罗》中，唯一的统一性（unité）是情感方面的”[7]，我们无法找到政治诉求上的一致与统一。换句话说，戈达尔并不相信，通过艺术的表达有可以直接达成政治诉求的效果。

纯粹诗意中的政治

质疑戈达尔是否真的介入政治，基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亚里士多德语义下的mimésis,意为“模仿的艺术”，他们相信通过艺术，表现一位英雄式的主角，可以指引人民去模仿或是避免剧中的某种行动，从而达成一种“教学法”式的效果，他们相信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即艺术家的意图可以直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为观众勾勒一幅精准无误的群众斗争画像[8]。

图5

图6

戈达尔相信mimésis的效果，但同时又质疑。片中最有政治意味的场景，就是Pierrot和Marianne表演越南战争的那一段，Marianne涂成黄脸演一个越南女孩，Pierrot把火柴当作轰炸机。戈达尔表示，展示这一段讥讽好莱坞大片的场景就是出于“很简单的逻辑”（pure logique），就像小孩会模仿警察捉小偷一样（comme lorsque les enfants jouent aux gendarmes et aux voleurs）。[9]换句话说，戈达尔相信“模仿”（mimésis）这一机制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小孩世界的游戏在重复大人世界的规则。然而戈达尔也质疑了“模仿”功能性的实质：“真枪实弹”、如此逼真的战争电影，是否能够让人吸取历史的教训、区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说，这样的电影只是一种小孩的游戏，在其中，我们只是在不断地巩固“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刻板印象？Marianne被涂黄的脸并非是戈达尔对黄种人的刻板印象，而是戈达尔在模仿，好莱坞大片最终会造就的、对“被压迫者”的单一刻板印象。

艺术政治化的真正目的难道就是描绘按照等级制度和秩序规划后的身份吗？“不是血，而是红色”，戈达尔的这句话想要说明的是，似乎我们已经天然赋予了红色“血”的意义了。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对这样被符号化的词语用法进行“改革”，扰乱这些被社会共识赋予意义的字眼（比如红象征着暴力）。这一想法契合了朗西埃定义的“美学体系”（régime esthétique）政治化艺术：“让已被常见事物重新被见，让曾经不存在的关系重新建立，目的是在感知的感性连贯和情感的动态中生产断裂”[10]。

戈达尔想做的是生产“完全的图像”（image totale），反对“图像的系统”（système d’images）、“图像的全体性” （une totalité des images）[11]。这种图像的系统、图像的全体性正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系统的逻辑：商业或是政治宣传的图像被想要宣扬的集体意识编码，占领蔓延至所有社会的舞台、屏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戈达尔的去政治成为了“政治”。

图7

戈达尔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求一部电影一定是纯政治的，而不是纯美学、纯诗意的呢？如果一部电影是纯诗意的，那么它就会瞬间失去政治的意味吗？Pierrot在片中独白的书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作家选择……他人的自由”“语言从废墟中诞生”。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中把这种无调性的絮语称之为“相册”（Album），它与私密日记的延续性相反，与“总体性”背道而驰[12]，换言之，是自废墟——立场的支离破碎、行动的分裂、和模糊不清的意图书中，诞生了戈达尔的纯粹诗意。

正是通过这种纯粹诗意的表达，《狂人皮埃罗》摒弃了消费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编码设定好的语言，从而成为使用这一语言来介入政治的电影的反面。戈达尔的血或是红，代表的是全然的他者，他游离之外，不在其中。他玩起孩童的模仿游戏，又在游荡在废墟之中书写遗世独立的诗意。《狂人皮埃罗》的非政治也是一种政治。

[1]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Paris, Gallimard, 1996(1992), p.24.

[2]Jean-Francois Lyotard, Des dispositifs pulsionnels, Paris, Édition Galilée, 1994, p.57-59.

[3]«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4]原文为“sans souci de traces ou de récupérations”，见«Fable sur "Pierrot"»,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36.

[5]«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35

[6]Rémy Rieffel, La tribu des clercs. Les intellectuels sous la Ve République, Paris, Calmann-Lévy/CNRS, 1993, p.226-241

[7]«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8]参见Jacques Rancière,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Paris, La fabrique, 2008, p.64

[9]«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10]原文为：faire voir autrement de ce qui était trop aisément vu, de mettre en rapport ce qui ne l’était pas, dans le but de produire des ruptures dans le tissu sensible des perceptions et dans la dynamique des affects.Jacques Rancière,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Paris, La fabrique, 2008, p.72

[11]参见Georges Didi-Huberman, Passés cités par JLG. L’Œil de l’histoire, 5.,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p.107

[12]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5, p.440